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假如當著你的麵挨打的那個德國人就是那個飛行員，或者就是把長統靴連同人腿一塊兒切下來的劊子手，您還會去衛護他嗎?”
“我們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我想會的，因為我認為，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就是要拯救人類的。如果他當著我的麵幹出什麽獸性勾當，也許我也會受不了的。可是既然他被我們俘虜了，被打敗了，那就不同了……女人在戰爭中……就是這樣一回事，人類的語言是無法解釋的。當男人們在前沿看到女人時，他們臉色都會起變化，就連女人的嗓音也會使他們的神態跟原來不同。有一天夜裏，我坐在掩蔽部外麵，小聲唱著歌兒。我以為大家都睡著了，沒有人聽得見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連長對我說：‘我們都沒睡著。我們真渴望聽聽女人的聲音……’“還有一次，我給一個坦克手包紮傷口……戰鬥還在繼續，轟轟隆隆的。他卻突然問起我：‘姑娘，您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奧麗雅，我對在這隆隆的炮聲中，在戰火紛飛的險境裏還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人家，感到驚愕不解。……
“我總是力圖保持整潔的外表，時刻不忘記我是個女人。別人常常對我說：‘天哪，難道你在戰鬥中還這麽幹幹淨淨的嗎？’我記得，我很害怕自己被打死，因為到時我會很難看。我見過一些被打死的姑娘，我可不願意死的時候象她們那樣。有時我躲避掃射，不是考慮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臉藏起來，以免毀容。我認為，我們當姑娘的都是這樣想的。所以，男人們總是嘲笑我們這一點。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滑稽可笑。他們說，姑娘們擔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們擔心什麽……”
季娜依達·瓦西裏耶夫娜說：
“對死是無法習慣的。說到死……有一次，我們部隊躲開德國鬼子，退到山裏。留下了五個重傷員沒法走，他們全都傷在腹部，而且是致命傷，過上一兩天他們肯定要死的。背他們吧，又背不走，因為沒法下手背。上級要我和另一個叫奧克薩諾奇卡的衛生指導員留在板棚裏照料傷員，對我們說：‘過兩天我們就回來接你們。’可他們過了三天才來接我們。我們和這些傷員們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們本來都是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漢，他們不願意死。而我們隻有些消炎粉，別的一概沒有……他們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給他們喝水啊。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卻一點兒沒法幫他們……
“您問我的第一次獎賞?我被授予了一枚‘勇敢’獎章。可是我沒去領它，我不服氣(說著她笑了起來)。您猜是怎麽回事?因為我的一個女友被授予了‘戰功’獎章，而我隻弄了個‘勇敢’獎章。她總共隻參加過一次戰鬥，而我在庫紹夫斯克和其它地方參加過好多次戰役。我可委屈了：她隻參加過一次戰鬥，就得了‘戰功’獎章，那就是說有許多功勳，而我，到頭來隻有一枚‘勇敢’獎章，好象我隻有一次是勇敢的（“戰功”獎章中的“戰功”一詞為複數，而“勇敢”是單數，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譯者注）。後來指揮員來了，當他知道是怎麽一回事時，忍不住笑了。他告訴我：‘勇敢’獎章是最高等級的獎章，隻差一點兒就是勳章了。
“在頓巴斯的瑪喀耶夫卡，我負了傷。傷在屁股上，一塊石頭子兒大小的彈片鑽了進去，卡在裏麵。我發覺我流血了，趕忙把急救藥棉塞在傷口上，又繼續跑起來，給傷員包紮。我不好意思向別人說及比事。一個姑娘家受了傷，再說又是傷在那裏——屁股上。這種事兒，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是羞於承認、不敢告訴別人的……這樣，我帶著傷繼續奔忙，給別人包紮，直到流血過多昏死過去，長統靴已灌滿了血……
“我們的人看到這情景，顯然以為我已經死了。衛生員跑來，又走了。戰鬥繼續進行。也許再過一會兒，我真要死了。可是，幾個出來偵察火力的坦克手發現了我——看見一個姑娘躺在戰場上。我沒戴帽子躺在那裏，帽子已經不知丟在哪兒去了。他們聽了聽，見我還活著，馬上把我送到了衛生營。
後衛生營把我轉到野戰醫院，然後又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為診斷我的傷情，就用了半年時間。戰爭結束時，我才十八歲，可是身體卻垮了：三次負傷，一次嚴重的震傷。但我還是個姑娘啊，不用說，我把身體狀況隱瞞了。我告訴別人我受過傷，但從不說震傷的事。可是震傷本身卻把我出賣了，我又被送進了醫院，還發給了我殘廢證書。可是我能容忍嗎？我把這證書撕得粉碎，扔掉了，連殘廢撫恤金我也沒去領。如果領了證書和殘廢金，就得經常到會診委員會去複查身體。
“我住院時，騎兵連長和司務長到醫院來探望。在戰爭時期我就很喜歡連長，可那時他從來不注意我。他是個美男子。軍裝特別合身。男人穿軍裝個個服貼。可女人的穿著又怎樣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長褲，辮子也不許留，一律剪掉，簡直象個男孩子。直到戰爭後期才批準我們留頭髮，梳辮子。在醫院裏，我的頭髮長了出來，我變得漂亮了，結果呢（她開心地笑了），他們兩人竟然同時愛上了我。整個戰爭，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來的，我從來都沒引起過他們的興趣，可是現在，他們兩個人——騎兵連長和準尉司務長——同時愛上了我，都來向我求婚了。
