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仍然是幸福的，一點兒都不感到沮喪。每次買到配給食品，都要互相打電話：‘快回家來，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時我們一貧如洗，哪有這些地毯什麽的，真可謂家徒四壁……但我們很幸福。我們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由於我們到底活了下來。我們仍在呼吸、歡笑、生活……
“現在我經常應邀作報告。前不久我還向一些義大利姑娘講了話。聽人說，她們都是千金小姐。她們問我，你是戰後出嫁的吧?不知為什麽，她們以為戰爭中不能結婚。我對她們說：‘別人都從戰場上帶回了戰利品，而我帶回個丈夫……我們有個女兒，現在幾個外孫也長大了……不錯，我本來是想多要幾個孩子的，可是體力、精力、財力都不允許。還有什麽好說的……再上學讀書是不可能了。我現在在綜合技術學院裏當實驗員，我喜歡這個工作。經常和年輕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兩年前，我們當年的參謀長伊萬·米哈依洛維奇·格林科到我們家來作客，他已經退休了。他也坐在這個桌旁，我同樣是烤餡餅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談、回憶，他還能叫出我們那些姑娘的名字。”
在我離開之前，女主人塞給我—包餡餅，說什麽也要我收下：“這是西伯利亞的特產吶。”我還得到了長長一串地址和電話號碼：“請把我們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們一定會給你麵子的。我們可不是裝腔作勢的人。你走後我雖然會病上一場，可是我很高興，因為你認真聽了我的故事。讓我的回憶永遠保留下來……
第06章 “我們隻獲得了小小的獎章……”
一九八o年，難忘的五月。我已經進行了兩年尋覓、採訪，往全國各地發出了數十封信。我的私人郵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員會或博物館的信箱了；“航空飛行團女飛員瑪林娜·拉斯柯娃向您致敬……”；“我受‘鐵人’旅全體女遊擊隊員的委託給您寫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賀……祝賀您已經開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戰洗衣隊的戰士們向您報告……”。於是我此時仿佛生活在兩代人中間——既在四一年的年輕人中間，也在我自己這一代今天二、三十歲的人中間。我的心靈承受著兩代人的現實，經歷著兩種人世生活，它們互相滲透又互相分離，輪番占據我的心靈，最後終於融為一體。我的記憶已經成了她們的記憶，而他們的記憶也就是我的記憶。
有時人們問我：戰爭還有什麽可寫的?是啊，我也想過，寫滿我的活頁本、塞滿我頭腦的那些知識對一般人來說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時代的我們，受到的威脅已經不再是人類經歷過的那種戰爭，而是生態學意義上的巨大災難。因此我們隻有寄希望於人類的記憶。能夠成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戰勝的武器的，唯有記憶！記憶的軌跡，記憶的圖像又是多麽繁雜，多麽紊亂!——隨著日復一日的查訪，我愈加深信這一點。可是，更為複雜的是某些人發明過而且今天仍在發明著最可怕的武器的圖紙，這種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殺人，而是要成百萬地、把人們連同他們的記憶一起毀滅。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為他具備記憶這種非物質的東西。可是，怎樣才能把人們的記憶精確地捕捉住，並且形諸筆墨，告訴世人?
對於我的會見請求，收信人大都十分樂於協作，隻有少數幾位斷然拒絕：“不，這象可怕的惡夢……我受不了!我說不出！”或者：“我不願意回憶!我什麽都記不得……我不想回顧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決心寫自己的回憶錄，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寫就能寫，因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訴諸文字本來就是一件困難的事，往往事與願違，回憶錄隻不過抄錄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體內的金屬夠多的了，”衛生指導員瓦蓮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羅莫娃在信上說，“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傷，彈片鑽進了肺裏，離心髒隻有三厘米。第二塊彈片打在右肺裏。還有兩塊彈片在腹部……
“我上前線時簡直還是孩子，回來時卻成了殘廢。我盡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讀完了夜校，中等技術學校函授課，但文科大學卻沒能讀完。這要歸罪於糟糕的身體。
“我一直在過獨身生活，由於彈傷和震傷，我不能生孩子。還是請您來一趟吧，我們好好談談。我沒法在信上把什麽都寫出來……”
“我從前線回來，大夫不許我去學習。該死的戰爭，該死的震傷……
“我在各地漂泊遊蕩，我沒有孩子，也沒有丈夫。這一切都是戰爭造成的。我沒有立過什麽大功，隻得了幾枚小獎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興趣，可我總想把自己的經歷對別人說說……”一—沃倫諾娃(電話接線員)在信上寫道。
女坦克手，少尉亞歷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鮑依科在信中告訴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馬加丹地區的極北鎮。丈夫當司機，我當檢查員。戰爭一爆發，我們兩人就申請上前線。有關部門答覆我們說，你們應當幹好本職工作。於是我們便給史達林同誌發出電報，並捐獻了五萬盧布來建造坦克，表示我們倆上前線的心願。我們得到了政府的鼓勵。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亞賓斯克坦克技術學校學習，我們作為旁聽生在那裏畢了業。
