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件事。當我得知母親被敵人槍殺時，心亂如麻，坐臥不安——我應該找到她的屍體……敵人槍殺了她們，把屍體埋在一個很深的防坦克壕裏，又用推土機在上麵碾過。人們在現場指給我看，媽媽當時站在什麽地方。我跑上去，用手挖了起來，翻出幾具屍體。我憑著媽媽手上的一枚戒指，認出了她……我看到她，大叫一聲，然後什麽也不知道了。幾個女人把母親的屍體抬回來，用罐頭盒舀水洗淨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現在還保存著那個罐頭盒……
“一連幾夜，我躺在床上想：母親是因為我才死的。不，不是因為我……如果我由於擔心親人而不去鬥爭，如果另一個人也和我一樣，第三個、第四個人都是這樣，那麽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但我不能對自己說，我沒產生過這種念頭，沒目睹和感覺過那些惶恐。我也不能說，我對自己的親娘向我走來視而不見，並且我確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您不能想像，懷著這種感受是怎樣痛不欲生，時間越久，越是苦不堪言。有時在深夜裏，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會嚇得亂打哆嗦，剎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氣都喘不過來，一團焦糊味使心口發悶。……您不知道，人體燒焦是什麽氣味，特別是在夏天。現在如果哪兒著了火，我就必須趕到現場，這是我的工作。可是要聽說是畜牧場失火，我就說什麽也不去。我不能去，因為那兒會使我想起人體燒焦的氣味。有時深夜醒來，跑去取香水，我覺得香水裏也有這種氣味。我實在無法把這些從記憶中抹去……”
地下工作和遊擊隊工作是特殊形式的鬥爭，是專門性的鬥爭。它要求人們具有特殊的品質。“必須習慣於在你身上存在著兩個人，一個是表麵的人，人人都認識；一個是僅僅有幾個人了解的人。地下工作的首要原則，就是盡可能少地讓人了解你……”—一卡希契金娜(女地下工作者)說。這一鬥爭要求人們做出不可思議的特殊犧牲，它的原則就是在人的最親密關係的領域內也要體現出一種不可言狀的冷漠。女人受到的考驗尤為嚴酷，因為她們不僅是遊擊隊員，地下工作者，而且又是母親、妻子和女兒。最可怕的折磨隨時在伺候著她們。在這些考驗麵前，死亡、犧牲反倒是輕鬆的了……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雅德維佳·米哈依洛夫娜，薩薇茨卡婭回憶說：
“在我們參加地下鬥爭時，人家警告我們說，這很危險，隨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活下去的機會是很少的。可是我們那時根本不考慮自己。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反抗法西斯敵人的事業上。我一看到德國鬼子，首先就覺得心髒緊縮——整個身子都疼，每個細胞都不舒服。怎麽會出現這種心情呢?應當想到，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敵人，決不能姑息容忍他們。在那幾天裏，我一下子變得和戰前不一樣了，仿佛已成了另一個人。仇恨強烈地震撼著我們的心，這種仇恨比我們對親人的擔憂、此我們對死的恐懼要強烈得多。當然，我們時刻都在思念親人。可是我們沒有別的什麽好選擇。不能讓法西斯分子賴在我們的國土上……
“比如，有一次別人告訴我說，蓋世太保準備來抓我，我便投奔了遊擊隊。我走了，隻有七十五歲的老母親留在家裏，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們商量好，她裝作又聾又瞎，敵人就不會把她怎麽樣了。其實，這是自欺欺人。蓋世太保還是把母親抓走了。可是，我繼續戰鬥的願望，向敵人復仇到底的願望，更加強烈了……
“原來第二天我剛走，蓋世太保就闖進我家；雖然按照我們商量好的那樣，媽媽裝得又瞎又聾，敵人還是無情地打她，逼問她女兒在哪兒。母親後來病了很久……”
亞歷山得拉·伊萬諾夫娜·赫羅莫娃(安托波爾地下黨區委書記)說：
“我的一位女友，卡佳·西瑪柯娃有兩個女兒，都不大，也就是六、七歲吧。她牽著兩個女兒的手，走遍全城，觀察敵人的情況。有一回，一個法四所分子喊住她，她張著嘴巴，裝出癡癡呆呆的樣子。她是在拿自己的女兒冒險哪……
“我們那兒還有個叫紮查爾斯卡雅的女人，她有個女兒叫瓦列麗亞，小姑娘才八歲。有一次，需要炸敵人的一座飯廳，我們決定把炸藥包放到敵人的爐灶裏，可是先得把它帶進敵營呀。母親說，她的女兒可以把炸藥包帶進去。她把炸藥包放在籃子裏，上麵鋪了兩件兒童裙，二十個雞蛋，和一些黃油。就這樣，讓一個小姑娘把炸藥包帶到敵人飯廳裏去了。據說，保護子女的母性是最強大不過的。但是在當時，我們確實是沒別的法子了，毫無辦法……
“我們遊擊隊裏有一對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們被敵人用大火堵在板棚裏，打完了最後一顆子彈，渾身大火沖了出來。敵人把他們放到大車上示眾，讓人們認他們是誰家的人。
