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也回憶起這次戰鬥：
“我正在給傷員包紮，邊上躺著一個法西斯。我以為他已死了，根本沒去注意他。不料他隻是受了傷，還想殺死我。我發覺有誰在後麵動我，趕忙轉過身一看，飛起一腳踢掉了他的衝鋒鎗。我沒有打死他，也沒給他包紮，就走開了。那傢夥是腹部受傷……”
季娜依達·瓦西裏耶夫娜繼續說：
“我正在背傷員，突然發現有兩個德國鬼子從一輛輕型坦克裏爬出來。坦克被打壞了，而他們顯然沒及時跳出來。隻差一秒鍾，——要是我沒有及時射擊，我和傷員就被他們開槍打死了。事情總是那麽突然，情況似乎很兇險，但更令人憎恨：他們為什麽要到我們的國土上來，來幹什麽？可是你若親手殺死他們，又害怕得很……
“戰鬥結束了，上百名哥薩克都從馬鞍上跳下來。可是這時奧麗雅卻不見了。我逢人便問，到處都查看過了，我最後一個離開戰場。天已經黑了，奧麗雅仍沒找見……大夥兒說，由他們負責抬傷員。於是我什麽都不做，隻是一個勁兒尋找她。我留在大隊人馬後麵，耐著性子等候姐姐，可怎麽也不見她的蹤影。我哭了起來：難道第一次戰鬥就把姐姐弄丟了？她到哪兒去了?她出什麽事兒了?也許她正在什麽地方快死了，在呼喚我……
“奧麗雅深夜才追上我們。見到我們姐妹倆重逢，連哥薩克們都哭了。我們吊在對方的脖子上，不肯分開。到這時我們才明白，我們不能在一個連隊，雙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開，不見麵。如果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眼前死去，那麽我們肯定經受不住這種打擊。於是我們決定，我得申請到別的連隊去。”
“把您調走了嗎？”
“是的，我們倆分開作戰。起初是在不同的騎兵連，後來甚至不在同一個師了。但隻要有機會，就互相轉達問候，了解一下對方是否還活著……”
在我們坐著的大房間裏，四麵牆壁掛滿了姐妹倆在戰前和前線的放大照片。在我麵前這張照片上，她們還是中學生——戴著太陽帽，捧著鮮花，這是在戰爭爆發前兩周拍的一張照片。這是兩張純樸而又帶孩子氣的麵孔，笑盈盈的，因為等候撳快門而稍稍顯得有點兒一本正經。在旁邊的照片上，她們已經穿起了哥薩克的鬥篷和騎兵的氈靴。這幾張照片是四二年拍攝的，時間上雖然隻隔了一年，但麵孔卻大變樣了，簡直判若兩人。這張照片是季娜依達·瓦西裏耶夫娜從前線寄給母親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獎章。那幾張照片則是在勝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麽呢?印象最深的是她們神態的變化，從輕柔的稚氣線條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還含有某些堅毅的嚴厲。很難相信這些神態的變化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中間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這種變化要到中年以後才能呈現。
戰爭改變了她們，戰爭也造就了她們，因為她們在形成個性和樹立世界觀的年齡裏趕上了戰爭。戰爭使她們大開眼界，所見所聞是很多人通常見不到的，更不要說是女人了。戰爭迫使她們思考很多問題，比如：善與惡，生與死。有些問題一個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點回答，而她們才剛剛開始生活，就必須要回答這些問題了……
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回憶說：
“我們攻占了一個村莊，那兒留下了一所德國人的醫院。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院內挖了一個大坑，裏麵有一些被槍斃的德國傷兵——在逃跑之前，德國人殺死了自己的傷員。隻有一個病房的傷員留了下來，看來是他們沒來得及動手殺掉他們，也可能是存心拋棄他們，反正他們都沒有腿腳。