“我們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我想會的，因為我認為，我們在這場戰爭中就是要拯救人類的。如果他當著我的麵幹出什麽獸性勾當，也許我也會受不了的。可是既然他被我們俘虜了，被打敗了，那就不同了……女人在戰爭中……就是這樣一回事，人類的語言是無法解釋的。當男人們在前沿看到女人時，他們臉色都會起變化，就連女人的嗓音也會使他們的神態跟原來不同。有一天夜裏，我坐在掩蔽部外麵，小聲唱著歌兒。我以為大家都睡著了，沒有人聽得見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連長對我說：‘我們都沒睡著。我們真渴望聽聽女人的聲音……’“還有一次，我給一個坦克手包紮傷口……戰鬥還在繼續，轟轟隆隆的。他卻突然問起我：‘姑娘，您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奧麗雅，我對在這隆隆的炮聲中，在戰火紛飛的險境裏還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人家，感到驚愕不解。……
“我總是力圖保持整潔的外表，時刻不忘記我是個女人。別人常常對我說：‘天哪，難道你在戰鬥中還這麽幹幹淨淨的嗎？’我記得，我很害怕自己被打死，因為到時我會很難看。我見過一些被打死的姑娘，我可不願意死的時候象她們那樣。有時我躲避掃射，不是考慮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臉藏起來，以免毀容。我認為，我們當姑娘的都是這樣想的。所以，男人們總是嘲笑我們這一點。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滑稽可笑。他們說，姑娘們擔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們擔心什麽……”
季娜依達·瓦西裏耶夫娜說：
“對死是無法習慣的。說到死……有一次，我們部隊躲開德國鬼子，退到山裏。留下了五個重傷員沒法走，他們全都傷在腹部，而且是致命傷，過上一兩天他們肯定要死的。背他們吧，又背不走，因為沒法下手背。上級要我和另一個叫奧克薩諾奇卡的衛生指導員留在板棚裏照料傷員，對我們說：‘過兩天我們就回來接你們。’可他們過了三天才來接我們。我們和這些傷員們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們本來都是些身強力壯的男子漢，他們不願意死。而我們隻有些消炎粉，別的一概沒有……他們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給他們喝水啊。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卻一點兒沒法幫他們……
“您問我的第一次獎賞?我被授予了一枚‘勇敢’獎章。可是我沒去領它，我不服氣(說著她笑了起來)。您猜是怎麽回事?因為我的一個女友被授予了‘戰功’獎章，而我隻弄了個‘勇敢’獎章。她總共隻參加過一次戰鬥，而我在庫紹夫斯克和其它地方參加過好多次戰役。我可委屈了：她隻參加過一次戰鬥，就得了‘戰功’獎章，那就是說有許多功勳，而我，到頭來隻有一枚‘勇敢’獎章，好象我隻有一次是勇敢的（“戰功”獎章中的“戰功”一詞為複數，而“勇敢”是單數，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譯者注）。後來指揮員來了，當他知道是怎麽一回事時，忍不住笑了。他告訴我：‘勇敢’獎章是最高等級的獎章，隻差一點兒就是勳章了。
“在頓巴斯的瑪喀耶夫卡，我負了傷。傷在屁股上，一塊石頭子兒大小的彈片鑽了進去，卡在裏麵。我發覺我流血了，趕忙把急救藥棉塞在傷口上，又繼續跑起來，給傷員包紮。我不好意思向別人說及比事。一個姑娘家受了傷，再說又是傷在那裏——屁股上。這種事兒，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是羞於承認、不敢告訴別人的……這樣，我帶著傷繼續奔忙，給別人包紮，直到流血過多昏死過去，長統靴已灌滿了血……
“我們的人看到這情景，顯然以為我已經死了。衛生員跑來，又走了。戰鬥繼續進行。也許再過一會兒，我真要死了。可是，幾個出來偵察火力的坦克手發現了我——看見一個姑娘躺在戰場上。我沒戴帽子躺在那裏，帽子已經不知丟在哪兒去了。他們聽了聽，見我還活著，馬上把我送到了衛生營。
後衛生營把我轉到野戰醫院，然後又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為診斷我的傷情，就用了半年時間。戰爭結束時，我才十八歲，可是身體卻垮了：三次負傷，一次嚴重的震傷。但我還是個姑娘啊，不用說，我把身體狀況隱瞞了。我告訴別人我受過傷，但從不說震傷的事。可是震傷本身卻把我出賣了，我又被送進了醫院，還發給了我殘廢證書。可是我能容忍嗎？我把這證書撕得粉碎，扔掉了，連殘廢撫恤金我也沒去領。如果領了證書和殘廢金，就得經常到會診委員會去複查身體。
“我住院時，騎兵連長和司務長到醫院來探望。在戰爭時期我就很喜歡連長，可那時他從來不注意我。他是個美男子。軍裝特別合身。男人穿軍裝個個服貼。可女人的穿著又怎樣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長褲，辮子也不許留，一律剪掉，簡直象個男孩子。直到戰爭後期才批準我們留頭髮，梳辮子。在醫院裏，我的頭髮長了出來，我變得漂亮了，結果呢（她開心地笑了），他們兩人竟然同時愛上了我。整個戰爭，我們都是在一起過來的，我從來都沒引起過他們的興趣，可是現在，他們兩個人——騎兵連長和準尉司務長——同時愛上了我，都來向我求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