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我們去，……我們這就去問問這位媽媽，她為什麽把我們丟下不管了……’“我當時穿著男式軍服，戴著船形帽，騎著馬。我女兒一定是把她的媽媽想像得跟太外婆，跟別的女人—樣，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卻是一個大兵。
“她好長時間不到我懷裏來，她害怕。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為我畢竟沒有撫養她。她不是守在媽媽跟前長大的。
“我帶回一塊肥皂。在給女兒洗澡時，她竟用牙齒啃起肥皂來，想嚐一嚐肥皂的滋味兒，以為是吃的東西。她們過的是什麽日子啊！我記得我母親是個年輕婦女，而她來接我時，已經是個老太婆了。為了一切罪惡，我恨透了法西斯……也為了這一點……我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德國傷兵趴在地上，兩隻手死命地摳著土地，他很疼。這時我們的一個戰士走到他跟前說：‘別動，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邊，你是打那兒來的……’”
安東尼娜·格利戈裏耶夫娜·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講道：
“我是戰前出嫁的，生了一個女孩。戰爭爆發了，我丈夫是個飛行員，犧牲在莫斯科城下。我一得到他的陣亡通知書，就申請上前線。既然他死了，那麽，就應該由我去保衛我的女兒——我當時就是這麽想的。我記得上麵很快就批準了我的請求。把我編入了鮑裏索夫一二五近衛航空轟炸機團。
“我把女兒留給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世了。我丈人有個姐姐，她收養了我女兒。戰後我復員回家時，她說什麽也不肯把女兒還給我。她數落了我一番，說是，你不應該有女兒，既然你拋棄了她去打仗。母親怎會拋棄自己的孩子呢，況且又是這麽小的孩子?我從戰場上回來，我女兒已經七歲了，我離開時她才三歲。我們重逢時，女兒已是個大孩子了。不過，她長得很瘦小，吃不飽，睡不好。附近有一所醫院，她常常到那所醫院去，為傷員表演節目，跳舞，醫院的人就給她點麵包吃。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她們過得太苦了。”
“您覺得自己有過錯嗎?”
“沒有過錯……我在前線常常想她，做夢都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但我並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盡量體諒她。她很愛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個強壯、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這樣的人會被打死了。所以，她不願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來。她是那樣一種女人，在她們心目中，家庭、孩子——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論是轟炸，還是掃射，她隻有一個念頭：今天怎麽給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責備她……”
“那麽，她願意體諒您嗎！您也非常難過啊。”
“不。她說，我是個狠心的女人，甚至不配做女人。我哭了又哭，捫心自問：也許我真象她說的那樣，是鐵石心腸的女人?可是在我身上一點兒也找不到這種狠心腸。要知道，在戰爭中我們吃了那麽多苦頭，失去家庭、房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留在家裏的有很多人，又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做。我們背著降落傘坐等上級的命令。男人抽菸，玩牌。我們呢，在起飛信號彈升起前，還坐著縫頭巾，我們，還是女人啊。您瞧這張相片，這是我們的領航員。她想寄照片回家，於是我們有人找出一塊頭巾，替她紮上，為了不讓肩章露出來，我們還用被單遮住她的軍上裝，好象她穿的是連衣裙……就這樣拍了照。這是她最珍愛的照片……
“我們非常渴望做個地地道道的女人，——做個好母親……”
一次又一次的會見，一個接一個的故事。講的是母親和兒子，講的是戰爭在他們之間形成了多麽難以填補的鴻溝。
……秋雨綿綿，別列茲諾中心區每條大街小巷都雨水泛溢。在汽車站上別人告訴我說，我要去的地方隻要走十五分鍾，可是我足足走了一個多鍾頭才到達。我不得不繞過一個漲滿的小湖、—家冒著團團煙霧的小工廠，以及兩大垛掛著濕晶晶草屑的新飼草。
柳鮑芙·紮哈洛夫娜·諾維克的房子很大，象農民家庭那樣隔成兩個廂房，，我們坐在朝陽的一間屋子裏，沙發上麵掛著幾幅全家照，還掛著一塊白色棉墊，上麵別看軍功章—一“每逢五月九日前夕，我都把它們取下來擦得錚錚亮。”
一隻小貓爬到女主人膝蓋上，討好地獻媚。主人家的母牛拱開院門，男主人趕緊出去把它趕迴圈裏。狗把鐵鏈碰得曄嘩響……
我是來請她談戰爭的。可是柳鮑芙·紮哈洛夫娜沒有料到我來，因此毫無準備。不過，從前的事兒她全記得——“都在我心裏裝著呢”。
衛生指導員柳鮑芙·紮哈洛夫娜·諾維克說：
“有一次我們向敵人發起進攻，有個傷員動脈出血不止，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般情景——血象噴泉一樣。我要跑去喊醫生，可是傷員對我大喝了一聲：‘你要到哪兒去?哪兒去?還不快用皮帶紮上！’這時我才反應過來……”
接著她幾乎貼著我耳朵說起悄悄話來：