“我們走進病房時，德國傷兵們都用仇視的目光看著我們，大概他們以為我們是來要他們的命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們不殺害傷員，而且給予治療，這時有個傷員提出要求說，他們三天三夜滴水未進了，三天沒有換藥了……我走過去一瞧，果然不錯，真是太危險了。德軍醫生早就不管他們了，傷口化膿腐爛，繃帶都長到肉裏去了。”
“你們憐憫他們嗎？”
“我不能把當時的心情說成是憐憫。憐憫，這畢竟是一種同情，而我隻不過是不想對他們施暴行就是了。我們那兒發生過這麽一件事：有個戰士，法西斯殘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燒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於是他打了某個俘虜，神經實在忍受不了才動手打的。就是對這件事，我覺得也不應該，所以去保護了那個俘虜。”
“可是您也應該知道，他們對待我們的人是多麽殘酷啊？”
“我當然知道。不用多說，我知道這些，心裏很清楚。又一次，我和一位司機開車運送傷員，沿途不斷遭到轟炸。我們隻來得及背下少數幾個傷員，送到溝裏，大部分傷員沒能來得及背下來。飛機在我們頭頂盤旋，向我們開火。路邊有一片開墾過的土地，地邊堆了一些石頭，是人們從耕地裏撿出來的。我就跑到這堆石頭旁邊臥倒。我心想，讓它開槍吧，有這些石頭擋著我，趴在這裏不會有很大危險，就象躲在溝裏差不多。
“轟炸的敵機共有六架，五架飛走了，留下了一架不走。它轉了三個圈子，我都看見了飛行員和機關炮一起顫動著，也許是我的感覺。敵機飛得很低，好象非得劃破地皮鑽進去不可。飛行員也看到，這裏趴著一個姑娘。我有一頭油光光的長髮。可他為什麽還要這樣做?這兒再說另一件事兒吧：德國人竟然在他們的戰壕前擺上一排帶著斷腿的長統靴，進行炫耀。這是我們同誌的斷腿，他們都是剛剛犧牲不久的……”
“我正在給傷員包紮，邊上躺著一個法西斯。我以為他已死了，根本沒去注意他。不料他隻是受了傷，還想殺死我。我發覺有誰在後麵動我，趕忙轉過身一看，飛起一腳踢掉了他的衝鋒鎗。我沒有打死他，也沒給他包紮，就走開了。那傢夥是腹部受傷……”
季娜依達·瓦西裏耶夫娜繼續說：
“我正在背傷員，突然發現有兩個德國鬼子從一輛輕型坦克裏爬出來。坦克被打壞了，而他們顯然沒及時跳出來。隻差一秒鍾，——要是我沒有及時射擊，我和傷員就被他們開槍打死了。事情總是那麽突然，情況似乎很兇險，但更令人憎恨：他們為什麽要到我們的國土上來，來幹什麽？可是你若親手殺死他們，又害怕得很……
“戰鬥結束了，上百名哥薩克都從馬鞍上跳下來。可是這時奧麗雅卻不見了。我逢人便問，到處都查看過了，我最後一個離開戰場。天已經黑了，奧麗雅仍沒找見……大夥兒說，由他們負責抬傷員。於是我什麽都不做，隻是一個勁兒尋找她。我留在大隊人馬後麵，耐著性子等候姐姐，可怎麽也不見她的蹤影。我哭了起來：難道第一次戰鬥就把姐姐弄丟了？她到哪兒去了?她出什麽事兒了?也許她正在什麽地方快死了，在呼喚我……
“奧麗雅深夜才追上我們。見到我們姐妹倆重逢，連哥薩克們都哭了。我們吊在對方的脖子上，不肯分開。到這時我們才明白，我們不能在一個連隊，雙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開，不見麵。如果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眼前死去，那麽我們肯定經受不住這種打擊。於是我們決定，我得申請到別的連隊去。”
“把您調走了嗎？”
“是的，我們倆分開作戰。起初是在不同的騎兵連，後來甚至不在同一個師了。但隻要有機會，就互相轉達問候，了解一下對方是否還活著……”
