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沒有意識到她們完成的是什麽業績，她們始終認為：自己幹的是“非英雄主義”的行當。她們總是說，在戰爭中她們幹的是女人家自古以來就應該做的事兒—一漿洗、縫補、服侍男人。然而，如果沒有她們這些偉大的勤勞的參戰者，勝利是沒有指望的。
在基輔，我結識了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鮑爾肖芙斯卡婭。她講的故事使我興趣盎然，因為它概括了所有“打過仗但沒開過槍”的人的經歷。所以我決定把它原原本本說來，不憚過多的重複。有些重複，不論在這個故事 還是在別的故事裏，往往是必要的。人在戰爭中期和後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狀態是不大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如果不知遭這個人在戰前是何許人的話。你當時是十七、八歲還是二、三十歲，離家時是小姑娘還是把孩子留在家裏的成年婦女——其實，還是有區別的。
譬如，娜傑日達·米哈依洛夫娜·斯柯貝廖娃(大尉，軍醫)對此是這樣回憶的：
“我們撤退時，把一切都燒光、一切都炸光了。燃料、彈藥都銷毀了，隻剩下一片火海。目送我們撤退的女人和孩子們都走出屋來，站在路邊問：‘你們怎麽能把我們丟下呢?把我們也帶上一起走吧……’如果我是個做母親的，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忍受這一切。也許，年輕人心情此較輕鬆，我當時就沒有那種感情，也不懂得做母親的心。正因為如此，我才堅持住了。上了年紀的人就很難忍受這場麵，有個四十來歲的男人，邊走邊哭，眼睛都不敢抬……”
所以，她們總是從最初階段，從戰爭的第一天開始回憶。回憶最初階段——這是基礎，然後上麵就能建起整幢的回憶大廈。沒有基礎，大廈就要分崩離析。
鮑爾肯夫斯卡婭離家上前線時是二十四歲，她多次向我重複說：“那時我已經很懂人事了。”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一鮑爾肯夫斯卡婭(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說：
“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三七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基輔來的。我學過西班牙語，在裏麵當保育員。
“我是‘五一’節結的婚，六月二十二日戰爭就爆發了。我還記得，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內挖壕溝了。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劄州。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一九四一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後，自己也申請上前線。上級把我派到史達林格勒陸軍野戰醫院。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裏哭。我走到她身邊。
“‘索涅奇卡，你怎麽還在哭啊？’
“‘怎麽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著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麵則坐著身穿五彩繽紛的裙子的姑娘們。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著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做‘洗衣政委’。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話說的那樣，湊湊合合過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裏麵洗衣服。先用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洗淨烘幹。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隻好用凱牌肥皂。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嚇人。而在這間房子裏，找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裏麵睡覺。平均每個戰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發給我們。這藥皂象泥土一樣，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不過，隻能歇上一兩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裏駐紮著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著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於是，這些花花公子們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們差點氣哭了：
“‘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係，我們會報復他們的。’
“於是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一個姑娘對著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一個飛行員跳舞。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個姑娘去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隻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的這一百多姑娘，你對她們怎麽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裏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隻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裏正關著兩位。
