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鈴響了，是第一書記打來的：‘費克拉·費多洛夫娜，請您來一下。’我那時多麽滿足啊。其實，我走到各個村莊去，是非常困難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裏遠。有的地方可以乘車去，有的地方卻隻能靠步行。我有時在森林裏走著走著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來。我隻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掙紮著撐起身子，扶住樹幹站起來，繼續趕路。我已經領取了退休金，本來可以自由自在地過日子，可是我在家裏坐不住。我想做一個有用的人，我想像別人一樣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過日子……這幢房子是政府專為我們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寬敞又高大。我還從未見過這麽高的天花板……”
“不，”費克拉·費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說，“你覺得它很高，那是因為這裏麵沒有孩子……”
我從這幢房子裏出來，一種負疚感油然而生；這兒就生活著一位應該為之寫書、為之歌唱的人，而我們對於她卻不聞不問。這樣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們感覺到，意識到的故事太多了，猶如歷史本身。
在我的軀體內，烏克蘭血液與白俄羅斯血液一起流動。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當我聞到基輔的栗子樹氣味時，心口就跳得十分劇烈。我母親當年就曾帶回一棵小栗子樹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們老家的宅旁。而現在，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在給我的信上，親切地稱我為“好閨女”。
她的回憶，把我們倆的生活緊緊連接在一塊兒了。
“我不能單純地給您講戰爭，”索菲亞·米倫諾夫娜事先告訴我，“我不能脫離我的童年、青年時代，脫離我的家庭和學校，來講述我的戰爭經歷。要講就講整個生活道路吧……”
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爾地下活動的參加者。她在蓋世太保的刑訊室裏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下麵是她關於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覺得，正是戰爭的生活氣氛把我們培養成具有後來那種表現的人。在蓋世太保機關裏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後，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按順序已經是第三位刑訊者了，就是在這個自稱教育家的傢夥審訊我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蓋世太保逼著我向他解釋，為什麽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麽我們的思想見解對我們是如此重要。‘生活高於任何思想，’他說。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他狂叫著，毒打我。‘是什麽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麽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麽共產黨人認為共產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問道。他講一口流利的俄語。
“於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我的，我不能這麽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大約有四個小時，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社會經濟學知識去回答他。哦，他是多麽狼狽啊i他抱著腦袋，在刑訊室裏走來走去，然後又象釘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著我，看著我，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場道德的決鬥，一個被毒打的女囚——“我的頭髮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兩條大辯子呢。”她連飯也吃不飽——“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麵包，後來，連麵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麵包渣也可見了。”一個這樣的女囚，麵對一個飽食終日、身高體壯的男人，神氣十足的納粹分子。可是，他卻感到某種壓力，迫使他不能不問：你們到底是怎樣的人?不，他那時並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他想了解，這種危機感來自何處?這個女囚回答了他。他聽得甚至忘記了打人。可是當她走出刑訊室時，他把她列入了槍斃名單……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離家幾十公裏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們還得繼續鬥爭，但我們都預料到勝利就在眼前了。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他們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溝壑裏，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裏去找人。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象那些日子那樣幸福過。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在這以前，我以為我爸爸是遠離政治的。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我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篤信上帝，整個戰爭中她都在祈禱。她是怎麽祈禱的?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產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在蓋世太保刑訊室裏，我天天巴望著大門會突然打開，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著媽媽……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那時候，我們害怕當叛徒不下於害怕死亡。當我被捕，被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這意味著什麽了。在家鄉被侵占的整個過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嗎?我知道：災禍降臨了，痛苦折磨要開始了。
