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發現，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屬於那種溫柔善良的女人，從不會擺官架子，也從不做發號施令，盛氣淩人的手勢。與其說她是一位有三十年黨齡的黨務工作者。不如說她是一個受到學生愛戴的鄉村女教師。
“總算安靜下來了。”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看了看那三部不同顏色的電話機：白的、黃的、紅的。、可是這時白電話機突然又響起鈴來。
“是我小女兒打來的……她在等我回去吃晚飯。可我們的談話大概不會很快。我這兒不常有白俄羅斯客人光臨。……要來的都是稀客，當年我就在那兒，在你們白俄羅斯的密林中，打過遊擊……”
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康德拉紹娃(貝托施地區遊擊旅女偵察員)說：
“那次，我完成了一件任務，再不能繼續留在村裏了，於是便到遊擊隊去了。敵人把我母親抓進蓋世太保機關，弟弟僥倖逃脫了。敵人殘酷折磨母親，拷問她女兒在哪裏。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中，每次打仗，法西斯就把她和本村的其他婦女一起押在前麵走。他們害怕踩到遊擊隊的地雷，如果遇上地雷，群眾就會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住狗命。兩年當中，他們就這樣押著我母親……
“不止一次，我們正要打伏擊，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麵，法西斯走在後麵。等她們走近了，才突然看見自己的親人在裏頭。這時大家最緊張的是等待指揮員發布射擊命令，大家在痛苦中煎熬著。一個人小聲嘟噥：‘那是我媽。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著一條白頭巾。她個子挺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別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一旦下達射擊命令，你就得開槍。我自己也不知道朝哪兒開槍，腦子裏隻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塊白頭巾——媽媽活著，還是倒下了?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有的人倒下了。我搞不清媽媽是否還活著，一連兩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直到聯絡員從村裏回來，告訴我媽媽還活著，我這才又恢復正常。就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又經歷這麽一回。我發現，要是擱在今天，我怎麽也受不了這種刺激，可當時，也許是因為我還年輕，也許因為情勢逼得我必須忍耐。我現在還常常想，那真是情勢逼人呀……
“直到現在，我耳畔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裏的孩子的叫聲；您可曾聽到過這種聲音?您是不可能聽到的，聽到也一定受不了。那孩子被扔進井裏時，尖聲悽厲，簡直象是從地底下，從陰曹地府傳來的聲音。這已不是孩子的喊叫聲，不是人的聲音，而象是墳墓裏的絕叫。從此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內心裏隻有一個要求：快快殺敵，盡可能地多殺敵人，用最厲害的方式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隨手掐死他幾個。我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他們對待我們的人太殘酷、太瘋狂了。你們今天可能不會相信這些。可是如果你們親眼看到，在村子中央燃起一大堆火，把曾經教過你的老年女教師活活扔進火裏，你們就會跟我有共同的感受了。敵人還把—個年輕小夥子剁成幾段。他們還用鋸於把人活活鋸死……這些受害者全都是我們的親朋好友。其中有你女友的父親，有你中學的同學……投奔遊擊隊的人，最不忍說的話就是：薩沙。或者瑪沙，你母親，或你父親，被敵人槍殺了，或者燒死了，被狼狗扯碎了。這是最可怕的事了。一切都可以忍受，唯獨這種事不能容忍。我們甚至都覺得，寧可自己默默忍受親人犧牲的悲痛，也此到隊伍裏告訴同誌他的親人怎樣被殺害要輕鬆一些……
“我們那時都很年輕，非常牽掛母親和姐妹，很想念她們。我們想的、說的，就是怎樣回家，怎樣跟親人會麵，怎樣從此過另一種生活，再也不惹母親生氣……
“已經是四三年了，希特勒匪幫逃跑前夕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她在臨死前還在為我祝福：
“‘去吧，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隨隨便便地死……’ 、“她並沒有說要殺敵報仇之類的話，她說的是另一番話，女人的家常話，要我們在親人死後仍能平靜地生活和學習，特別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裏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我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
