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鮑芙·紮哈洛夫娜塞給我一些蘋果，讓我帶著路上吃：
“蘋果我是從來不賣的，無論蘋果，還是野果，都不賣。我把它們都分給別人，全分給別人……”
在許多人家裏，我常常是同時記下兩個故事——母親的和已經成年的女兒（在戰爭那時，她還是個小娃娃）的故事。兒童的記憶往往能從一個完全料想不到的側麵揭示出事件的意義。下麵這個故事說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後來的法國抵抗運動參加者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兒娜塔莎——現在叫娜塔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說：
“戰前我是個兒科醫生，整天接觸孩子，跟孩子們打交道……可是戰爭開始了，我參加了地下工作。我當時二十三歲。
“我們的一些同誌被捕了，一連幾天我們都提心弔膽地等著：他們會不會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見敵人已經在給他們準備絞索了。我們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鍾的遲疑，因為到處都是密探，這些被捕的同誌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親密友誼……而且你很清楚，同樣的命運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蓋世太保把我抓走時，我知道麵臨的是什麽，我明白、預感到了一切。敵人用皮靴、鞭子來拷打我。我算是見識了什麽叫法西斯的‘修指甲術’。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種刑具把針插進我的指甲裏……把所有的指甲都插進了針。這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我立刻昏了過去。我都記不住當時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實在太可怕，後來我怎麽也無法回想起來。他們還用圓木來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記得不確切，說得不對茬口了。我隻記得一點：這邊和那邊各擺一根圓木，把我放在中間……這是個什麽刑具呀，我都能聽到自己骨頭斷裂的嘎嘎聲……這樣折磨我多長時間?我也記不得了。他們還把我放在電椅上拷問。從那時起我就一點兒都碰不得電器。我記得他們是怎樣把我推到電椅上去的……我現在連電熨鬥都不敢用。我—輩子都落下了這塊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覺得全身都仿佛通了電。凡是與電有關的事，我一件也幹不得。也許，戰後應該建立一種心理內科學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輩子就是這麽過來的(她哭了起來)。
“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麽會這樣大哭。當時我已經不會哭了，我被打得皮開肉綻，肌肉都翻了出來。敵人判處我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裏，裏麵還關著兩名婦女。知道嗎，我們一滴眼淚都沒有，毫不慌張，因為我們早都知道，既然幹地下工作，必然會有什麽命運在等待我們，所以我們十分鎮定從容。我們在一塊兒談論詩歌，回憶自己喜愛的歌劇。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故意不去想我們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們笑著，互相鼓勵，就這樣過了兩天半……
“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們互相道別、親吻，但沒流眼淚，也不覺得恐懼。顯然我已多少習慣了死的念頭，連恐懼感都沒有了。隻不過還有些空虛感。我已經什麽人都不想了……
“我們被關在囚車裏，我記不清車走了多久，要知道我這是在與人生永別啊！汽車停下來了，我們一共是二十個人。原來到了黨衛軍集中營。我們被折磨得太厲害了，連下車的氣力都沒有了。我們被扔下車來，就象扔死狗一樣。德軍指揮官命令我們爬到板棚去，我們在地上一步一爬，他還用皮鞭抽打我們，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跡。別看到集中營板棚才三百多米，可我們卻無能為力！然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我們看到：囚犯們在那兒被分成兩群。敵人沒理會左邊的人群，而逼著右邊的人群脫光衣服，並把衣服扔到箱子裏。誰要是有假牙，也被拔下來，扔到另—個箱子裏。然後把他們推到毒氣車裏。這一切都是當著我們的麵進行的……在一個板棚跟前，站著一個女人，她還在抱著孩子餵奶。唉，您是知道的……旁邊就是軍犬，警備隊，他們立在那兒一動不動，象柱子似的。這婦女是最後一個了……警備隊長見到這誰也不去碰那婦女的場麵，便親自跑過去，一把抓過這孩子，照準一個管道閥門就摔了下去，您想想……(她又哭起來)對不起，我現在接著往下講……這孩子的血和腦漿濺了一牆。接下來，他便親自動手殺人了。他撲到這女人跟前，開始剝下她身上的衣服，突然他發現她嘴裏有幾顆金牙，於是抓起一件鐵器，使勁朝她口中砸去……把金牙血淋淋地掏了出來……
“所有這些，當然您在書裏讀到過。戰爭在你們看來是可怕的，而我們，卻是親眼目睹者。我到現在也不明白， 當時目睹這一切的人和做出這一切的人居然沒有發瘋……至於那法西斯軍官，從精神病理學的觀點看，還算是個正常人，而不是瘋子。
“……接下去，敵人每天押著我們去幹活。有一次，我們剛剛下了汽車，我突然聽到—個聲音：‘媽媽！媽媽！’我抬頭一看：達莎大嬸站在那邊，我的小女兒從人行道上跑了過來。她們偶然到馬路上來，看見了我。女兒飛快地跑著，一下子撲到我懷裏來。您想想，邊上就是狼狗，它們受過專門訓練，專往人身上撲。可是這回，連一條狼狗都沒有動。平時要是有誰過來，它們早就撲上來撕你衣服了，這是它們的紀律。可是這回它們全都一動不動。女兒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哭，隻是說：‘好女兒，娜塔申卡，我很快就會回家的，別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備隊和狼狗都站在旁邊，可是誰也沒碰她一下……
