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六十五集團軍老戰士下榻的“莫斯科”賓館,就象不久前“蘇軍之家”熱鬧的會客廳。到處都有人在緊緊擁抱,抱頭痛哭,或拍照留影。這裏不存在什麽熟人和生人,全都是自己人。如果別人看見你身邊有個年輕姑娘,隻要問一句:“你是誰的女兒?”


    你們的女兒!


    在七層五十二號房間,聚集著五二五七醫院的老兵們。為首者是亞歷山得拉·伊萬諾芙娜·紮依采娃(大尉軍醫):“我不會對姑娘們說假話:整整一年來,我無時無刻不想著這一天,就盼著我們的聚會。我有兒女,有孫子,可是他們中間誰也比不上我那些前線姐妹們親。我的孩子們全都知道這一點,他們從來都不嫉妒。”


    亞歷山得拉·伊萬諾芙娜把我介紹給所有的人。我把名字記了下來,她們是:外科醫生加琳娜·伊萬諾夫娜·薩佐諾娃;醫生伊莉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傑什坦;外科護士瓦蓮京娜·瓦西裏耶夫娜·盧基娜;一級手術護士安娜·伊格納吉耶夫娜·戈列麗克;護士娜傑日達·費陀羅夫娜·波圖日娜亞,克拉弗季婭·普羅霍洛夫娜·鮑洛杜麗娜,葉蓮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麗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葉娃,索菲亞·卡瑪爾金諾夫娜·莫特蓮柯,塔瑪拉·德米特裏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亞·費利莫夫娜·謝苗紐克。


    “薩莎說得一點兒不錯!我明天就要走了,心裏很難過。我請求領導再給我一天假,由我自己負擔一切費用。可是不批準。我們的頭兒,都是年輕人,他們不明白這些聚會對於我們意味著什麽!”


    我們很快談起了正題。談起遙遠的往事,正是這些事在幾十年後把她們匯聚在一起,聯繫在一起。


    “姑娘們,你們還記得嗎?那時我們坐在悶罐車裏,男兵們嘲笑我們拿槍的姿式。我們簡直不是在持槍:而是在……如今都做不出來了……就象摟著布娃娃……”


    “我是媽媽的寶貝女兒,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城市,最後竟到一個迫擊炮連當了見習醫生。我的生活發生了多大的變化!迫擊炮隻要一開始射擊,我的耳朵一下子就什麽也聽不見了。一時間好象整個人都被燒著了一樣。我就坐在地上呻吟:‘媽媽呀,我的好媽媽……親媽媽……’我們部隊駐紮在樹林裏,每天清晨我跑出去——隻見四周靜悄悄,草葉上掛著晶瑩的露珠。難道戰爭就是這種樣子嗎?景色這麽美,這麽幽靜……”


    “上級命令我們穿上軍裝,而我隻有一米五的個頭。鑽進男式長褲,姑娘們能從褲腰那兒把我整個人紮在褲子裏。於是我索性就穿著自己從家帶來的連衣裙到處跑,遇到領導我就躲起來。結果,因為破壞軍紀,我被關了禁閉。”


    我請她們回憶一下,當時最艱苦、最困難的是什麽。大家一致回答:工作。每天都得工作,累得筋疲力盡:“本來我說什麽也不相信,自己會在行軍時睡覺。可在隊伍裏我竟然真能一邊走,—邊睡。結果一頭撞在前麵人的身上,才醒過來。一會兒,又開始睡了。有—回,我在黑暗裏沒有往前走,而是朝邊上走去了。我在野地裏走,仍然邊走邊睡,一直走到一條水溝裏,栽倒了,這才醒過來。我趕緊跑去追趕自己人。”戰爭中的統計數字證明了這個普普通通的詞兒——“工作”——意味的是什麽:槍傷、震傷和燒傷的人不計其數,可是百分之七十二的傷員都重新歸隊了。在前沿,醫務人員的傷亡僅次於步兵的傷亡而占第二位。然而,她們記住的並不是這些數字——當時哪有時間去想這些啊?她們牢牢記住的是另外的東西。


    “我們常常一連幾晝夜站在手術台旁。站在那兒,兩隻手臂酸得要命,腦袋時常會撞在手術病人的身上。我們的腿腳都浮腫了,連油布氈靴都伸不進去,眼睛脹得閉都閉不攏。”


    “我忘不了,有次運來了一個傷員,人家從擔架上把他抬下來時就對我說:‘算了吧,他已經死了。’我跪在他前麵,發現他還有點氣,我驚叫了一聲,連忙喊醫生:‘大夫!大夫!’人們把躺著的醫生扶起來,掐著他讓他醒過來,可他又倒下去了,象一捆幹草似的,睡得死死的。甚至用氨水也熏不醒他。原來,他在這之前已經三天三夜沒睡覺了。”


    還有一件事她們記得很牢:


    “那是個滑雪營,裏麵清一色都是十年級的男學生。機槍朝他們密集地射擊……這個營的一個受傷戰士被送到我們這裏,他一個勁地哭。我跟他是同樣年齡,但自我感覺卻比他大。我抱著他,哄著他:‘乖孩子……’可他瞪起眼睛說:“要是你也去戰場待待看,你就不會在這裏說什麽——乖孩子了……’我們醫院裏住著兩個庫爾斯克小夥子,我們管他們叫‘庫爾斯克夜鶯’。我每天來叫他們起床時,他們都睡得很香,嘴巴上還掛著口水。十足的招人疼愛的娃娃!……”


    在這些姑娘心裏,怎麽會有這種比同齡小夥子要年長的感覺?在她們少女的心靈深處,什麽時候突然產生了女性的溫存感——隻有飽經風霜、年齡漸大的婦女才會有的溫存感?她們的講述回答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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