在我們坐著的大房間裏，四麵牆壁掛滿了姐妹倆在戰前和前線的放大照片。在我麵前這張照片上，她們還是中學生——戴著太陽帽，捧著鮮花，這是在戰爭爆發前兩周拍的一張照片。這是兩張純樸而又帶孩子氣的麵孔，笑盈盈的，因為等候撳快門而稍稍顯得有點兒一本正經。在旁邊的照片上，她們已經穿起了哥薩克的鬥篷和騎兵的氈靴。這幾張照片是四二年拍攝的，時間上雖然隻隔了一年，但麵孔卻大變樣了，簡直判若兩人。這張照片是季娜依達·瓦西裏耶夫娜從前線寄給母親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獎章。那幾張照片則是在勝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麽呢?印象最深的是她們神態的變化，從輕柔的稚氣線條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還含有某些堅毅的嚴厲。很難相信這些神態的變化是在短短的幾個月或幾年中間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這種變化要到中年以後才能呈現。
戰爭改變了她們，戰爭也造就了她們，因為她們在形成個性和樹立世界觀的年齡裏趕上了戰爭。戰爭使她們大開眼界，所見所聞是很多人通常見不到的，更不要說是女人了。戰爭迫使她們思考很多問題，比如：善與惡，生與死。有些問題一個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點回答，而她們才剛剛開始生活，就必須要回答這些問題了……
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回憶說：
“我們攻占了一個村莊，那兒留下了一所德國人的醫院。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院內挖了一個大坑，裏麵有一些被槍斃的德國傷兵——在逃跑之前，德國人殺死了自己的傷員。隻有一個病房的傷員留了下來，看來是他們沒來得及動手殺掉他們，也可能是存心拋棄他們，反正他們都沒有腿腳。
“我們走進病房時，德國傷兵們都用仇視的目光看著我們，大概他們以為我們是來要他們的命的。翻譯告訴他們，我們不殺害傷員，而且給予治療，這時有個傷員提出要求說，他們三天三夜滴水未進了，三天沒有換藥了……我走過去一瞧，果然不錯，真是太危險了。德軍醫生早就不管他們了，傷口化膿腐爛，繃帶都長到肉裏去了。”
“你們憐憫他們嗎？”
“我不能把當時的心情說成是憐憫。憐憫，這畢竟是一種同情，而我隻不過是不想對他們施暴行就是了。我們那兒發生過這麽一件事：有個戰士，法西斯殘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燒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於是他打了某個俘虜，神經實在忍受不了才動手打的。就是對這件事，我覺得也不應該，所以去保護了那個俘虜。”
“可是您也應該知道，他們對待我們的人是多麽殘酷啊？”
“我當然知道。不用多說，我知道這些，心裏很清楚。又一次，我和一位司機開車運送傷員，沿途不斷遭到轟炸。我們隻來得及背下少數幾個傷員，送到溝裏，大部分傷員沒能來得及背下來。飛機在我們頭頂盤旋，向我們開火。路邊有一片開墾過的土地，地邊堆了一些石頭，是人們從耕地裏撿出來的。我就跑到這堆石頭旁邊臥倒。我心想，讓它開槍吧，有這些石頭擋著我，趴在這裏不會有很大危險，就象躲在溝裏差不多。
“轟炸的敵機共有六架，五架飛走了，留下了一架不走。它轉了三個圈子，我都看見了飛行員和機關炮一起顫動著，也許是我的感覺。敵機飛得很低，好象非得劃破地皮鑽進去不可。飛行員也看到，這裏趴著一個姑娘。我有一頭油光光的長髮。可他為什麽還要這樣做?這兒再說另一件事兒吧：德國人竟然在他們的戰壕前擺上一排帶著斷腿的長統靴，進行炫耀。這是我們同誌的斷腿，他們都是剛剛犧牲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