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營地裏領到一輛坦克。我們夫妻倆都是一級坦克駕駛員，可是一輛坦克裏隻能有一名駕駛員。於是指揮部決定任命我為‘nc—122’坦克車長，任命我丈夫為正駕駛員。我們在同一輛坦克裏參加了整個戰爭。我們解放了波羅的海沿岸、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我們倆都受過傷，也都受過獎。
“戰爭期間，有不少姑娘當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隻有我一個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講出來，準能寫厚厚一部書……”
原七八四高炮團第五營營長伊萬·阿爾申吉耶維奇·列維茨基在信中寫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為營長。團政委跟我見過麵，說：‘大尉，請您注意，您將指揮的不是普通的營隊，而是個“少女”營。這個營裏一半成員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對待、特別注意和照顧的人。’我雖然知道當時有許多姑娘在軍中服役，但對眼前的情況可是一點都沒料到。我們這些現役軍官，對於‘女性’擔任軍職始終持有保留態度。這行當歷來都是男子幹的。當然，比如說，醫院裏的護士，這我們還是看得慣的。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接著是在國內戰爭中，曾經表現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隊裏能幹些什麽呀?在我們這種炮兵部隊，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彈呀（普特——係俄重量單位，一普特等於16.38公斤——譯者注）!再說，怎麽把她們分配到各個炮連去呢？每個炮連隻有一個掩蔽部，裏麵住著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員。她們還得一連幾個小時坐在火炮機械上，而這些設備全是鐵的，就連火炮座位也是鐵的，她們是姑娘啊，怎麽能吃得消？最後的麻煩是，她們在哪兒洗頭髮，怎樣吹幹頭髮？問題—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問題……
“我經常到各個炮兵連走走看看。見到姑娘挎著步槍站崗，見到姑娘拿著望遠鏡守在嘹望哨上，說實話，我心裏是很不舒服的——也許因為我是從前線、從前沿陣地上回來的。姑娘們的性格各各不同，有靦腆的，有膽小的，有嬌氣的，也有果斷的，但每顆心都燃著一團火。軍事紀律，不是人人都能服從的，更何況女人的天性本來就與軍事秩序格格不入。她們不是忘記了命令的內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後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懲罰她們吧，第二天準得取消—一心腸硬不起來，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這幫姑娘坑了！’“可是沒過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慮。姑娘們都變成了出色的軍人。她們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細，更加認真。炮兵做事，精確性是首要的。我帶著我的‘娘子軍’從高爾基城(我們營在那兒組建)一直打到波茲南。坦克手有鐵甲，步兵有戰壕，高射炮兵呢，無遮無攔。交起火來，炮兵能使所有的人都免遭傷害，唯獨自己除外。高射炮兵不能挖避彈壕，不能造掩蔽部。就是敵機向炮位俯衝時，炮兵也不能離開炮位。這真是一個殘酷的行當。我一直想對別人好好講講高射炮兵，或者寫出來……”
我手裏有全國各地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輔，克拉斯諾達爾地區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爾加格勒，雅盧托羅夫斯克，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每當我收到一封來信，在地圖上找尋到那陌生的城市和村鎮時，簡直驚訝得不知所措：怎樣才能到那些地方去，什麽時候，怎樣會麵?後來產生了一個補救的辦法：盡量讓這些婦女集中起來。但怎樣集中呢?一個偶然的機會，幫助我解決了這個難題。有一天，郵筒裏來了一份請柬，是巴托夫將軍的六十五集團軍老戰士協會發來的：
“……我們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紅場聚會。這個規矩已有很多年了。這既是傳統又是儀式。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得來。有的來自穆爾曼斯克，有的來自卡拉甘達，四麵八方都有。總之，我們期待您……”
亞歷山大公園有座紀念碑，在紀念碑四周攢動著脫帽的人頭和五月的鮮艷花束。鳥瞰此景，猶如一堆堆熊熊篝火，多得叫人目不暇接。我被人潮裹挾著，幸福的溫存話語在我耳邊迴響：“瑪麗亞，是你嗎?差點兒認不出你來了，可你這雙眼睛……還是原來的樣子……”；“這是你的兒子嗎，費多爾？跟你一模一樣。把兒媳和孫子也帶來了？中士，你都快有一個正規排啦……”，“萬尼亞，你還記得嗎，啊？你想想，我們在四一年那會兒是怎樣的?你的裹腳布丟掉了，一個女人跑過來，把自己的圍巾扯下來給你包腳，還記得嗎？”；“這是基希涅夫的玫瑰花……始終是水靈靈的，不過在飛機裏還是有點蔫了。但我願意擺自己的花……”
紀念碑周圍，莫斯科人忙碌著，過著他們輕鬆的日常生活。他們已習慣了這種隆重悲壯的集會，已經不感到新奇了。相反，那天起要是這集會消失了，他們反倒會覺得不自然。是的，就連最年輕的市民也不為此驚異。我不由這樣思索：我們這一代人，雖然沒打過仗，甚至除了採石場爆破外，連一次爆炸也沒見過，但是，戰爭的回憶卻遺傳性地存在於我們這代人的心中。那場戰爭離我們仍然很近，還不足—個人的半生歲月，因比過去的一切對於我們依然是驚心動魄的。平時，在芸芸眾生之中，記憶也許已經融化得不見蹤影，而比時它又從塵世生活中遊離出來了，猶如洪水和野火之類的自然現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發展規律。這才是它真正的麵目。
