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一次走進一家小茅屋，裏麵幾乎什麽都沒有，隻有兩條磨得光光的長凳和一張桌子。就連喝水杯子也沒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給敵人搶走了，但是屋角卻擺著—尊聖像，聖像上罩著一條手巾。
裏坐著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們的一個遊擊隊員脫下長筒靴，解開包腳布，包腳布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因為又是下雨，又是泥濘，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見此情景，走到聖像跟前，取下罩在聖像上的手巾，遞給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後你怎麽走路呢?’這個茅屋裏再也不剩什麽了……”
這兒又有兩個故事——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和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講給我的——在我的記憶中似乎總是交錯在一起。雖然我是在不同時間記下這兩個故事的，再說，費克拉·費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納鎮，而索莽亞·米倫諾夫娜住在基輔。可不知怎麽，每當我想起這一個，立刻又想起那一個來。兩種生活，卻好象是一個人。
……我帶著女詩人艾達·謝苗諾夫娜·奧格涅茨維特的介紹信，到迪斯納鎮去訪問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她是維列希納遊擊運動的參加者。“她有著阿列克賽·梅列西葉夫（蘇聯著名英雄，“無腳飛將軍”，事跡見波列沃依的長篇小說‘《真正的人》。——譯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個女人，所以更加動人心魄。”……女詩人把信交給我時說。
鄉下男孩永遠是消息最靈通的人。他們帶著我在熱鬧的迪斯納走街穿巷，喋喋不休，爭先恐後地向我說著他們知道的一切。
“費克拉大嬸有獎章呢。”
“不對，是勳章。我爸爸說啦，是勳章。”
“我媽媽跟她家吵過架，她家的母雞啄壞了我家的黃瓜。”
“那就是她們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經知道，這個房子是不會有人出來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開門，然後把手提包放在門口，脫下外套，直接進屋去。斯特盧亞姐妹倆住在一起，費克拉·費多洛夫娜和奧爾佳·費多洛夫娜，兩個人都身患重病。
……兩姐妹穿著節日盛裝在等侯我：“我們已經聽說，來了一位記者。是鄰居小鬼頭說的……”
難道他們這麽快就已經來過啦?！
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女遊擊隊員)：
“我的兩條腿受了傷，人也失去了知覺。天氣冷得厲害。我醒過來時，兩隻手也凍傷了。別看現在兩手很靈活，很健康，可是當時卻都發黑了，因為我當時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濕的。至於兩腳，那就甭提了。如果沒有那嚴寒天氣，兩條腿興許還有救，可是它們當時還在流著血呢。我病了很長時間，人家把我和別的傷員排在一起，把我們很多人集中到一個地方，可是德國人正在包圍我們。我們又要被圍困了……於是我們就象柴禾似的給架在雪撬上。當時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被堆在雪撬上，然後就拉到遠遠的森林裏去。就這樣一次次地運著。後來醫院才向莫斯科方麵報告了我的傷勢。我那時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您的兩條腿都傷了嗎?”
“是的，兩條腿全都壞了。我現在的腿是假腿。我的兩條腿就是在那時，在森林裏被截掉的。手術條件非常原始，他們把我放在一張桌上，就開始了手術，連碘酒都沒有，用普通的鋸子鋸腿。兩條腿就這麽鋸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沒有碘酒……派人到六公裏以外的兄弟支隊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著。麻藥也沒有。何止是麻藥，什麽藥都沒有。
“醫院一直同莫斯科聯繫，要求派飛機來，一架飛機飛來了三次，但隻在高空盤旋，無法下降。周圍的敵人拚命向它射擊，第四次，飛機總算降落了，可我的兩條腿已經截掉了，後來，在伊萬諾夫和塔什幹又做了四次修補截肢，因為發生了四次壞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來越高。我們有位外科醫生自己也沒有腿，他談到我時說——這是別的醫生告訴我的——：‘我對她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給那麽多男人做過手術，卻從未見過象她這樣的人……’“戰後我回來了，回到迪斯納。您相信不，我連一個月都沒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兩條腿怎麽辦?”