“蘋果我是從來不賣的，無論蘋果，還是野果，都不賣。我把它們都分給別人，全分給別人……”
在許多人家裏，我常常是同時記下兩個故事——母親的和已經成年的女兒（在戰爭那時，她還是個小娃娃）的故事。兒童的記憶往往能從一個完全料想不到的側麵揭示出事件的意義。下麵這個故事說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後來的法國抵抗運動參加者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兒娜塔莎——現在叫娜塔利亞·康斯坦丁諾夫娜。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說：
“戰前我是個兒科醫生，整天接觸孩子，跟孩子們打交道……可是戰爭開始了，我參加了地下工作。我當時二十三歲。
“我們的一些同誌被捕了，一連幾天我們都提心弔膽地等著：他們會不會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見敵人已經在給他們準備絞索了。我們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鍾的遲疑，因為到處都是密探，這些被捕的同誌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親密友誼……而且你很清楚，同樣的命運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蓋世太保把我抓走時，我知道麵臨的是什麽，我明白、預感到了一切。敵人用皮靴、鞭子來拷打我。我算是見識了什麽叫法西斯的‘修指甲術’。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種刑具把針插進我的指甲裏……把所有的指甲都插進了針。這簡直比下地獄還痛苦。我立刻昏了過去。我都記不住當時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實在太可怕，後來我怎麽也無法回想起來。他們還用圓木來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記得不確切，說得不對茬口了。我隻記得一點：這邊和那邊各擺一根圓木，把我放在中間……這是個什麽刑具呀，我都能聽到自己骨頭斷裂的嘎嘎聲……這樣折磨我多長時間?我也記不得了。他們還把我放在電椅上拷問。從那時起我就一點兒都碰不得電器。我記得他們是怎樣把我推到電椅上去的……我現在連電熨鬥都不敢用。我—輩子都落下了這塊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覺得全身都仿佛通了電。凡是與電有關的事，我一件也幹不得。也許，戰後應該建立一種心理內科學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輩子就是這麽過來的(她哭了起來)。
“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麽會這樣大哭。當時我已經不會哭了，我被打得皮開肉綻，肌肉都翻了出來。敵人判處我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裏，裏麵還關著兩名婦女。知道嗎，我們一滴眼淚都沒有，毫不慌張，因為我們早都知道，既然幹地下工作，必然會有什麽命運在等待我們，所以我們十分鎮定從容。我們在一塊兒談論詩歌，回憶自己喜愛的歌劇。我們談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故意不去想我們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們笑著，互相鼓勵，就這樣過了兩天半……
“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們互相道別、親吻，但沒流眼淚，也不覺得恐懼。顯然我已多少習慣了死的念頭，連恐懼感都沒有了。隻不過還有些空虛感。我已經什麽人都不想了……
“我們被關在囚車裏，我記不清車走了多久，要知道我這是在與人生永別啊！汽車停下來了，我們一共是二十個人。原來到了黨衛軍集中營。我們被折磨得太厲害了，連下車的氣力都沒有了。我們被扔下車來，就象扔死狗一樣。德軍指揮官命令我們爬到板棚去，我們在地上一步一爬，他還用皮鞭抽打我們，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跡。別看到集中營板棚才三百多米，可我們卻無能為力！然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我們看到：囚犯們在那兒被分成兩群。敵人沒理會左邊的人群，而逼著右邊的人群脫光衣服，並把衣服扔到箱子裏。誰要是有假牙，也被拔下來，扔到另—個箱子裏。然後把他們推到毒氣車裏。這一切都是當著我們的麵進行的……在一個板棚跟前，站著一個女人，她還在抱著孩子餵奶。唉，您是知道的……旁邊就是軍犬，警備隊，他們立在那兒一動不動，象柱子似的。這婦女是最後一個了……警備隊長見到這誰也不去碰那婦女的場麵，便親自跑過去，一把抓過這孩子，照準一個管道閥門就摔了下去，您想想……(她又哭起來)對不起，我現在接著往下講……這孩子的血和腦漿濺了一牆。接下來，他便親自動手殺人了。他撲到這女人跟前，開始剝下她身上的衣服，突然他發現她嘴裏有幾顆金牙，於是抓起一件鐵器，使勁朝她口中砸去……把金牙血淋淋地掏了出來……
“所有這些，當然您在書裏讀到過。戰爭在你們看來是可怕的，而我們，卻是親眼目睹者。我到現在也不明白， 當時目睹這一切的人和做出這一切的人居然沒有發瘋……至於那法西斯軍官，從精神病理學的觀點看，還算是個正常人，而不是瘋子。
“……接下去，敵人每天押著我們去幹活。有一次，我們剛剛下了汽車，我突然聽到—個聲音：‘媽媽！媽媽！’我抬頭一看：達莎大嬸站在那邊，我的小女兒從人行道上跑了過來。她們偶然到馬路上來，看見了我。女兒飛快地跑著，一下子撲到我懷裏來。您想想，邊上就是狼狗，它們受過專門訓練，專往人身上撲。可是這回，連一條狼狗都沒有動。平時要是有誰過來，它們早就撲上來撕你衣服了，這是它們的紀律。可是這回它們全都一動不動。女兒撲到我身上來，我沒有哭，隻是說：‘好女兒，娜塔申卡，我很快就會回家的，別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備隊和狼狗都站在旁邊，可是誰也沒碰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