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是兩年前去世的。她臨死時神智還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諒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兒瑪麗亞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諒我。既不原諒我，也不原諒自己。她就這麽死去了……”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陪我走著一條繞彎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車站。我們路過一片春花盛開的花園，他告訴我：“這是我在戰爭中栽下的。當時人們在死亡，我卻仍然種花。我愛生活……”如今花園很茂盛，隻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卻白得令人心痛，它們太象主人的滿頭銀髮。
幾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驚的內容：人們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遭際，戰爭也沒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於死地，可是卻找不出一個逃脫戰爭傷害的家庭，盡管在戰爭初期許多人曾得以倖免。不過，得到倖免的人也好，未能倖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終歸是—樣的，感到自己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就是使你驚嘆不已的人們的共性，它本身也成為忍受一切、戰勝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們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對未來，對自己的行為負有責任。“後來有人說，我父親留在敵後執行任務了。誰也沒要求我們留下來，是我們主動要求留下的。我記得當時一點都不驚慌，有的隻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確是沒有驚慌。人人都相信，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女遊擊隊員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熱米亞金娜說，“就在德國人入侵的當天，父親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國際歌》，他很想幹點什麽，表示抗議……”
在敵占區，勇敢精神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桌子上擺著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著感人的故事——這是農民千方百計搞來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後一點食物，也是他們所能貢獻出的最後一點東西了。
亞歷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紮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遊擊隊的女政委，曾在戈麥爾州二二五團任職。她說：
“全體人民都在支援我們。要是人民不支援我們，遊擊運動就無法存在下去。有時他們流著眼淚，但畢竟還是把最後的東西貢獻了出來。他們這樣說：
“‘孩子們，孩子們，我們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勝利。’“他們把糧食全獻了出來，連最後一點小土豆也倒出來。這個說：‘我有多少，交多少。’那個說：‘我也是。’‘那麽你呢，伊萬?’‘你呢，瑪麗亞?”我跟大家一樣，可我還有孩子啊……’他們常常哭，我們也哭。
“要是沒有老百姓，我們怎麽辦?遊擊隊全都駐紮在森林裏，沒有老百姓我們就活不成。他們耕地、播種，養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們吃，供我們穿。夜裏不打槍，他們就出來耕地。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自衛。可他們呢?為了把一小塊麵包送給遊擊隊，就會遭到槍殺。我在村裏過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說我在哪家待過，那這一家人就會被槍斃。村裏有個單身婦女，沒有男人，卻帶著三個小孩。她有孩子要養活，但我們到她家去時，她從不趕我們走，還給我們生爐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後一點餬口的東西都送給了我們：‘你們吃吧，年輕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們吃著，孩子卻在爐邊坐著，哭著。這是最後一點兒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給所有在後方供我們吃穿的婦女們授予一枚什麽獎章。我至死也不會忘掉她們……
“戰後我遇到過亞歷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倫苔。她問這問那，纏著我一口氣跟她講了好幾個小時。當年我們在森林裏不是住上一天兩天，而是生活了好幾年，她對這些很好奇。人們彼此是怎樣相處的?這戰爭，這戰鬥，這慘劇——是怎樣影響人們相互關係的?怎樣影響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對女人的感情的?她聽後，對我們遊擊隊員的人格大為驚訝。她說，這樣的人當然是無從戰勝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裏戈利耶夫娜·謝多娃回憶說：
“我第一次收到給我送來的傳單，把它們縫到了枕頭裏。媽媽鋪床的時候摸出來了，她把枕頭拆開，發現了裏頭的傳單。她哭了：‘你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後來我想運她到遊擊區去，但她不願意走。她說；‘我丟不下薇拉。’就這樣，她幫我幹起了工作。
“那時遊擊隊的聯絡員常常到我家來。每次從馬上卸東西時，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別人會看不見嗎?誰都能看到，猜得出來。我總是對人說，來客是打我哥哥那兒來，是從鄉下老家來的。可是鄰居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鄉下根本沒有什麽哥哥。我永遠感激他們，我應該向我們那條街上的所有鄰居致敬。隻要走漏一絲風聲就足以使我們全家人遭到殺身之禍……甚至隻須用手指頭朝我們家這邊戳一下，我們就完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幹出那種事兒。戰後，周圍鄰居都說，他們早就知道經常來往我家的是些什麽人……”
