“這件事情以後，敵人不押我們外出幹活了，又把我們運回了集中營。大家本來準備趁這天幹活時掩護我逃出去，結果打亂了計劃……’娜塔莎說：
“我五歲那會兒根本不懂詩歌，可是達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禱不可。我就成天為爸爸媽媽禱告，保佑他們活下來。這種。生怕失去媽媽的恐懼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現在每天早晨都要給媽媽掛電話，我必須跟她說上兩句話：‘你感覺怎麽樣?好嗎?’‘嗯，很好……’我這才把電話聽筒擱下，開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嗎?”
“要是我沒打電話，或者媽媽到什麽地方去了，我會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兩隻手都不知放在哪兒才好。晚上睡覺之前，我還要打電話給她。雖然我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我仍然每天要親耳聽聽媽媽的聲音，哪怕是一兩句話。”
“您常常到媽媽那兒去嗎?”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醫院值班的話。我是兒科精神病醫生。跟媽媽一樣，我當上了大夫。我丈夫無法理解我為什麽總是慌裏慌張，早先他還委屈過、嫉妒過，現在他認可了。他看到，這並不是什麽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從小就渴望當醫生，但我不能當外科醫生。我例不怕見血，而是怕給活人動刀。因為那總使我聯想到我在戰爭期見的所見所聞：那些傷口，還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們在大學裏上實習課，這對我實在是極大的困難……”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裝進女囚專列運往英吉利海峽邊上的克羅澤集中營為法西斯幹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紀念日那天，法國人組織了越獄。她逃了出去，參加了“馬基”（二次大戰時法國抵抗運動遊擊隊.——譯者注）。
“那些日子留給我的紀念，是受傷的脊椎和一枚法國‘戰鬥十字勳章’。我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於戰後什麽都不願意去回憶。所以有很多細節忘記了。幾十年來，我反覆強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隻有一件事我不願忘掉，那就是從法國回來，踏上祖國土地上的第一站……我們當時全都跳出了車廂，吻著土地，把泥土捧在懷裏……”
過了幾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電話給我：
“我剛剛回到家裏。我找到那個地方去了……什麽地方?就是當年黨衛軍集中營所在地。這麽多年，我連往那個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爾必須到那片地區去，我就遠遠地繞著走……自從我們上次交談以後——當時您問，現在那個地方究竟怎樣了，我也暗暗想：‘那兒現在是什麽樣了?’我在那裏就象喝醉了酒似地，遊蕩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來了：哪兒是過去的板棚，哪兒是過去的澡堂，哪兒是吊死人的絞架……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兒離地區中心不遠，乘有軌或無軌電車都可以到……”
於是，我們一塊兒來到了當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許多新建的公寓樓房，還有某設計院的長方形小樓房，一切都顯得很平常，很普通，練毫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這裏卻流出了眼淚：
“這兒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來的嗬，就在這下麵躺著成千上萬的人，我連他們的模樣都記得……”
後來我又得知，當年這座集中營的囚徒們曾經找到明斯克執委會，請求把集中營原址列為永久性紀念地，要豎紀念碑。要是在我們過去呆過的地方沒有紀念物，誰能在這種土地上健康成長?我們應該記住這一切。
“在明斯克還應當為無名的地下工作者豎立紀念碑，因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隱姓埋名的。不能因為他們死時沒留姓名而被我們遺忘。”
隻要這位受到戰爭傷害的婦女還健在，她的回憶便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橋樑。但她還想知道，明天將會怎麽樣。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著她對戰爭的一筆細帳。她叫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對我講：
“我帶著兒子在街上走，到處躺著死人一一躺在馬路這邊和那邊。我在給兒子講童話小紅帽的故事，而周圍全是死人。當時我們離開了難民群，到我母親那兒去。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他那年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我怎麽也弄不明白：他這是怎麽回事?我們住在地下室裏，有時候能看到街上走過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為什麽從床底下爬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過他……
“不過，這些現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裏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裏，他突然抬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麽?’
