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到什麽地方，總會有一些熱情而無私的人們主動跑來幫忙。一些老戰友、鄰居和同事經常在電話裏或信上通知我，或者直接跑到編輯部來找我：“請把這個有趣的人物介紹給大家吧。”“快去採訪一下這位婦女吧。”“聽說您在尋訪，我想悄悄告訴您一個地址。”
把他們聯繫在一塊兒的是一個熱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現過去歲月的真實，它是戰爭見證人和直接參戰者的財富。是的，關於戰爭，正在寫和將要寫的內容太多了，而且這些參戰者的見證是不會重複的。他們的記憶中保存著數十個片斷、細節和詳盡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這一切或是來自講述者的親身經歷，或是她本人親眼所見。回憶和篩選這些細節——本身便是一種才能。我真想宣稱，這是女人記憶的特徵。女人們是用獨特方式觀察，也是用獨特方式記憶的。
請看以下三個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員)說：
“戰爭前我過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媽媽身邊。我爸爸是從蘇芬戰場上回來的，少了一個手指頭，我總問他：‘爸爸，為什麽會有戰爭?’“戰爭很快就來臨了，我還沒怎麽長大呢。明斯克居民開始疏散。我們被送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兒的集體農莊幹活兒。有一次，村蘇維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慮你的事兒。’
‘我很奇怪：
“‘您考慮我什麽事兒呀，大叔?’
“‘還不是這該死的小村子！都得怪這該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兒莫名其妙。他又說：
“‘上麵來了一個文件，要我們出兩個人上前線。我沒有人可派，本來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來的。也許，你還是能去的吧?我這兒有兩個小姑娘；你和瑪麗亞·烏特金娜。’“瑪麗亞是個成熟的高個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嗎?’主席又問。
“‘能發給我一副綁腿嗎?’我反問。
“那時我們渾身衣服都爛了，我們就是想領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個好姑娘，到了部隊會發給你一雙皮鞋穿的。’“於是我同意了。
“……我們從軍列下來時，一個魁梧的大鬍子叔叔來接我們。可是誰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但我也沒問。我是這種人，不願當積極分子，從來不幹挑頭的事兒。我們不喜歡這叔叔。後來又來了一個漂亮的軍官，真是個美男子！他勸動了我們，我們就跟他走了。等我們到了部隊，在那兒又遇上了這個大鬍子叔叔。他笑著說：‘噢，調皮鬼們，怎麽不肯跟我一塊兒來呀?’‘少校對我們點名，逐個詢問：‘你會幹什麽呀?’“一個姑娘回答：‘我會擠牛奶。’另一個姑娘說：‘我在家幫媽媽煮過土豆。’“點到我的名了：
“‘你呢?’
“‘我會洗衣服！’
“‘我看，你是個好姑娘，要是你再會做飯的話。’“我會做飯。’
“於是，整個白天我做飯，到晚上，我就去給戰士們洗洗內衣，再站上兩個小時的崗。當人家對我喊‘哨兵！哨兵！’時，我怎麽也回答不上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整個戰爭我都在想：我見後回家時，要好好向爸爸媽媽講一講，我受了多少苦。可是我現在回來了，卻沒人可告訴了：爸爸和媽媽都被法西斯打死了，我所有的親人都被殺害了……”
衛生員亞歷山德拉·約瑟莢娜·米舒金娜回憶說：
“我們被派到醫士——助產士學校舉辦的半年製訓練班學習，總共是一百名姑娘……裏麵有炊事員，衛生員——各個專業種類都有。訓練班結束後，我們步行到車站，再從那兒乘衛生專列分到各地。我們身上穿的是家常衣裙、頭巾，辯子上還紮著蝴蝶結……一位將軍看到我們，命令他的汽車停下來，探出頭來問：‘這支花枝招展的隊伍是幹什麽的?’“我並沒有被派到前沿，而是進了二十二集團軍的野戰醫院。在戰前連煤油爐都不會點的我，竟然來到衛生檢疫站工作。傷員一到，我們就給他們分類、脫衣服，換衣服、剃頭刮臉、洗澡擦身。他們都是軟弱無力的。所有的髒活兒都是我們幹，我們也不得不經受這一切：害羞，人類的慘相，不堪目睹的骯髒，虱子……’斯維特蘭娜·尼古拉耶夫娜·柳畢契在戰爭中是義務衛生員，現在是白俄羅斯列寧國立大學的教師，她說：
“我乘坐在衛生列車上。我記得，頭一個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為離開了媽媽，第二，我睡在上鋪，算是我的‘小房間’，可那兒現在堆滿了行李。’“您在什麽年齡裏上前線的?’
“我那時正在讀八年級，但沒有讀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線去的，衛生專列上的姑娘們全都是我這個年齡。”
“你們都幹些什麽?”