“村裏男女老少都站在那裏，他們的父母也在人群裏，誰也不說話。做母親的要有怎樣堅強的一顆心才不致於喊出聲來呀……她沒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個村子都會給燒光。任何功績都能受勛，而對於這位母親呢?就是用“金星英雄”這種最高勳章去表彰，也嫌不夠呀……。——遊擊隊女交通員卡斯貝洛維奇感慨地說。
“一連幾夜，我躺在床上想：母親是因為我才死的。不，不是因為我……如果我由於擔心親人而不去鬥爭，如果另一個人也和我一樣，第三個、第四個人都是這樣，那麽就不會有今天的一切。但我不能對自己說，我沒產生過這種念頭，沒目睹和感覺過那些惶恐。我也不能說，我對自己的親娘向我走來視而不見，並且我確實朝她那個方向開過槍。您不能想像，懷著這種感受是怎樣痛不欲生，時間越久，越是苦不堪言。有時在深夜裏，窗外突然有年輕人的笑聲和說話聲傳來，我會嚇得亂打哆嗦，剎那間以為這是孩子的哭喊聲，孩子的慘叫聲。有時我突然從夢中驚醒，覺得氣都喘不過來，一團焦糊味使心口發悶。……您不知道，人體燒焦是什麽氣味，特別是在夏天。現在如果哪兒著了火，我就必須趕到現場，這是我的工作。可是要聽說是畜牧場失火，我就說什麽也不去。我不能去，因為那兒會使我想起人體燒焦的氣味。有時深夜醒來，跑去取香水，我覺得香水裏也有這種氣味。我實在無法把這些從記憶中抹去……”
地下工作和遊擊隊工作是特殊形式的鬥爭，是專門性的鬥爭。它要求人們具有特殊的品質。“必須習慣於在你身上存在著兩個人，一個是表麵的人，人人都認識；一個是僅僅有幾個人了解的人。地下工作的首要原則，就是盡可能少地讓人了解你……”—一卡希契金娜(女地下工作者)說。這一鬥爭要求人們做出不可思議的特殊犧牲，它的原則就是在人的最親密關係的領域內也要體現出一種不可言狀的冷漠。女人受到的考驗尤為嚴酷，因為她們不僅是遊擊隊員，地下工作者，而且又是母親、妻子和女兒。最可怕的折磨隨時在伺候著她們。在這些考驗麵前，死亡、犧牲反倒是輕鬆的了……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雅德維佳·米哈依洛夫娜，薩薇茨卡婭回憶說：
“在我們參加地下鬥爭時，人家警告我們說，這很危險，隨時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活下去的機會是很少的。可是我們那時根本不考慮自己。我們的全部心血都傾注在反抗法西斯敵人的事業上。我一看到德國鬼子，首先就覺得心髒緊縮——整個身子都疼，每個細胞都不舒服。怎麽會出現這種心情呢?應當想到，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敵人，決不能姑息容忍他們。在那幾天裏，我一下子變得和戰前不一樣了，仿佛已成了另一個人。仇恨強烈地震撼著我們的心，這種仇恨比我們對親人的擔憂、此我們對死的恐懼要強烈得多。當然，我們時刻都在思念親人。可是我們沒有別的什麽好選擇。不能讓法西斯分子賴在我們的國土上……
“比如，有一次別人告訴我說，蓋世太保準備來抓我，我便投奔了遊擊隊。我走了，隻有七十五歲的老母親留在家裏，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們商量好，她裝作又聾又瞎，敵人就不會把她怎麽樣了。其實，這是自欺欺人。蓋世太保還是把母親抓走了。可是，我繼續戰鬥的願望，向敵人復仇到底的願望，更加強烈了……
“原來第二天我剛走，蓋世太保就闖進我家；雖然按照我們商量好的那樣，媽媽裝得又瞎又聾，敵人還是無情地打她，逼問她女兒在哪兒。母親後來病了很久……”
亞歷山得拉·伊萬諾夫娜·赫羅莫娃(安托波爾地下黨區委書記)說：
“我的一位女友，卡佳·西瑪柯娃有兩個女兒，都不大，也就是六、七歲吧。她牽著兩個女兒的手，走遍全城，觀察敵人的情況。有一回，一個法四所分子喊住她，她張著嘴巴，裝出癡癡呆呆的樣子。她是在拿自己的女兒冒險哪……
“我們那兒還有個叫紮查爾斯卡雅的女人，她有個女兒叫瓦列麗亞，小姑娘才八歲。有一次，需要炸敵人的一座飯廳，我們決定把炸藥包放到敵人的爐灶裏，可是先得把它帶進敵營呀。母親說，她的女兒可以把炸藥包帶進去。她把炸藥包放在籃子裏，上麵鋪了兩件兒童裙，二十個雞蛋，和一些黃油。就這樣，讓一個小姑娘把炸藥包帶到敵人飯廳裏去了。據說，保護子女的母性是最強大不過的。但是在當時，我們確實是沒別的法子了，毫無辦法……
“我們遊擊隊裏有一對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們被敵人用大火堵在板棚裏，打完了最後一顆子彈，渾身大火沖了出來。敵人把他們放到大車上示眾，讓人們認他們是誰家的人。
“村裏男女老少都站在那裏，他們的父母也在人群裏，誰也不說話。做母親的要有怎樣堅強的一顆心才不致於喊出聲來呀……她沒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個村子都會給燒光。任何功績都能受勛，而對於這位母親呢?就是用“金星英雄”這種最高勳章去表彰，也嫌不夠呀……。——遊擊隊女交通員卡斯貝洛維奇感慨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