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哈爾圖博醫院簡陋的醫療設備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來，活下來，——別無它求。我終於活了下來，象大家一樣生活了。我在科學院中心圖書館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確確。而現在，生活又沒完沒了地成了與疾病的鬥爭。無論怎麽說，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還有疾病，還有獨身。那輾轉難眠的漫漫長夜啊……那麽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總做惡夢，每次醒來都嚇出一身冷汗。我不記得安尼婭姓什麽了……也不記得她是勃良斯克人，還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麽不願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彎在腦後，透過窗欞向外麵大喊：‘我——想——活！’我沒法找到她的父母，無法向他們轉達安尼婭的最後問候。我覺得，我欠著一筆永遠還不清的債務。”
從基輔到波洛欽納有幾百公裏的路途，可是我在這兒卻聽到了跟上麵同樣的東西。即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負疚感覺，特別是在回憶的時候。
克拉拉·瓦西裏耶夫娜·岡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說：
“戰後我到一個村莊去征訂公債。人們都在地窖裏住著。我到了這裏，村莊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著……一位婦女鑽了出來，地穿的是什麽衣服啊，簡直不忍目睹。我鑽進地窖，裏麵有三個孩子，全都飢餓不堪。那位婦女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著幹草的大石糟裏。
“她問我：
“你是來征訂公債的嗎?’
“我說是的。
“她說：
“‘我今天什麽都沒有了，隻剩下一隻母雞。我去問問鄰居大嬸是不是會買，昨天她問我來著。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象有什麽東西哽在喉嚨裏。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丟下三個孩子，家裏一無聽有，隻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征的是現金。她寧願貢獻出一切，隻要能換來和平，隻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談這種事兒了……雖然我是從前線過來的人，但我還是感到自己欠了這女人的債。我一直記得她的麵孔，她那幾個孩子……”
麵對那些小得可憐的土豆，麵對這最後一隻母雞，我們在人性上所負的責任是多麽重大啊。我本人負有責任，我們大家都負有責任。被她們所拯救的整個世界，都負有責任。
第11章 “媽媽，爸爸——是什麽?”
關於身為母親的女性，應該有個獨立的故事，盡管我所聽到和記下來的這些或許不能稱之為故事。它們的確不是故事。或者說，不僅僅是故事和往事。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記憶。尤其是當母親本人來講述，或人們回憶母親的時候。
我在柳鮑芙·伊戈列夫娜·魯德柯夫斯卡雅(庫圖佐夫遊擊隊明斯克第二支隊女遊擊隊員)的狹小住宅裏聽到，不就是—個敏感的、不肯癒合的創口嗎?
“我在逃跑，我們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媽媽卻在德寇衝鋒鎗手的看押下。她目送著我們跑掉……我隱約聽見她的聲音，她在叫喊。後來別人告訴我她喊的是什麽，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後再不會有人替你換衣服了……’她以為我肯定會被打死，她高興的是，我將穿著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時十分寂靜，不知怎麽，敵人沒有朝我們開槍。隻有我媽媽叫喊的聲音。也許敵人開槍了？反正我沒聽見。我隻記得媽媽的聲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著年輕人似的短髮型、笑容可掬的恬靜婦女到編輯部來找我，還帶來了她在戰爭中的筆記。我沒估計到她會講出那麽悲壯的故事來，隻想平平常常地在辦公室裏進行我們的談話。
“不，”她懇求我說，“我們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去吧。”
於是我們來到公園。
“有件事我沒寫在本子上，我想親口講。”
“那麽您寫的是什麽呢?”
“我們遊擊隊的軍事行動。”
“您想講的呢?”
“在戰爭中我怎麽帶著兩個小娃娃生活……”
下麵就是拉依莎·格利戈裏耶夫娜·霍謝涅維契(沃龍年斯基“人民復仇者”遊擊隊女隊員)講的故事：
“敵人開始轟炸明斯克，我趕緊跑到幼兒園去接兒子。我的小女兒剛滿兩歲，住在託兒所裏，而託兒所那時已經遷到城郊了。我決定先把兒子接出來領回家，然後再去接女兒。我想盡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讓孩子呆在我身邊。
“我跑到幼兒園時，敵機已飛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彈了。我忽然聽見我那不滿四歲的小兒子的說話聲：
“‘你們別害怕，我媽媽說了，敵人會被打垮的……’“我從柵欄門看進去，院內共有五個孩子，我兒子正在安慰別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來，大聲哭了。原來，他也害怕極了。
“我把兒子接回家，請鄰居幫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兒。我趕到託兒所所在地，那兒一個人也沒有了。有位鄉下人告訴我，孩子都給帶走了。我問：到哪兒去了?誰帶走的?他說，也許是進城了。託兒所裏有兩位保育員，卻一輛汽車也沒有。他們是步行離開的。這兒離市區不算遠，約莫十五到二十公裏。可是，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兩歲……我找他們找了兩個星期……當我走進一幢房子時，別人告訴我，這就是託兒所，孩子們就在這裏，我真不敢相信。他們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滿身的屎尿，還發著高燒，象死了一樣。託兒所所長是個少婦，已急出了白頭髮。原來，他們從頭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裏來的，路上還丟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從基輔到波洛欽納有幾百公裏的路途，可是我在這兒卻聽到了跟上麵同樣的東西。即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負疚感覺，特別是在回憶的時候。
克拉拉·瓦西裏耶夫娜·岡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說：
“戰後我到一個村莊去征訂公債。人們都在地窖裏住著。我到了這裏，村莊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著……一位婦女鑽了出來，地穿的是什麽衣服啊，簡直不忍目睹。我鑽進地窖，裏麵有三個孩子，全都飢餓不堪。那位婦女把孩子們攆到一個鋪著幹草的大石糟裏。
“她問我：
“你是來征訂公債的嗎?’
