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醫院裏躺了六個月。醫生想把我的那條腿截去，從膝蓋以上鋸掉，因為我已經開始患壞疽病了。這時我稍微恢復了神智，不願意作為一個殘廢人活下來。那樣活著還有什麽意思?誰還會娶我?既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在生活中純粹是個包袱。誰會要我，廢料一塊！我決心上吊自殺……我請求衛生員把小毛巾換一條大的……在醫院裏，大家都愛逗我；‘這裏有個老奶奶，老奶奶躺在這兒。’因為醫院院長第一次見到我就問：‘喲，你多大歲數啦？’我馬上回答他：‘十九歲……快滿十九歲了……’他開玩笑說：‘謔！不年輕，真是不年輕了，已經這麽大把年紀了……’“衛生員瑪莎大嬸也常常逗我。她對我說：‘我會給你大毛巾的，再說你快要上手術台了。不過我還得監視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歡。你是不是在動什麽壞腦筋呀？’我沒話可說……可是，我看到這件事倒是真的：他們要把我送到手術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術台是怎麽回事，因為我一次也沒有開過刀，可我卻以為，我的身子將被割得支離破碎。於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頭底下，想等沒人的時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時候自殺。床架是鐵的，我打算把毛巾係在鐵床上上吊。可是，瑪莎大嬸整夜寸步不離地守著我這個年輕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兒都不去……
“我的住院醫生是個年輕的中尉，他找到院長，請求道：‘讓我試試吧，請批準我試試看……’將軍院長對他說：‘你想試什麽？她腳上—個趾頭已經變黑了，小姑娘才十九歲，你我要耽誤她性命的。’原來，我的住院醫生反對手術，他主張用另一種方法，在當時是一種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製的針把氧氣注入皮下，用氧氣供養肌肉組織……反正我也說不清這是怎麽回事，我不是醫科學生……
“這位年輕的中尉終於說服了將軍。這樣他們才沒有鋸掉我的腿。他們開始用這個辦法給我治療。過了兩個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當然，得拄著拐杖。兩條腿就象軟綿綿的破布條，一點兒都撐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見兩條好端端的腿，就是沒有絲毫感覺。後來我又學會了不用拐杖走路。別人對我說：你這是撿了一條命啊。從醫院出來，按規定得休養。可是我怎麽休養?到哪兒去休養?去找誰呢?我隻好回到自己的部隊，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兒入了黨，當時隻有十九歲……
“我是在東普魯士迎接勝利的。已經連續安靜了兩天，誰都不開一槍。這天深夜，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今都跳了起來。緊接著便聽到人們在歡呼：‘我們勝利了!敵人投降了!’其實，敵人投降不投降，這對我們無所謂，撥動我們心弦的，是勝利：‘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大家都開始放槍，手上有什麽槍就放什麽槍：衝鋒鎗，手槍……後來連大炮也放起來了……有的人抹淚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聲叫喊：‘我活著，我還活著!’最後指揮員開口說話了：‘這怎麽可以!你們不賠出這些彈藥來，就不許復員。你們在胡鬧些什麽啊?給我放掉了多少炮彈？’那時我們覺得，世界上將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沒有人要戰爭了，彈藥應該統統都銷毀。最好連戰爭二字也永遠不要說了……
“多想回家去呀！雖然爸爸媽媽都不在了。可是我要報答繼母的養育之恩……她就象親媽一樣對待我。我後來就叫她媽媽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長已經寫信給她，說我的一條腿被截掉了，我得殘廢地回到她身邊，要她有思想準備。院長答應說，我在她身邊可住上一段時間，然後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隻是要我活著回來，這就夠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們在十八歲到二十歲間離家上了前線，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上才回來。起先我們還很高興，後來卻苦悶透了：我們當老百姓能幹些什麽?女伴們連大學都畢業了，可我們幹什麽呢？幹什麽都不行，沒有專長。我們懂的，是戰爭。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盡快擺脫戰爭的影響。我麻利地用軍大衣改成一件外套，連紐扣也都換了。到市場上把帆布長靴賣掉，買了一雙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連衣裙時，淚水忍不住嘩嘩流。在鏡子裏我都認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們穿了四年男人的長褲啊!我本來可以聲明，我受過傷，給震壞了。可是如果講出來，誰還接受我去工作？有什麽好說的，我的腿腳有毛病，脾氣壞的很……
“在前線時，男人們對待我們非常溫存，很愛護我們。在和平日子裏，我從沒見過他們這樣好地對待婦女。我們撤退的時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禿禿的泥地上。男人們自己穿著軍便服躺著，而把軍大衣送給我們蓋：‘給姑娘，…姑娘得蓋蓋好……’要是他們從什麽地方弄來點兒棉花和繃帶，也送給我們：‘喏，拿著吧，你們用最合適……’連最後—點砂糖也要分給我們。那時，在男人那兒除了善良和溫暖，我們看不到還有別的什麽。
“我和我丈夫兩人復員回到明斯克時，什麽鋪的蓋的都沒有，真是一無所有。他在戰爭期間任過營長。我們找到一張大地圖，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們就把地圖用水泡開……這樣就成了一張帆布床單——我們家的第一張床單。後來，女兒出世時，我們又把這張地圖做了她的繈褓……我現在還記得，這是—張世界地圖。有一次，丈夫回到家裏對我說：‘我們快去，孩子她媽，我發現了一個被人扔掉的舊沙發……’於是我們就摸黑出去抬那舊沙發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見。這個沙發真使我們欣喜若狂!
