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中，不僅是開槍、轟炸、肉搏、挖戰壕——還要洗衣衫、煮菜湯、烤麵包。“在戰爭中，我們女人的活兒堆積如山。”——衛生員米舒金娜說，為了使戰士們安心打仗，必須讓他們有衣穿、有鞋穿、有吃的有喝的、有幹淨襯衣，否則他們也不會成為一個好兵。在戰爭史中，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餓肚子的邋遢部隊吃敗仗就因為它是餓肚子的邋遢部隊。軍隊向前進，跟在它後麵的應該是“第二方麵軍”——洗衣女兵、烤麵包兵、炊事兵。亞歷山德拉·約瑟芙娜自己也沒料到，正是她使得我產生了這種展望，要多找些在戰爭中擔任這類職務的女兵談談。
……亞歷山德拉·謝苗諾夫娜·瑪莎柯夫斯卡雅帶著驚詫而困惑的神情開門迎接了我。這位戰爭中的列兵炊事員對我說：“我們沒有打過槍，我也沒有打過槍。我每天給戰士們燒粥，為此我還得過一枚獎章呢。對於這枚獎章，我從來不當一回事：我又沒有打過仗!我隻管燒粥，燒大鍋湯，搬鍋灶和大桶，它們死沉死沉的……我記得，連長有一次對我說：‘我真想開槍把這些大桶都打穿……這樣勞累下去，戰後你還怎麽生孩子呀?’後來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開槍打穿了。結果不得不到村裏又找來了一些小一點兒的桶。
“有一天，從前沿陣地上回來了一群小戰士，是讓他們來休假的。可憐的小傢夥們，渾身骯髒，累得不成樣子，手腳都凍壞了。大家特別害怕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地區的嚴冬。在他們老家那兒，常常有太陽，很暖和，而這兒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們身上暖和不起來，隻能由我們來餵飯。他們自己都拿不住湯匙吃東西了。”
在同一個地方，柳班希納地區的烏列奇鎮，我找到了瑪利亞·斯捷潘諾夫娜·傑特科和安娜·紮哈洛夫娜，戈爾拉契。她們兩人早先在集體農莊工作，現在都已靠退休金生活，並撫養著孫兒們。她們談得很少，象是要證明，她們的生活沒有什麽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人家卻大老遠趕來訪問她們。她們一個勁兒地想把我介紹到當地名人那兒去：“菲多洛維奇的獎章不計其數，還有兩枚‘光榮’勳章。”她們說，各地的記者們“接踵而來”採訪他。而且最足以說明問題的，還不是那些甚至從明斯克“專程”趕來的記者，就連集體農莊主席在勝利紀念日還親自到菲多洛維奇家去登門祝賀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園裏盛開的櫻桃樹中和格外柔軟的春草上很不協調地談論和傾聽鮮血、死亡和危險。兩位婦女講得並不多，大部分時間都在流淚。
“……我給士兵們洗襯衣。整個戰爭期間一直洗襯衣。襯衣送來了，磨損得那麽厲害，骯髒不堪，爬滿了虱子。還有醫務人員的白大褂，幾乎都認不出來了，上麵濺滿了血，大褂已經不是白色，而是紅色的了。軍裝沒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兒，褲子沒有了褲管。我們真是用淚水洗，淚水漂啊，這樣的襯衣堆積成山，哪能洗完！我現在一想起來，胳膊就酸脹，我常常在夢裏見到這些情形。這是用語言講不出來的……”——瑪利亞·斯捷潘諾夫娜·傑特科(列兵，洗衣員)說。
“我們給士兵們換衣服、洗衣服、熨衣服——這是怎樣的英雄壯舉啊。我們全是騎馬，很少乘火車，簡直可以說，我們是步行到達柏林的。如果要回憶我們做過的所有事情的話：我們幫助衛生員背過傷員，在德聶伯河畔搬運過炮彈，因為不能用大車運，隻好捧在懷裏硬是走了好多公裏……”——安娜·紮哈洛夫娜·戈爾拉契(列兵，洗衣員)說。
已經走到門口，也告過別了。安娜·紮哈洛夫娜突然脫口說道：“我覺得，我講得太少了。我有那麽多的故事，可是我講得太少。”
不管你請求別人從什麽地方開始說，反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開頭。
“司務長問我：‘小姑娘，你多大啦?’‘十八歲了，幹嗎?’‘是這樣，’他說，‘我們不收不夠年齡的人。’‘隨便您派我幹什麽，就是烤麵包也行。’‘那我們要你了……’”(穆哈梅金諾娃，列兵，麵包員)。
瑪麗婭·謝苗諾夫娜·庫拉柯娃從伏爾加格勒州米哈依洛夫卡市寫來的信中說：“我讀完了師範學校，正好爆發了戰爭，我們也就沒有畢業分配，回到了家裏。沒過幾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員會去。媽媽不放我走。不錯，我那時還年輕，隻有十八歲。媽說：‘我送你到哥哥那兒去，我對別人就說你不在家。’我說：‘我是個共青團員呀!’兵役委員會把我們集中起來，如此這般地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婦女去為前線烤麵包。