女遊擊隊員維拉·薩弗倫諾夫娜·達維多娃回憶了這樣一件事：
約瑟夫·格奧爾基耶維奇陪我走著一條繞彎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車站。我們路過一片春花盛開的花園，他告訴我：“這是我在戰爭中栽下的。當時人們在死亡，我卻仍然種花。我愛生活……”如今花園很茂盛，隻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卻白得令人心痛，它們太象主人的滿頭銀髮。
幾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驚的內容：人們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遭際，戰爭也沒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於死地，可是卻找不出一個逃脫戰爭傷害的家庭，盡管在戰爭初期許多人曾得以倖免。不過，得到倖免的人也好，未能倖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終歸是—樣的，感到自己屬於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就是使你驚嘆不已的人們的共性，它本身也成為忍受一切、戰勝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們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個人——不論男女老少——都對未來，對自己的行為負有責任。“後來有人說，我父親留在敵後執行任務了。誰也沒要求我們留下來，是我們主動要求留下的。我記得當時一點都不驚慌，有的隻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確是沒有驚慌。人人都相信，勝利是屬於我們的。”女遊擊隊員瓦蓮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熱米亞金娜說，“就在德國人入侵的當天，父親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國際歌》，他很想幹點什麽，表示抗議……”
在敵占區，勇敢精神的表現是多種多樣的。比如，桌子上擺著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著感人的故事——這是農民千方百計搞來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後一點食物，也是他們所能貢獻出的最後一點東西了。
亞歷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紮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遊擊隊的女政委，曾在戈麥爾州二二五團任職。她說：
“全體人民都在支援我們。要是人民不支援我們，遊擊運動就無法存在下去。有時他們流著眼淚，但畢竟還是把最後的東西貢獻了出來。他們這樣說：
“‘孩子們，孩子們，我們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勝利。’“他們把糧食全獻了出來，連最後一點小土豆也倒出來。這個說：‘我有多少，交多少。’那個說：‘我也是。’‘那麽你呢，伊萬?’‘你呢，瑪麗亞?”我跟大家一樣，可我還有孩子啊……’他們常常哭，我們也哭。
“要是沒有老百姓，我們怎麽辦?遊擊隊全都駐紮在森林裏，沒有老百姓我們就活不成。他們耕地、播種，養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們吃，供我們穿。夜裏不打槍，他們就出來耕地。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自衛。可他們呢?為了把一小塊麵包送給遊擊隊，就會遭到槍殺。我在村裏過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說我在哪家待過，那這一家人就會被槍斃。村裏有個單身婦女，沒有男人，卻帶著三個小孩。她有孩子要養活，但我們到她家去時，她從不趕我們走，還給我們生爐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後一點餬口的東西都送給了我們：‘你們吃吧，年輕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們吃著，孩子卻在爐邊坐著，哭著。這是最後一點兒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給所有在後方供我們吃穿的婦女們授予一枚什麽獎章。我至死也不會忘掉她們……
“戰後我遇到過亞歷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倫苔。她問這問那，纏著我一口氣跟她講了好幾個小時。當年我們在森林裏不是住上一天兩天，而是生活了好幾年，她對這些很好奇。人們彼此是怎樣相處的?這戰爭，這戰鬥，這慘劇——是怎樣影響人們相互關係的?怎樣影響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對女人的感情的?她聽後，對我們遊擊隊員的人格大為驚訝。她說，這樣的人當然是無從戰勝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裏戈利耶夫娜·謝多娃回憶說：
“我第一次收到給我送來的傳單，把它們縫到了枕頭裏。媽媽鋪床的時候摸出來了，她把枕頭拆開，發現了裏頭的傳單。她哭了：‘你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後來我想運她到遊擊區去，但她不願意走。她說；‘我丟不下薇拉。’就這樣，她幫我幹起了工作。
“那時遊擊隊的聯絡員常常到我家來。每次從馬上卸東西時，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別人會看不見嗎?誰都能看到，猜得出來。我總是對人說，來客是打我哥哥那兒來，是從鄉下老家來的。可是鄰居們都一清二楚，我在鄉下根本沒有什麽哥哥。我永遠感激他們，我應該向我們那條街上的所有鄰居致敬。隻要走漏一絲風聲就足以使我們全家人遭到殺身之禍……甚至隻須用手指頭朝我們家這邊戳一下，我們就完了。可是沒有一個人幹出那種事兒。戰後，周圍鄰居都說，他們早就知道經常來往我家的是些什麽人……”
女遊擊隊員維拉·薩弗倫諾夫娜·達維多娃回憶了這樣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