“我們的工作就是照料傷員。餵水，餵飯，送便壺——這些活兒全是我們幹。有一個此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塊兒值班，開始她很照顧我：‘如果他們要便壺，你就招呼我。’傷員們傷勢嚴重：有的沒有手臂，有的沒有腿。第一天我還叫那位姑娘遞便壺，可是後來，一—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呀——就留下我一個人值班了。於是傷員也這樣喊我：‘小護士，便壺！’“有一次，我把便壺遞給一個傷員，可是他不接過去。我這才發現他沒有手。我腦子裏馬上閃過一個念頭，想像著該怎麽辦。我站了好幾分鍾，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確實應該幫助他，……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是怎麽回事，從來沒有瞧見過。甚至在訓練班上也沒跟我們講過……”
把他們聯繫在一塊兒的是一個熱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現過去歲月的真實，它是戰爭見證人和直接參戰者的財富。是的，關於戰爭，正在寫和將要寫的內容太多了，而且這些參戰者的見證是不會重複的。他們的記憶中保存著數十個片斷、細節和詳盡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這一切或是來自講述者的親身經歷，或是她本人親眼所見。回憶和篩選這些細節——本身便是一種才能。我真想宣稱，這是女人記憶的特徵。女人們是用獨特方式觀察，也是用獨特方式記憶的。
請看以下三個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員)說：
“戰爭前我過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媽媽身邊。我爸爸是從蘇芬戰場上回來的，少了一個手指頭，我總問他：‘爸爸，為什麽會有戰爭?’“戰爭很快就來臨了，我還沒怎麽長大呢。明斯克居民開始疏散。我們被送到了薩拉托夫。我在那兒的集體農莊幹活兒。有一次，村蘇維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慮你的事兒。’
‘我很奇怪：
“‘您考慮我什麽事兒呀，大叔?’
“‘還不是這該死的小村子！都得怪這該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兒莫名其妙。他又說：
“‘上麵來了一個文件，要我們出兩個人上前線。我沒有人可派，本來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來的。也許，你還是能去的吧?我這兒有兩個小姑娘；你和瑪麗亞·烏特金娜。’“瑪麗亞是個成熟的高個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嗎?’主席又問。
“‘能發給我一副綁腿嗎?’我反問。
“那時我們渾身衣服都爛了，我們就是想領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個好姑娘，到了部隊會發給你一雙皮鞋穿的。’“於是我同意了。
“……我們從軍列下來時，一個魁梧的大鬍子叔叔來接我們。可是誰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但我也沒問。我是這種人，不願當積極分子，從來不幹挑頭的事兒。我們不喜歡這叔叔。後來又來了一個漂亮的軍官，真是個美男子！他勸動了我們，我們就跟他走了。等我們到了部隊，在那兒又遇上了這個大鬍子叔叔。他笑著說：‘噢，調皮鬼們，怎麽不肯跟我一塊兒來呀?’‘少校對我們點名，逐個詢問：‘你會幹什麽呀?’“一個姑娘回答：‘我會擠牛奶。’另一個姑娘說：‘我在家幫媽媽煮過土豆。’“點到我的名了：
“‘你呢?’
“‘我會洗衣服！’
“‘我看，你是個好姑娘，要是你再會做飯的話。’“我會做飯。’
“於是，整個白天我做飯，到晚上，我就去給戰士們洗洗內衣，再站上兩個小時的崗。當人家對我喊‘哨兵！哨兵！’時，我怎麽也回答不上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
“整個戰爭我都在想：我見後回家時，要好好向爸爸媽媽講一講，我受了多少苦。可是我現在回來了，卻沒人可告訴了：爸爸和媽媽都被法西斯打死了，我所有的親人都被殺害了……”
衛生員亞歷山德拉·約瑟莢娜·米舒金娜回憶說：
“我們被派到醫士——助產士學校舉辦的半年製訓練班學習，總共是一百名姑娘……裏麵有炊事員，衛生員——各個專業種類都有。訓練班結束後，我們步行到車站，再從那兒乘衛生專列分到各地。我們身上穿的是家常衣裙、頭巾，辯子上還紮著蝴蝶結……一位將軍看到我們，命令他的汽車停下來，探出頭來問：‘這支花枝招展的隊伍是幹什麽的?’“我並沒有被派到前沿，而是進了二十二集團軍的野戰醫院。在戰前連煤油爐都不會點的我，竟然來到衛生檢疫站工作。傷員一到，我們就給他們分類、脫衣服，換衣服、剃頭刮臉、洗澡擦身。他們都是軟弱無力的。所有的髒活兒都是我們幹，我們也不得不經受這一切：害羞，人類的慘相，不堪目睹的骯髒，虱子……’斯維特蘭娜·尼古拉耶夫娜·柳畢契在戰爭中是義務衛生員，現在是白俄羅斯列寧國立大學的教師，她說：
“我乘坐在衛生列車上。我記得，頭一個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為離開了媽媽，第二，我睡在上鋪，算是我的‘小房間’，可那兒現在堆滿了行李。’“您在什麽年齡裏上前線的?’
“我那時正在讀八年級，但沒有讀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線去的，衛生專列上的姑娘們全都是我這個年齡。”
“你們都幹些什麽?”
“我們的工作就是照料傷員。餵水，餵飯，送便壺——這些活兒全是我們幹。有一個此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塊兒值班，開始她很照顧我：‘如果他們要便壺，你就招呼我。’傷員們傷勢嚴重：有的沒有手臂，有的沒有腿。第一天我還叫那位姑娘遞便壺，可是後來，一—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呀——就留下我一個人值班了。於是傷員也這樣喊我：‘小護士，便壺！’“有一次，我把便壺遞給一個傷員，可是他不接過去。我這才發現他沒有手。我腦子裏馬上閃過一個念頭，想像著該怎麽辦。我站了好幾分鍾，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我確實應該幫助他，……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是怎麽回事，從來沒有瞧見過。甚至在訓練班上也沒跟我們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