“我的住院醫生是個年輕的中尉，他找到院長，請求道：‘讓我試試吧，請批準我試試看……’將軍院長對他說：‘你想試什麽？她腳上—個趾頭已經變黑了，小姑娘才十九歲，你我要耽誤她性命的。’原來，我的住院醫生反對手術，他主張用另一種方法，在當時是一種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製的針把氧氣注入皮下，用氧氣供養肌肉組織……反正我也說不清這是怎麽回事，我不是醫科學生……
“這位年輕的中尉終於說服了將軍。這樣他們才沒有鋸掉我的腿。他們開始用這個辦法給我治療。過了兩個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當然，得拄著拐杖。兩條腿就象軟綿綿的破布條，一點兒都撐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見兩條好端端的腿，就是沒有絲毫感覺。後來我又學會了不用拐杖走路。別人對我說：你這是撿了一條命啊。從醫院出來，按規定得休養。可是我怎麽休養?到哪兒去休養?去找誰呢?我隻好回到自己的部隊，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兒入了黨，當時隻有十九歲……
“我是在東普魯士迎接勝利的。已經連續安靜了兩天，誰都不開一槍。這天深夜，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我們今都跳了起來。緊接著便聽到人們在歡呼：‘我們勝利了!敵人投降了!’其實，敵人投降不投降，這對我們無所謂，撥動我們心弦的，是勝利：‘戰爭結束了！戰爭結束了!’大家都開始放槍，手上有什麽槍就放什麽槍：衝鋒鎗，手槍……後來連大炮也放起來了……有的人抹淚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聲叫喊：‘我活著，我還活著!’最後指揮員開口說話了：‘這怎麽可以!你們不賠出這些彈藥來，就不許復員。你們在胡鬧些什麽啊?給我放掉了多少炮彈？’那時我們覺得，世界上將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沒有人要戰爭了，彈藥應該統統都銷毀。最好連戰爭二字也永遠不要說了……
“多想回家去呀！雖然爸爸媽媽都不在了。可是我要報答繼母的養育之恩……她就象親媽一樣對待我。我後來就叫她媽媽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長已經寫信給她，說我的一條腿被截掉了，我得殘廢地回到她身邊，要她有思想準備。院長答應說，我在她身邊可住上一段時間，然後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隻是要我活著回來，這就夠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們在十八歲到二十歲間離家上了前線，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上才回來。起先我們還很高興，後來卻苦悶透了：我們當老百姓能幹些什麽?女伴們連大學都畢業了，可我們幹什麽呢？幹什麽都不行，沒有專長。我們懂的，是戰爭。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盡快擺脫戰爭的影響。我麻利地用軍大衣改成一件外套，連紐扣也都換了。到市場上把帆布長靴賣掉，買了一雙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連衣裙時，淚水忍不住嘩嘩流。在鏡子裏我都認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們穿了四年男人的長褲啊!我本來可以聲明，我受過傷，給震壞了。可是如果講出來，誰還接受我去工作？有什麽好說的，我的腿腳有毛病，脾氣壞的很……
“在前線時，男人們對待我們非常溫存，很愛護我們。在和平日子裏，我從沒見過他們這樣好地對待婦女。我們撤退的時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禿禿的泥地上。男人們自己穿著軍便服躺著，而把軍大衣送給我們蓋：‘給姑娘，…姑娘得蓋蓋好……’要是他們從什麽地方弄來點兒棉花和繃帶，也送給我們：‘喏，拿著吧，你們用最合適……’連最後—點砂糖也要分給我們。那時，在男人那兒除了善良和溫暖，我們看不到還有別的什麽。
“我和我丈夫兩人復員回到明斯克時，什麽鋪的蓋的都沒有，真是一無所有。他在戰爭期間任過營長。我們找到一張大地圖，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們就把地圖用水泡開……這樣就成了一張帆布床單——我們家的第一張床單。後來，女兒出世時，我們又把這張地圖做了她的繈褓……我現在還記得，這是—張世界地圖。有一次，丈夫回到家裏對我說：‘我們快去，孩子她媽，我發現了一個被人扔掉的舊沙發……’於是我們就摸黑出去抬那舊沙發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見。這個沙發真使我們欣喜若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