“戰爭期間，有不少姑娘當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隻有我一個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講出來，準能寫厚厚一部書……”
原七八四高炮團第五營營長伊萬·阿爾申吉耶維奇·列維茨基在信中寫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為營長。團政委跟我見過麵，說：‘大尉，請您注意，您將指揮的不是普通的營隊，而是個“少女”營。這個營裏一半成員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對待、特別注意和照顧的人。’我雖然知道當時有許多姑娘在軍中服役，但對眼前的情況可是一點都沒料到。我們這些現役軍官，對於‘女性’擔任軍職始終持有保留態度。這行當歷來都是男子幹的。當然，比如說，醫院裏的護士，這我們還是看得慣的。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接著是在國內戰爭中，曾經表現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隊裏能幹些什麽呀?在我們這種炮兵部隊，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彈呀（普特——係俄重量單位，一普特等於16.38公斤——譯者注）!再說，怎麽把她們分配到各個炮連去呢？每個炮連隻有一個掩蔽部，裏麵住著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員。她們還得一連幾個小時坐在火炮機械上，而這些設備全是鐵的，就連火炮座位也是鐵的，她們是姑娘啊，怎麽能吃得消？最後的麻煩是，她們在哪兒洗頭髮，怎樣吹幹頭髮？問題—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問題……
“我經常到各個炮兵連走走看看。見到姑娘挎著步槍站崗，見到姑娘拿著望遠鏡守在嘹望哨上，說實話，我心裏是很不舒服的——也許因為我是從前線、從前沿陣地上回來的。姑娘們的性格各各不同，有靦腆的，有膽小的，有嬌氣的，也有果斷的，但每顆心都燃著一團火。軍事紀律，不是人人都能服從的，更何況女人的天性本來就與軍事秩序格格不入。她們不是忘記了命令的內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後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懲罰她們吧，第二天準得取消—一心腸硬不起來，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這幫姑娘坑了！’“可是沒過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慮。姑娘們都變成了出色的軍人。她們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細，更加認真。炮兵做事，精確性是首要的。我帶著我的‘娘子軍’從高爾基城(我們營在那兒組建)一直打到波茲南。坦克手有鐵甲，步兵有戰壕，高射炮兵呢，無遮無攔。交起火來，炮兵能使所有的人都免遭傷害，唯獨自己除外。高射炮兵不能挖避彈壕，不能造掩蔽部。就是敵機向炮位俯衝時，炮兵也不能離開炮位。這真是一個殘酷的行當。我一直想對別人好好講講高射炮兵，或者寫出來……”
我手裏有全國各地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輔，克拉斯諾達爾地區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爾加格勒，雅盧托羅夫斯克，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每當我收到一封來信，在地圖上找尋到那陌生的城市和村鎮時，簡直驚訝得不知所措：怎樣才能到那些地方去，什麽時候，怎樣會麵?後來產生了一個補救的辦法：盡量讓這些婦女集中起來。但怎樣集中呢?一個偶然的機會，幫助我解決了這個難題。有一天，郵筒裏來了一份請柬，是巴托夫將軍的六十五集團軍老戰士協會發來的：
“……我們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紅場聚會。這個規矩已有很多年了。這既是傳統又是儀式。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得來。有的來自穆爾曼斯克，有的來自卡拉甘達，四麵八方都有。總之，我們期待您……”
亞歷山大公園有座紀念碑，在紀念碑四周攢動著脫帽的人頭和五月的鮮艷花束。鳥瞰此景，猶如一堆堆熊熊篝火，多得叫人目不暇接。我被人潮裹挾著，幸福的溫存話語在我耳邊迴響：“瑪麗亞，是你嗎?差點兒認不出你來了，可你這雙眼睛……還是原來的樣子……”；“這是你的兒子嗎，費多爾？跟你一模一樣。把兒媳和孫子也帶來了？中士，你都快有一個正規排啦……”，“萬尼亞，你還記得嗎，啊？你想想，我們在四一年那會兒是怎樣的?你的裹腳布丟掉了，一個女人跑過來，把自己的圍巾扯下來給你包腳，還記得嗎？”；“這是基希涅夫的玫瑰花……始終是水靈靈的，不過在飛機裏還是有點蔫了。但我願意擺自己的花……”
紀念碑周圍，莫斯科人忙碌著，過著他們輕鬆的日常生活。他們已習慣了這種隆重悲壯的集會，已經不感到新奇了。相反，那天起要是這集會消失了，他們反倒會覺得不自然。是的，就連最年輕的市民也不為此驚異。我不由這樣思索：我們這一代人，雖然沒打過仗，甚至除了採石場爆破外，連一次爆炸也沒見過，但是，戰爭的回憶卻遺傳性地存在於我們這代人的心中。那場戰爭離我們仍然很近，還不足—個人的半生歲月，因比過去的一切對於我們依然是驚心動魄的。平時，在芸芸眾生之中，記憶也許已經融化得不見蹤影，而比時它又從塵世生活中遊離出來了，猶如洪水和野火之類的自然現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發展規律。這才是它真正的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