“我是裝了假肢回來的。我現在走路不行了，因為我老了，可當初那會兒，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氣可以走三公裏。我常常到集體農莊去，因為我那時是區執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辦公室裏，人家就會纏住我。”
“您怎麽工作呢？”
“如果別人照顧我，我反而會發火。那會兒，還沒有象現在這麽有文化的集體農莊主席。每逢有什麽重要活動，區裏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們都要被召到區委，分配任務，然後到各農莊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來，望著窗外，看見別人不斷地到區委去，偏偏就沒叫我。我傷心極了。我真羨慕他們的好運氣。
裏坐著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們的一個遊擊隊員脫下長筒靴，解開包腳布，包腳布已經破得不能再破了，因為又是下雨，又是泥濘，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見此情景，走到聖像跟前，取下罩在聖像上的手巾，遞給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後你怎麽走路呢?’這個茅屋裏再也不剩什麽了……”
這兒又有兩個故事——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和索菲亞·米倫諾夫娜·維列夏克講給我的——在我的記憶中似乎總是交錯在一起。雖然我是在不同時間記下這兩個故事的，再說，費克拉·費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納鎮，而索莽亞·米倫諾夫娜住在基輔。可不知怎麽，每當我想起這一個，立刻又想起那一個來。兩種生活，卻好象是一個人。
……我帶著女詩人艾達·謝苗諾夫娜·奧格涅茨維特的介紹信，到迪斯納鎮去訪問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她是維列希納遊擊運動的參加者。“她有著阿列克賽·梅列西葉夫（蘇聯著名英雄，“無腳飛將軍”，事跡見波列沃依的長篇小說‘《真正的人》。——譯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個女人，所以更加動人心魄。”……女詩人把信交給我時說。
鄉下男孩永遠是消息最靈通的人。他們帶著我在熱鬧的迪斯納走街穿巷，喋喋不休，爭先恐後地向我說著他們知道的一切。
“費克拉大嬸有獎章呢。”
“不對，是勳章。我爸爸說啦，是勳章。”
“我媽媽跟她家吵過架，她家的母雞啄壞了我家的黃瓜。”
“那就是她們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經知道，這個房子是不會有人出來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開門，然後把手提包放在門口，脫下外套，直接進屋去。斯特盧亞姐妹倆住在一起，費克拉·費多洛夫娜和奧爾佳·費多洛夫娜，兩個人都身患重病。
……兩姐妹穿著節日盛裝在等侯我：“我們已經聽說，來了一位記者。是鄰居小鬼頭說的……”
難道他們這麽快就已經來過啦?！
費克拉·費多洛夫娜·斯特盧亞(女遊擊隊員)：
“我的兩條腿受了傷，人也失去了知覺。天氣冷得厲害。我醒過來時，兩隻手也凍傷了。別看現在兩手很靈活，很健康，可是當時卻都發黑了，因為我當時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濕的。至於兩腳，那就甭提了。如果沒有那嚴寒天氣，兩條腿興許還有救，可是它們當時還在流著血呢。我病了很長時間，人家把我和別的傷員排在一起，把我們很多人集中到一個地方，可是德國人正在包圍我們。我們又要被圍困了……於是我們就象柴禾似的給架在雪撬上。當時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被堆在雪撬上，然後就拉到遠遠的森林裏去。就這樣一次次地運著。後來醫院才向莫斯科方麵報告了我的傷勢。我那時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您的兩條腿都傷了嗎?”
“是的，兩條腿全都壞了。我現在的腿是假腿。我的兩條腿就是在那時，在森林裏被截掉的。手術條件非常原始，他們把我放在一張桌上，就開始了手術，連碘酒都沒有，用普通的鋸子鋸腿。兩條腿就這麽鋸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沒有碘酒……派人到六公裏以外的兄弟支隊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著。麻藥也沒有。何止是麻藥，什麽藥都沒有。
“醫院一直同莫斯科聯繫，要求派飛機來，一架飛機飛來了三次，但隻在高空盤旋，無法下降。周圍的敵人拚命向它射擊，第四次，飛機總算降落了，可我的兩條腿已經截掉了，後來，在伊萬諾夫和塔什幹又做了四次修補截肢，因為發生了四次壞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來越高。我們有位外科醫生自己也沒有腿，他談到我時說——這是別的醫生告訴我的——：‘我對她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我給那麽多男人做過手術，卻從未見過象她這樣的人……’“戰後我回來了，回到迪斯納。您相信不，我連一個月都沒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兩條腿怎麽辦?”
“我是裝了假肢回來的。我現在走路不行了，因為我老了，可當初那會兒，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氣可以走三公裏。我常常到集體農莊去，因為我那時是區執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辦公室裏，人家就會纏住我。”
“您怎麽工作呢？”
“如果別人照顧我，我反而會發火。那會兒，還沒有象現在這麽有文化的集體農莊主席。每逢有什麽重要活動，區裏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們都要被召到區委，分配任務，然後到各農莊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來，望著窗外，看見別人不斷地到區委去，偏偏就沒叫我。我傷心極了。我真羨慕他們的好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