“您走後，我丈夫會罵我的。他不喜歡別人談這些。他沒上過戰場，是個年輕人，年齡此我小。戰後呀，我瞧著什麽都憐憫……擰小公雞腦袋時，我憐憫，宰公豬時，公豬嚎叫我也憐憫，瘸腿的貓啦狗啦，我都憐憫。我把什麽都收養下來……不知怎麽，見到別人受苦我也受不了。我在醫院工作時，病人都很喜歡我，說我心腸好。”
“她好長時間不到我懷裏來，她害怕。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為我畢竟沒有撫養她。她不是守在媽媽跟前長大的。
“我帶回一塊肥皂。在給女兒洗澡時，她竟用牙齒啃起肥皂來，想嚐一嚐肥皂的滋味兒，以為是吃的東西。她們過的是什麽日子啊！我記得我母親是個年輕婦女，而她來接我時，已經是個老太婆了。為了一切罪惡，我恨透了法西斯……也為了這一點……我記得，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德國傷兵趴在地上，兩隻手死命地摳著土地，他很疼。這時我們的一個戰士走到他跟前說：‘別動，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邊，你是打那兒來的……’”
安東尼娜·格利戈裏耶夫娜·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講道：
“我是戰前出嫁的，生了一個女孩。戰爭爆發了，我丈夫是個飛行員，犧牲在莫斯科城下。我一得到他的陣亡通知書，就申請上前線。既然他死了，那麽，就應該由我去保衛我的女兒——我當時就是這麽想的。我記得上麵很快就批準了我的請求。把我編入了鮑裏索夫一二五近衛航空轟炸機團。
“我把女兒留給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世了。我丈人有個姐姐，她收養了我女兒。戰後我復員回家時，她說什麽也不肯把女兒還給我。她數落了我一番，說是，你不應該有女兒，既然你拋棄了她去打仗。母親怎會拋棄自己的孩子呢，況且又是這麽小的孩子?我從戰場上回來，我女兒已經七歲了，我離開時她才三歲。我們重逢時，女兒已是個大孩子了。不過，她長得很瘦小，吃不飽，睡不好。附近有一所醫院，她常常到那所醫院去，為傷員表演節目，跳舞，醫院的人就給她點麵包吃。這是她後來告訴我的……她們過得太苦了。”
“您覺得自己有過錯嗎?”
“沒有過錯……我在前線常常想她，做夢都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但我並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盡量體諒她。她很愛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個強壯、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這樣的人會被打死了。所以，她不願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來。她是那樣一種女人，在她們心目中，家庭、孩子——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論是轟炸，還是掃射，她隻有一個念頭：今天怎麽給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責備她……”
“那麽，她願意體諒您嗎！您也非常難過啊。”
“不。她說，我是個狠心的女人，甚至不配做女人。我哭了又哭，捫心自問：也許我真象她說的那樣，是鐵石心腸的女人?可是在我身上一點兒也找不到這種狠心腸。要知道，在戰爭中我們吃了那麽多苦頭，失去家庭、房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留在家裏的有很多人，又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做。我們背著降落傘坐等上級的命令。男人抽菸，玩牌。我們呢，在起飛信號彈升起前，還坐著縫頭巾，我們，還是女人啊。您瞧這張相片，這是我們的領航員。她想寄照片回家，於是我們有人找出一塊頭巾，替她紮上，為了不讓肩章露出來，我們還用被單遮住她的軍上裝，好象她穿的是連衣裙……就這樣拍了照。這是她最珍愛的照片……
“我們非常渴望做個地地道道的女人，——做個好母親……”
一次又一次的會見，一個接一個的故事。講的是母親和兒子，講的是戰爭在他們之間形成了多麽難以填補的鴻溝。
……秋雨綿綿，別列茲諾中心區每條大街小巷都雨水泛溢。在汽車站上別人告訴我說，我要去的地方隻要走十五分鍾，可是我足足走了一個多鍾頭才到達。我不得不繞過一個漲滿的小湖、—家冒著團團煙霧的小工廠，以及兩大垛掛著濕晶晶草屑的新飼草。
柳鮑芙·紮哈洛夫娜·諾維克的房子很大，象農民家庭那樣隔成兩個廂房，，我們坐在朝陽的一間屋子裏，沙發上麵掛著幾幅全家照，還掛著一塊白色棉墊，上麵別看軍功章—一“每逢五月九日前夕，我都把它們取下來擦得錚錚亮。”
一隻小貓爬到女主人膝蓋上，討好地獻媚。主人家的母牛拱開院門，男主人趕緊出去把它趕迴圈裏。狗把鐵鏈碰得曄嘩響……
我是來請她談戰爭的。可是柳鮑芙·紮哈洛夫娜沒有料到我來，因此毫無準備。不過，從前的事兒她全記得——“都在我心裏裝著呢”。
衛生指導員柳鮑芙·紮哈洛夫娜·諾維克說：
“有一次我們向敵人發起進攻，有個傷員動脈出血不止，我以前從來沒見過這般情景——血象噴泉一樣。我要跑去喊醫生，可是傷員對我大喝了一聲：‘你要到哪兒去?哪兒去?還不快用皮帶紮上！’這時我才反應過來……”
接著她幾乎貼著我耳朵說起悄悄話來：
“您走後，我丈夫會罵我的。他不喜歡別人談這些。他沒上過戰場，是個年輕人，年齡此我小。戰後呀，我瞧著什麽都憐憫……擰小公雞腦袋時，我憐憫，宰公豬時，公豬嚎叫我也憐憫，瘸腿的貓啦狗啦，我都憐憫。我把什麽都收養下來……不知怎麽，見到別人受苦我也受不了。我在醫院工作時，病人都很喜歡我，說我心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