“……活兒很重。我們共有八個大烤爐，每到一個被破壞的村鎮或城市，就要把烤爐架起來。架好烤爐，又需要柴禾，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麵粉。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麵粉袋，我們兩個人一抓就扛起來了。或者是四十個白麵包放在擔架上讓你抬，象我這樣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來。我們日日夜夜地烤麵包，這幾盆的麵還在發酵，那幾盆的麵已經快做成麵包了。敵人炸敵人的，我們做我們的……”
……亞歷山德拉·謝苗諾夫娜·瑪莎柯夫斯卡雅帶著驚詫而困惑的神情開門迎接了我。這位戰爭中的列兵炊事員對我說：“我們沒有打過槍，我也沒有打過槍。我每天給戰士們燒粥，為此我還得過一枚獎章呢。對於這枚獎章，我從來不當一回事：我又沒有打過仗!我隻管燒粥，燒大鍋湯，搬鍋灶和大桶，它們死沉死沉的……我記得，連長有一次對我說：‘我真想開槍把這些大桶都打穿……這樣勞累下去，戰後你還怎麽生孩子呀?’後來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開槍打穿了。結果不得不到村裏又找來了一些小一點兒的桶。
“有一天，從前沿陣地上回來了一群小戰士，是讓他們來休假的。可憐的小傢夥們，渾身骯髒，累得不成樣子，手腳都凍壞了。大家特別害怕烏茲別克和塔吉克地區的嚴冬。在他們老家那兒，常常有太陽，很暖和，而這兒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們身上暖和不起來，隻能由我們來餵飯。他們自己都拿不住湯匙吃東西了。”
在同一個地方，柳班希納地區的烏列奇鎮，我找到了瑪利亞·斯捷潘諾夫娜·傑特科和安娜·紮哈洛夫娜，戈爾拉契。她們兩人早先在集體農莊工作，現在都已靠退休金生活，並撫養著孫兒們。她們談得很少，象是要證明，她們的生活沒有什麽與眾不同的地方，而人家卻大老遠趕來訪問她們。她們一個勁兒地想把我介紹到當地名人那兒去：“菲多洛維奇的獎章不計其數，還有兩枚‘光榮’勳章。”她們說，各地的記者們“接踵而來”採訪他。而且最足以說明問題的，還不是那些甚至從明斯克“專程”趕來的記者，就連集體農莊主席在勝利紀念日還親自到菲多洛維奇家去登門祝賀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園裏盛開的櫻桃樹中和格外柔軟的春草上很不協調地談論和傾聽鮮血、死亡和危險。兩位婦女講得並不多，大部分時間都在流淚。
“……我給士兵們洗襯衣。整個戰爭期間一直洗襯衣。襯衣送來了，磨損得那麽厲害，骯髒不堪，爬滿了虱子。還有醫務人員的白大褂，幾乎都認不出來了，上麵濺滿了血，大褂已經不是白色，而是紅色的了。軍裝沒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兒，褲子沒有了褲管。我們真是用淚水洗，淚水漂啊，這樣的襯衣堆積成山，哪能洗完！我現在一想起來，胳膊就酸脹，我常常在夢裏見到這些情形。這是用語言講不出來的……”——瑪利亞·斯捷潘諾夫娜·傑特科(列兵，洗衣員)說。
“我們給士兵們換衣服、洗衣服、熨衣服——這是怎樣的英雄壯舉啊。我們全是騎馬，很少乘火車，簡直可以說，我們是步行到達柏林的。如果要回憶我們做過的所有事情的話：我們幫助衛生員背過傷員，在德聶伯河畔搬運過炮彈，因為不能用大車運，隻好捧在懷裏硬是走了好多公裏……”——安娜·紮哈洛夫娜·戈爾拉契(列兵，洗衣員)說。
已經走到門口，也告過別了。安娜·紮哈洛夫娜突然脫口說道：“我覺得，我講得太少了。我有那麽多的故事，可是我講得太少。”
不管你請求別人從什麽地方開始說，反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開頭。
“司務長問我：‘小姑娘，你多大啦?’‘十八歲了，幹嗎?’‘是這樣，’他說，‘我們不收不夠年齡的人。’‘隨便您派我幹什麽，就是烤麵包也行。’‘那我們要你了……’”(穆哈梅金諾娃，列兵，麵包員)。
瑪麗婭·謝苗諾夫娜·庫拉柯娃從伏爾加格勒州米哈依洛夫卡市寫來的信中說：“我讀完了師範學校，正好爆發了戰爭，我們也就沒有畢業分配，回到了家裏。沒過幾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員會去。媽媽不放我走。不錯，我那時還年輕，隻有十八歲。媽說：‘我送你到哥哥那兒去，我對別人就說你不在家。’我說：‘我是個共青團員呀!’兵役委員會把我們集中起來，如此這般地動員了一番，要求我們婦女去為前線烤麵包。
“……活兒很重。我們共有八個大烤爐，每到一個被破壞的村鎮或城市，就要把烤爐架起來。架好烤爐，又需要柴禾，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麵粉。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麵粉袋，我們兩個人一抓就扛起來了。或者是四十個白麵包放在擔架上讓你抬，象我這樣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來。我們日日夜夜地烤麵包，這幾盆的麵還在發酵，那幾盆的麵已經快做成麵包了。敵人炸敵人的，我們做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