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還剝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來拷打我。又給我拍照。他們給我拍照時，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膚之痛。在這以前，肉體幾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兩隻手緊緊遮護著胸脯……敵人瘋狂得喪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個叫柯連卡的小男孩，還不到一歲，大人還在教他學說‘媽媽’呢。這樣小的嬰孩，當敵人把他從母親懷裏奪走時，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親了，於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媽一一媽！’其實，這還不是語言，或者說，它不僅僅是語言，隻不過是一個嬰孩本能的聲音。
“我簡直不能講述這件事。打那以後我就一直生著病。別人都勸我：‘你哪兒都不能去，真是的，幹嗎要到學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經不在了，誰能給我嬌寵自己的權利?柯連卡不在了，他年輕的母親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裏見到的都是多麽好的人！他們在蓋世太保地下室裏默默死去，他們的英勇行為隻有牢獄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個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裏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敬意。他們常說：‘死比什麽都簡單!”可是，活著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對我說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絕不會相信。
“現在的青年對滿腔熱情地談論理想已經不熱衷了。我們那時恰恰相反。人們說，我生性意誌堅強，所以我能挺下來。錯了！那是因為我信仰堅強！我們相信，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我們懷疑的隻有—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這個偉大的日子?
“我們牢房裏有個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隻不過是個透氣孔。得讓人托著你，才能看到外麵，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我們大家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麵。我們有位難友叫安尼婭，是個女傘兵。她從飛機裏跳出來，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說：‘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隻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滿足了。”
“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託了起來。她說：‘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於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兒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麽會長到屋頂上的，怎樣在那兒生根的。從此，我們每天早晨都要細細端詳它。每個人都對著這朵小花出神。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念頭：這朵花兒能活著離開這座地獄嗎?
“安尼婭最後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這次不是叫她去受審，大家都清楚，最後的時刻到了，她要被槍斃了。而她對大家卻隻有一個要求：‘姑娘們，請你們弄些水來，澆澆那朵花兒……’”
索菲亞·米綸諾夫娜哽哽咽咽地說了好久。“要不，講得簡短些?”她問我。而簡短是不行的，連她自己也沒法講得簡短。我發現，她在苦惱，因為她用語言隻能表達出她經歷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覺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當年的舊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談，在同自己的記憶交談。
“我想，對您談談大自然也許是很重要的，因為人間萬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現的。不知怎的，我對這些記得很牢。在敵人入侵的整個期間，天空是另一種模樣，呈現著鉛一般的顏色，沉甸甸地籠罩著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開，哪怕隻撕開一處，也好顯得光明些。我本來最喜歡春天。櫻桃花兒開了，丁香樹周圍飄溢著丁香花的香味兒，我那個高興勁兒……您不要對我的這種天性感到驚訝。我還寫過詩呢。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爭橫在了我們之間——我和大自然之間。那年櫻桃花盛開時，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親是個大夫，那年月尊重醫生的人很多。人們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濕疹。我連媽媽和爸爸的聲音都聽不出了。我難受得整天叫喊，隻有泡在熱水裏才會住聲。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隻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隻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歷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為轉移我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可還是一樣……怕引起我聯想，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給藏了起來。她對誰都不放心。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還壓在她枕頭下麵。她活著時一直藏著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我已經躺了一年多，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戰土們把我抬回家來。我很興奮，第二、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麽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工作?’這下子，我又病了幾天，身上又開始痛起來。我整天整天地叫著喊著，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著：‘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別讓她這麽痛苦了……
“我簡直不能講述這件事。打那以後我就一直生著病。別人都勸我：‘你哪兒都不能去，真是的，幹嗎要到學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經不在了，誰能給我嬌寵自己的權利?柯連卡不在了，他年輕的母親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裏見到的都是多麽好的人！他們在蓋世太保地下室裏默默死去，他們的英勇行為隻有牢獄的四壁知道。如今，四個年過去了，我仍然在心裏向他們表示深切的敬意。他們常說：‘死比什麽都簡單!”可是，活著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對我說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絕不會相信。
“現在的青年對滿腔熱情地談論理想已經不熱衷了。我們那時恰恰相反。人們說，我生性意誌堅強，所以我能挺下來。錯了！那是因為我信仰堅強！我們相信，堅決相信：我們必定會戰勝敵人。我們懷疑的隻有—點，就是：我們能否活到這個偉大的日子?
“我們牢房裏有個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隻不過是個透氣孔。得讓人托著你，才能看到外麵，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僅僅是一小片屋頂。我們大家虛弱得厲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麵。我們有位難友叫安尼婭，是個女傘兵。她從飛機裏跳出來，一落地就被敵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開肉綻，卻突然請求我們說：‘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隻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滿足了。”
“我們大家一齊用力把她託了起來。她說：‘姑娘們，那兒有一朵小花……’於是，每個姑娘都開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兒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麽會長到屋頂上的，怎樣在那兒生根的。從此，我們每天早晨都要細細端詳它。每個人都對著這朵小花出神。我現在知道了，當時大家都是同一個念頭：這朵花兒能活著離開這座地獄嗎?
“安尼婭最後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這次不是叫她去受審，大家都清楚，最後的時刻到了，她要被槍斃了。而她對大家卻隻有一個要求：‘姑娘們，請你們弄些水來，澆澆那朵花兒……’”
索菲亞·米綸諾夫娜哽哽咽咽地說了好久。“要不，講得簡短些?”她問我。而簡短是不行的，連她自己也沒法講得簡短。我發現，她在苦惱，因為她用語言隻能表達出她經歷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覺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當年的舊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談，在同自己的記憶交談。
“我想，對您談談大自然也許是很重要的，因為人間萬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現的。不知怎的，我對這些記得很牢。在敵人入侵的整個期間，天空是另一種模樣，呈現著鉛一般的顏色，沉甸甸地籠罩著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開，哪怕隻撕開一處，也好顯得光明些。我本來最喜歡春天。櫻桃花兒開了，丁香樹周圍飄溢著丁香花的香味兒，我那個高興勁兒……您不要對我的這種天性感到驚訝。我還寫過詩呢。可是現在我不喜歡春天了。那是因為戰爭橫在了我們之間——我和大自然之間。那年櫻桃花盛開時，我看到法西斯踐踏在我的故鄉日托米爾的土地上……
“我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一些尊重我父親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親是個大夫，那年月尊重醫生的人很多。人們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傷，而且馬上長滿了神經性濕疹。我連媽媽和爸爸的聲音都聽不出了。我難受得整天叫喊，隻有泡在熱水裏才會住聲。我不許媽媽離開我一會兒，她隻好求我：‘好女兒，媽媽要去生爐子，侍弄菜園子……’可我還是不放她走。隻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襲來，我經歷過的一切都會浮現出來。為轉移我注意力，媽媽給我找來一束花。可還是一樣……怕引起我聯想，我被蓋世太保抓去時穿過的連衣裙，媽媽給藏了起來。她對誰都不放心。直到媽媽去世，那條連衣裙還壓在她枕頭下麵。她活著時一直藏著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軍戰士的時候。我已經躺了一年多，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親人們！最親愛的人……’戰土們把我抬回家來。我很興奮，第二、第三天接連跑到兵役委員會去：‘給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訴了我爸爸，他跑來領我：‘孩子，你怎麽到這兒來啦?誰能要你工作?’這下子，我又病了幾天，身上又開始痛起來。我整天整天地叫著喊著，人們從房屋外邊走過，都祈禱著：‘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靈魂，要不就救救她，別讓她這麽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