“現在我經常應邀作報告。前不久我還向一些義大利姑娘講了話。聽人說，她們都是千金小姐。她們問我，你是戰後出嫁的吧?不知為什麽，她們以為戰爭中不能結婚。我對她們說：‘別人都從戰場上帶回了戰利品，而我帶回個丈夫……我們有個女兒，現在幾個外孫也長大了……不錯，我本來是想多要幾個孩子的，可是體力、精力、財力都不允許。還有什麽好說的……再上學讀書是不可能了。我現在在綜合技術學院裏當實驗員，我喜歡這個工作。經常和年輕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兩年前，我們當年的參謀長伊萬·米哈依洛維奇·格林科到我們家來作客，他已經退休了。他也坐在這個桌旁，我同樣是烤餡餅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談、回憶，他還能叫出我們那些姑娘的名字。”
在我離開之前，女主人塞給我—包餡餅，說什麽也要我收下：“這是西伯利亞的特產吶。”我還得到了長長一串地址和電話號碼：“請把我們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們一定會給你麵子的。我們可不是裝腔作勢的人。你走後我雖然會病上一場，可是我很高興，因為你認真聽了我的故事。讓我的回憶永遠保留下來……
第06章 “我們隻獲得了小小的獎章……”
一九八o年，難忘的五月。我已經進行了兩年尋覓、採訪，往全國各地發出了數十封信。我的私人郵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員會或博物館的信箱了；“航空飛行團女飛員瑪林娜·拉斯柯娃向您致敬……”；“我受‘鐵人’旅全體女遊擊隊員的委託給您寫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賀……祝賀您已經開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戰洗衣隊的戰士們向您報告……”。於是我此時仿佛生活在兩代人中間——既在四一年的年輕人中間，也在我自己這一代今天二、三十歲的人中間。我的心靈承受著兩代人的現實，經歷著兩種人世生活，它們互相滲透又互相分離，輪番占據我的心靈，最後終於融為一體。我的記憶已經成了她們的記憶，而他們的記憶也就是我的記憶。
有時人們問我：戰爭還有什麽可寫的?是啊，我也想過，寫滿我的活頁本、塞滿我頭腦的那些知識對一般人來說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時代的我們，受到的威脅已經不再是人類經歷過的那種戰爭，而是生態學意義上的巨大災難。因此我們隻有寄希望於人類的記憶。能夠成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戰勝的武器的，唯有記憶！記憶的軌跡，記憶的圖像又是多麽繁雜，多麽紊亂!——隨著日復一日的查訪，我愈加深信這一點。可是，更為複雜的是某些人發明過而且今天仍在發明著最可怕的武器的圖紙，這種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殺人，而是要成百萬地、把人們連同他們的記憶一起毀滅。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為他具備記憶這種非物質的東西。可是，怎樣才能把人們的記憶精確地捕捉住，並且形諸筆墨，告訴世人?
對於我的會見請求，收信人大都十分樂於協作，隻有少數幾位斷然拒絕：“不，這象可怕的惡夢……我受不了!我說不出！”或者：“我不願意回憶!我什麽都記不得……我不想回顧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決心寫自己的回憶錄，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寫就能寫，因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訴諸文字本來就是一件困難的事，往往事與願違，回憶錄隻不過抄錄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體內的金屬夠多的了，”衛生指導員瓦蓮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羅莫娃在信上說，“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傷，彈片鑽進了肺裏，離心髒隻有三厘米。第二塊彈片打在右肺裏。還有兩塊彈片在腹部……
“我上前線時簡直還是孩子，回來時卻成了殘廢。我盡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讀完了夜校，中等技術學校函授課，但文科大學卻沒能讀完。這要歸罪於糟糕的身體。
“我一直在過獨身生活，由於彈傷和震傷，我不能生孩子。還是請您來一趟吧，我們好好談談。我沒法在信上把什麽都寫出來……”
“我從前線回來，大夫不許我去學習。該死的戰爭，該死的震傷……
“我在各地漂泊遊蕩，我沒有孩子，也沒有丈夫。這一切都是戰爭造成的。我沒有立過什麽大功，隻得了幾枚小獎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興趣，可我總想把自己的經歷對別人說說……”一—沃倫諾娃(電話接線員)在信上寫道。
女坦克手，少尉亞歷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鮑依科在信中告訴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馬加丹地區的極北鎮。丈夫當司機，我當檢查員。戰爭一爆發，我們兩人就申請上前線。有關部門答覆我們說，你們應當幹好本職工作。於是我們便給史達林同誌發出電報，並捐獻了五萬盧布來建造坦克，表示我們倆上前線的心願。我們得到了政府的鼓勵。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亞賓斯克坦克技術學校學習，我們作為旁聽生在那裏畢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