“我給他解釋：
“‘爸爸是麵孔白白的美男子，在軍隊裏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蕩開進城來。我兒子哭著跑回家來：
“我五歲那會兒根本不懂詩歌，可是達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禱不可。我就成天為爸爸媽媽禱告，保佑他們活下來。這種。生怕失去媽媽的恐懼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現在每天早晨都要給媽媽掛電話，我必須跟她說上兩句話：‘你感覺怎麽樣?好嗎?’‘嗯，很好……’我這才把電話聽筒擱下，開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嗎?”
“要是我沒打電話，或者媽媽到什麽地方去了，我會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兩隻手都不知放在哪兒才好。晚上睡覺之前，我還要打電話給她。雖然我現在已經四十多歲了，我仍然每天要親耳聽聽媽媽的聲音，哪怕是一兩句話。”
“您常常到媽媽那兒去嗎?”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醫院值班的話。我是兒科精神病醫生。跟媽媽一樣，我當上了大夫。我丈夫無法理解我為什麽總是慌裏慌張，早先他還委屈過、嫉妒過，現在他認可了。他看到，這並不是什麽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從小就渴望當醫生，但我不能當外科醫生。我例不怕見血，而是怕給活人動刀。因為那總使我聯想到我在戰爭期見的所見所聞：那些傷口，還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們在大學裏上實習課，這對我實在是極大的困難……”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裝進女囚專列運往英吉利海峽邊上的克羅澤集中營為法西斯幹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紀念日那天，法國人組織了越獄。她逃了出去，參加了“馬基”（二次大戰時法國抵抗運動遊擊隊.——譯者注）。
“那些日子留給我的紀念，是受傷的脊椎和一枚法國‘戰鬥十字勳章’。我經歷的事情太多了，以致於戰後什麽都不願意去回憶。所以有很多細節忘記了。幾十年來，我反覆強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隻有一件事我不願忘掉，那就是從法國回來，踏上祖國土地上的第一站……我們當時全都跳出了車廂，吻著土地，把泥土捧在懷裏……”
過了幾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電話給我：
“我剛剛回到家裏。我找到那個地方去了……什麽地方?就是當年黨衛軍集中營所在地。這麽多年，我連往那個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爾必須到那片地區去，我就遠遠地繞著走……自從我們上次交談以後——當時您問，現在那個地方究竟怎樣了，我也暗暗想：‘那兒現在是什麽樣了?’我在那裏就象喝醉了酒似地，遊蕩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來了：哪兒是過去的板棚，哪兒是過去的澡堂，哪兒是吊死人的絞架……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兒離地區中心不遠，乘有軌或無軌電車都可以到……”
於是，我們一塊兒來到了當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許多新建的公寓樓房，還有某設計院的長方形小樓房，一切都顯得很平常，很普通，練毫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這裏卻流出了眼淚：
“這兒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來的嗬，就在這下麵躺著成千上萬的人，我連他們的模樣都記得……”
後來我又得知，當年這座集中營的囚徒們曾經找到明斯克執委會，請求把集中營原址列為永久性紀念地，要豎紀念碑。要是在我們過去呆過的地方沒有紀念物，誰能在這種土地上健康成長?我們應該記住這一切。
“在明斯克還應當為無名的地下工作者豎立紀念碑，因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隱姓埋名的。不能因為他們死時沒留姓名而被我們遺忘。”
隻要這位受到戰爭傷害的婦女還健在，她的回憶便是戰爭與和平之間的橋樑。但她還想知道，明天將會怎麽樣。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著她對戰爭的一筆細帳。她叫娜傑日達·維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對我講：
“我帶著兒子在街上走，到處躺著死人一一躺在馬路這邊和那邊。我在給兒子講童話小紅帽的故事，而周圍全是死人。當時我們離開了難民群，到我母親那兒去。我拿兒子沒辦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兒一坐就是好幾天。他那年五歲，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塊兒吃了一年多苦頭。我怎麽也弄不明白：他這是怎麽回事?我們住在地下室裏，有時候能看到街上走過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為什麽從床底下爬出來。但一看到窗外有一雙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來……後來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過他……
“不過，這些現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裏和孩子們玩，晚上回到家裏，他突然抬頭問我，“‘媽媽，爸爸——是什麽?’
“我給他解釋：
“‘爸爸是麵孔白白的美男子，在軍隊裏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蕩蕩開進城來。我兒子哭著跑回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