在基輔，我結識了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鮑爾肖芙斯卡婭。她講的故事使我興趣盎然，因為它概括了所有“打過仗但沒開過槍”的人的經歷。所以我決定把它原原本本說來，不憚過多的重複。有些重複，不論在這個故事 還是在別的故事裏，往往是必要的。人在戰爭中期和後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狀態是不大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如果不知遭這個人在戰前是何許人的話。你當時是十七、八歲還是二、三十歲，離家時是小姑娘還是把孩子留在家裏的成年婦女——其實，還是有區別的。
譬如，娜傑日達·米哈依洛夫娜·斯柯貝廖娃(大尉，軍醫)對此是這樣回憶的：
“我們撤退時，把一切都燒光、一切都炸光了。燃料、彈藥都銷毀了，隻剩下一片火海。目送我們撤退的女人和孩子們都走出屋來，站在路邊問：‘你們怎麽能把我們丟下呢?把我們也帶上一起走吧……’如果我是個做母親的，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忍受這一切。也許，年輕人心情此較輕鬆，我當時就沒有那種感情，也不懂得做母親的心。正因為如此，我才堅持住了。上了年紀的人就很難忍受這場麵，有個四十來歲的男人，邊走邊哭，眼睛都不敢抬……”
所以，她們總是從最初階段，從戰爭的第一天開始回憶。回憶最初階段——這是基礎，然後上麵就能建起整幢的回憶大廈。沒有基礎，大廈就要分崩離析。
鮑爾肯夫斯卡婭離家上前線時是二十四歲，她多次向我重複說：“那時我已經很懂人事了。”
瓦蓮金娜·庫茲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一鮑爾肯夫斯卡婭(中尉，野戰洗衣隊政治指導員)說：
“戰前我在西班牙兒童保育院工作，孩子們都是三七年從西班牙送到我們基輔來的。我學過西班牙語，在裏麵當保育員。
“我是‘五一’節結的婚，六月二十二日戰爭就爆發了。我還記得，第一批德國飛機進行空襲時，我們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們已經開始在院內挖壕溝了。他們倒是全都懂。……我們把他們送到後方，然後我到了平劄州。上級交給我的任務，是組建一個護士訓練班。一九四一年底，由我主持了這個訓練班的考試，因為所有的醫生都上前線了。我給學員們發了證件後，自己也申請上前線。上級把我派到史達林格勒陸軍野戰醫院。我在周圍的姑娘們中間是最年長的，至今還和我保持友誼的索尼亞·烏特魯戈瓦雅，那時才十六歲，剛剛讀完九年級，就進了這個醫務訓練班。我們到了前線，都第四天了，索尼亞還坐在小樹林裏哭。我走到她身邊。
“‘索涅奇卡，你怎麽還在哭啊？’
“‘怎麽你不懂，我已經三天沒見到我媽媽了！’她回答我。
“現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來。
“在庫爾斯克會戰時，上級把我從醫院調到了野戰洗衣隊當政治指導員，洗衣員都是非軍事人員，所以通常是這樣：我們坐在大車上，車上堆放著大水桶、洗衣盆、保溫桶，最上麵則坐著身穿五彩繽紛的裙子的姑娘們。這一下，誰見了都大笑著說：‘洗衣大軍來了！……’人們把我叫做‘洗衣政委’。過了好長時間，我的姑娘們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話說的那樣，湊湊合合過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們每到一地，上級就撥一間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給我們，我們就在裏麵洗衣服。先用凱牌肥皂水浸泡，然後洗淨烘幹。滅虱劑是有的，可是當時滅虱劑已經不頂用了，我們隻好用凱牌肥皂。這種肥皂非常難聞，氣味簡直嚇人。而在這間房子裏，找們不但要洗衣、烘衣，還要在裏麵睡覺。平均每個戰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發給我們。這藥皂象泥土一樣，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為長期洗衣負擔過重、緊張過度而得了疝氣病，還有很多人雙手都被凱牌肥皂腐蝕出了濕疹。不過，隻能歇上一兩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們都很聽我的話。有一次，我們到了一個營地，那裏駐紮著空軍飛行員，整整一個飛行大隊。您想想吧，他們都在盯著我們看，而我們卻穿得破破爛爛，邋邋遢遢。於是，這些花花公子們輕蔑地說：‘真了不起，原來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們差點氣哭了：
“‘指導員，您瞧他們……’
“‘沒關係，我們會報復他們的。’
“於是我們商量了一個辦法。這天晚上，我的姑娘們穿上了她們最好看的衣服，來到小草坪上。一個姑娘對著飛行員那邊拉起了手風琴，他們聞聲趕來，跳起了舞。可是我們都說好了：絕不和一個飛行員跳舞。他們湊了過來，但沒有—個姑娘去理睬他們，整個晚上，姑娘們隻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後飛行員們求饒說：‘一個傻瓜出言不遜，你們卻怪罪我們大家……’“一般說來，非軍事人員是不得關禁閉的，但你跟前的這一百多姑娘，你對她們怎麽管理呢?比如，我們這兒空襲警報常常要到夜裏十一點才解除，可是她們誰也不把它當一回事，總是千方百計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隻得把幾個姑娘關了禁閉。有一回，附近部隊的首長到我們這兒來，恰好在我的房間裏正關著兩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