“我說是的。
“她說：
“‘我今天什麽都沒有了，隻剩下一隻母雞。我去問問鄰居大嬸是不是會買，昨天她問我來著。要是她買了，我就把錢給你。’“我現在說起這件事，還象有什麽東西哽在喉嚨裏。那位婦女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丟下三個孩子，家裏一無聽有，隻剩下這隻母雞，她還要把它賣掉好向我交錢。我們那時征的是現金。她寧願貢獻出一切，隻要能換來和平，隻要能讓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談這種事兒了……雖然我是從前線過來的人，但我還是感到自己欠了這女人的債。我一直記得她的麵孔，她那幾個孩子……”
麵對那些小得可憐的土豆，麵對這最後一隻母雞，我們在人性上所負的責任是多麽重大啊。我本人負有責任，我們大家都負有責任。被她們所拯救的整個世界，都負有責任。
第11章 “媽媽，爸爸——是什麽?”
關於身為母親的女性，應該有個獨立的故事，盡管我所聽到和記下來的這些或許不能稱之為故事。它們的確不是故事。或者說，不僅僅是故事和往事。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記憶。尤其是當母親本人來講述，或人們回憶母親的時候。
我在柳鮑芙·伊戈列夫娜·魯德柯夫斯卡雅(庫圖佐夫遊擊隊明斯克第二支隊女遊擊隊員)的狹小住宅裏聽到，不就是—個敏感的、不肯癒合的創口嗎?
“我在逃跑，我們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媽媽卻在德寇衝鋒鎗手的看押下。她目送著我們跑掉……我隱約聽見她的聲音，她在叫喊。後來別人告訴我她喊的是什麽，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後再不會有人替你換衣服了……’她以為我肯定會被打死，她高興的是，我將穿著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時十分寂靜，不知怎麽，敵人沒有朝我們開槍。隻有我媽媽叫喊的聲音。也許敵人開槍了？反正我沒聽見。我隻記得媽媽的聲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著年輕人似的短髮型、笑容可掬的恬靜婦女到編輯部來找我，還帶來了她在戰爭中的筆記。我沒估計到她會講出那麽悲壯的故事來，隻想平平常常地在辦公室裏進行我們的談話。
“不，”她懇求我說，“我們到一個沒人的地方去吧。”
於是我們來到公園。
“有件事我沒寫在本子上，我想親口講。”
“那麽您寫的是什麽呢?”
“我們遊擊隊的軍事行動。”
“您想講的呢?”
“在戰爭中我怎麽帶著兩個小娃娃生活……”
下麵就是拉依莎·格利戈裏耶夫娜·霍謝涅維契(沃龍年斯基“人民復仇者”遊擊隊女隊員)講的故事：
“敵人開始轟炸明斯克，我趕緊跑到幼兒園去接兒子。我的小女兒剛滿兩歲，住在託兒所裏，而託兒所那時已經遷到城郊了。我決定先把兒子接出來領回家，然後再去接女兒。我想盡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讓孩子呆在我身邊。
“我跑到幼兒園時，敵機已飛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彈了。我忽然聽見我那不滿四歲的小兒子的說話聲：
“‘你們別害怕，我媽媽說了，敵人會被打垮的……’“我從柵欄門看進去，院內共有五個孩子，我兒子正在安慰別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來，大聲哭了。原來，他也害怕極了。
“我把兒子接回家，請鄰居幫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兒。我趕到託兒所所在地，那兒一個人也沒有了。有位鄉下人告訴我，孩子都給帶走了。我問：到哪兒去了?誰帶走的?他說，也許是進城了。託兒所裏有兩位保育員，卻一輛汽車也沒有。他們是步行離開的。這兒離市區不算遠，約莫十五到二十公裏。可是，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兩歲……我找他們找了兩個星期……當我走進一幢房子時，別人告訴我，這就是託兒所，孩子們就在這裏，我真不敢相信。他們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滿身的屎尿，還發著高燒，象死了一樣。託兒所所長是個少婦，已急出了白頭髮。原來，他們從頭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裏來的，路上還丟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