“‘噢，姐妹們，我隻有一件事掛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應我的孩子們！’“所以，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遊擊隊裏，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他一直打到柏林，從前線回來時又是傷，又是病。戰後並沒有活多久，很快去世了……就這樣，一大家子人到頭來隻剩下我一個。母親的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隨便到什麽地方去。她哭著，不肯放我走。
“總算安靜下來了。”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看了看那三部不同顏色的電話機：白的、黃的、紅的。、可是這時白電話機突然又響起鈴來。
“是我小女兒打來的……她在等我回去吃晚飯。可我們的談話大概不會很快。我這兒不常有白俄羅斯客人光臨。……要來的都是稀客，當年我就在那兒，在你們白俄羅斯的密林中，打過遊擊……”
安東尼娜·阿列克謝耶夫娜·康德拉紹娃(貝托施地區遊擊旅女偵察員)說：
“那次，我完成了一件任務，再不能繼續留在村裏了，於是便到遊擊隊去了。敵人把我母親抓進蓋世太保機關，弟弟僥倖逃脫了。敵人殘酷折磨母親，拷問她女兒在哪裏。母親被關押了兩年。在這兩年中，每次打仗，法西斯就把她和本村的其他婦女一起押在前麵走。他們害怕踩到遊擊隊的地雷，如果遇上地雷，群眾就會炸死，德國兵們就得以保住狗命。兩年當中，他們就這樣押著我母親……
“不止一次，我們正要打伏擊，突然發現婦女們走在前麵，法西斯走在後麵。等她們走近了，才突然看見自己的親人在裏頭。這時大家最緊張的是等待指揮員發布射擊命令，大家在痛苦中煎熬著。一個人小聲嘟噥：‘那是我媽。另一個人也說：‘那是我小妹。’還有人發現了自己的孩子……我母親總是圍著一條白頭巾。她個子挺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認出她。往往我自己還沒有看見她，別人就告訴我：‘你媽媽在那兒……’“一旦下達射擊命令，你就得開槍。我自己也不知道朝哪兒開槍，腦子裏隻有一個想法：緊緊盯住那塊白頭巾——媽媽活著，還是倒下了?鄉親們和敵人都向四處跑開，有的人倒下了。我搞不清媽媽是否還活著，一連兩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直到聯絡員從村裏回來，告訴我媽媽還活著，我這才又恢復正常。就這樣，直到下一次伏擊又經歷這麽一回。我發現，要是擱在今天，我怎麽也受不了這種刺激，可當時，也許是因為我還年輕，也許因為情勢逼得我必須忍耐。我現在還常常想，那真是情勢逼人呀……
“直到現在，我耳畔還時常出現一個小孩子的慘叫聲，一個被扔到井裏的孩子的叫聲；您可曾聽到過這種聲音?您是不可能聽到的，聽到也一定受不了。那孩子被扔進井裏時，尖聲悽厲，簡直象是從地底下，從陰曹地府傳來的聲音。這已不是孩子的喊叫聲，不是人的聲音，而象是墳墓裏的絕叫。從此以後，我每次執行任務，內心裏隻有一個要求：快快殺敵，盡可能地多殺敵人，用最厲害的方式消滅他們。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虜，就想隨手掐死他幾個。我不想開槍擊斃他們，這種死法對他們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槍去殺死他們……
“他們對待我們的人太殘酷、太瘋狂了。你們今天可能不會相信這些。可是如果你們親眼看到，在村子中央燃起一大堆火，把曾經教過你的老年女教師活活扔進火裏，你們就會跟我有共同的感受了。敵人還把—個年輕小夥子剁成幾段。他們還用鋸於把人活活鋸死……這些受害者全都是我們的親朋好友。其中有你女友的父親，有你中學的同學……投奔遊擊隊的人，最不忍說的話就是：薩沙。或者瑪沙，你母親，或你父親，被敵人槍殺了，或者燒死了，被狼狗扯碎了。這是最可怕的事了。一切都可以忍受，唯獨這種事不能容忍。我們甚至都覺得，寧可自己默默忍受親人犧牲的悲痛，也此到隊伍裏告訴同誌他的親人怎樣被殺害要輕鬆一些……
“我們那時都很年輕，非常牽掛母親和姐妹，很想念她們。我們想的、說的，就是怎樣回家，怎樣跟親人會麵，怎樣從此過另一種生活，再也不惹母親生氣……
“已經是四三年了，希特勒匪幫逃跑前夕槍殺了我母親……我媽媽就是這樣的人，她在臨死前還在為我祝福：
“‘去吧，孩子們，你們應該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隨隨便便地死……’ 、“她並沒有說要殺敵報仇之類的話，她說的是另一番話，女人的家常話，要我們在親人死後仍能平靜地生活和學習，特別是學習。
“跟她一起關在囚牢裏的婦女後來告訴我，每次我母親被押出去時，都請求她們：
“‘噢，姐妹們，我隻有一件事掛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請照應我的孩子們！’“所以，當我回到老家時，母親的一位難友便把我帶到她家去生活，雖然她還要養活兩個小孩子。法西斯把我們家的茅屋燒掉了，我弟弟犧牲在遊擊隊裏，媽媽被槍殺，爸爸還在前線打仗。他一直打到柏林，從前線回來時又是傷，又是病。戰後並沒有活多久，很快去世了……就這樣，一大家子人到頭來隻剩下我一個。母親的這位難友自己也很窮，再加上兩個很小的孩子。因此我決定離開她，隨便到什麽地方去。她哭著，不肯放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