“可惜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盡管我那時並沒有失去知覺……隻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麽鐵輪子絞我的雙手。好象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著我去看別人受刑時的慘狀，聽他們的慘叫聲。在以後的審訊中，我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了。隻是在拷打結束時，他們把我扔回監牢裏，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經是遍體鱗傷。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寧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媽媽！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寬敞又高大。我還從未見過這麽高的天花板……”
“不，”費克拉·費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說，“你覺得它很高，那是因為這裏麵沒有孩子……”
我從這幢房子裏出來，一種負疚感油然而生；這兒就生活著一位應該為之寫書、為之歌唱的人，而我們對於她卻不聞不問。這樣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們感覺到，意識到的故事太多了，猶如歷史本身。
在我的軀體內，烏克蘭血液與白俄羅斯血液一起流動。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當我聞到基輔的栗子樹氣味時，心口就跳得十分劇烈。我母親當年就曾帶回一棵小栗子樹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們老家的宅旁。而現在，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在給我的信上，親切地稱我為“好閨女”。
她的回憶，把我們倆的生活緊緊連接在一塊兒了。
“我不能單純地給您講戰爭，”索菲亞·米倫諾夫娜事先告訴我，“我不能脫離我的童年、青年時代，脫離我的家庭和學校，來講述我的戰爭經歷。要講就講整個生活道路吧……”
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爾地下活動的參加者。她在蓋世太保的刑訊室裏奇蹟般地活了下來。下麵是她關於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覺得，正是戰爭的生活氣氛把我們培養成具有後來那種表現的人。在蓋世太保機關裏的最後一次審訊中(這次審訊後，我第三次被列入槍斃名單)，按順序已經是第三位刑訊者了，就是在這個自稱教育家的傢夥審訊我時，發生了這樣一件事……這個蓋世太保逼著我向他解釋，為什麽我們是這樣的人，為什麽我們的思想見解對我們是如此重要。‘生活高於任何思想，’他說。我當然不同意他的話。他狂叫著，毒打我。‘是什麽使你們成了這樣的人?是什麽使你們連死都不怕?為什麽共產黨人認為共產主義必定在全世界獲勝?’他問道。他講一口流利的俄語。
“於是我決定把一切都講給他聽，反正我知道他們要殺我的，我不能這麽白白死掉，要讓他知道我們是有力量的。大約有四個小時，他提出問題，我就盡我所知，盡我在中學和大學所能學到的社會經濟學知識去回答他。哦，他是多麽狼狽啊i他抱著腦袋，在刑訊室裏走來走去，然後又象釘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著我，看著我，第一次沒有動手打我……”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場道德的決鬥，一個被毒打的女囚——“我的頭髮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兩條大辯子呢。”她連飯也吃不飽——“起初，我想吃一塊哪怕是很小的麵包，後來，連麵包皮也行，再後來，哪怕有些麵包渣也可見了。”一個這樣的女囚，麵對一個飽食終日、身高體壯的男人，神氣十足的納粹分子。可是，他卻感到某種壓力，迫使他不能不問：你們到底是怎樣的人?不，他那時並不是感到害怕，因為當時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經感覺到了某種危機。他想了解，這種危機感來自何處?這個女囚回答了他。他聽得甚至忘記了打人。可是當她走出刑訊室時，他把她列入了槍斃名單……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離家幾十公裏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們還得繼續鬥爭，但我們都預料到勝利就在眼前了。我們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尋找和救護傷員。他們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溝壑裏，我們甚至爬到牲畜棚裏去找人。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象那些日子那樣幸福過。我第二次得到了雙親。在這以前，我以為我爸爸是遠離政治的。實際上他卻是個黨外布爾什維克。我媽媽是個沒文化的農家婦女。她篤信上帝，整個戰爭中她都在祈禱。她是怎麽祈禱的?她跪在聖像前禱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產黨，不受希特勒惡魔的糟害。’在蓋世太保刑訊室裏，我天天巴望著大門會突然打開，親人們會走進來，爸爸拉著媽媽……我知道我已經落入怎樣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為我沒有出賣任何人。那時候，我們害怕當叛徒不下於害怕死亡。當我被捕，被抓走時，我馬上就明白這意味著什麽了。在家鄉被侵占的整個過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嗎?我知道：災禍降臨了，痛苦折磨要開始了。
“可惜我已經記不清第一次審訊的情景了，盡管我那時並沒有失去知覺……隻有一次我昏了過去，那是他們用一個什麽鐵輪子絞我的雙手。好象我沒有叫喊過，雖然在這之前敵人常拉著我去看別人受刑時的慘狀，聽他們的慘叫聲。在以後的審訊中，我已經失去了疼痛感，身體麻木了。隻是在拷打結束時，他們把我扔回監牢裏，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經是遍體鱗傷。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讓媽媽知道，我寧死不屈，沒有出賣任何人。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