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是什麽樣，我一點都不記得。她早就死了。父親當過新西伯利亞縣委特派員，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個村子徵集糧食。當時國家很需要糧食，而富農們卻把糧食藏起來，寧可讓糧食爛掉。我那時才九個月。母親想和父親—起回老家，於是父母就一塊兒回來了。媽媽把我和姐姐帶在身邊，因為那時沒地方寄養我們。爸爸曾經為當地一個富農家扛過長活，他晚上在會上嚇唬從前的東家說：我們知道糧食藏在什麽地方，如果你們不主動交出來，我們找出來可就要全部拿走。
“會開完了，我的所有親戚都聚在一塊兒。我爸爸兄弟五個，後來他們全都和爸爸一樣，沒有從衛國戰爭中活著回來。當時，他們坐在一起歡宴，吃西伯利亞的傳統餃子。長凳是直著朝窗戶擺放的，……母親正好坐在窗前，一邊是窗戶，另一邊是父親，父親這次恰好沒靠窗子坐。那時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亞，這個時節還是很冷的。母親大概覺得身上冷（我是到後來，長大以後才明白的），她站了起來，披上父親的羊皮襖，解開胸懷給我餵奶。這是傳來‘半截槍’（為便於攜帶而把槍筒截去一段的步槍。）的槍聲，開槍人瞄準的是我父親的羊皮襖。……母親隻來得及說了聲：‘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滾燙的餃子上。那時她才二十四歲……
“我的祖父後來當了本村的蘇維埃主席。他是被敵人用毒藥毒死，又扔到河裏的。我保存了一張照片，是安葬爺爺時拍的。在靈柩上方有一個挽幛，上麵寫著：‘他死於階級敵人之手。’“我父親是國內戰爭的英雄，反擊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的鐵甲列車指揮員。一九三一年他榮獲紅旗勳章。那時，這種勳章是極少的，尤其是在我們西伯利亞，這是莫大的榮譽和尊貴。父親的身上有十九處傷，簡直沒一塊好肉了。母親曾經介紹介紹說(當然不是給我講，是給親戚們講)，捷克白匪那時判處父親二十年苦役。母親請求與父親見一麵，當時她正懷著我姐姐塔夏，已經是最後一個月了。在監獄裏有一條很長的走廊，壞蛋們不讓媽媽從這兒走著過去看父親，命令她：‘布爾什維克母狗！爬過去吧……’她再有幾天就要分娩了，就這麽在長長的水泥走廊上朝父親爬去。他們就是這樣安排我父母相會的。媽媽簡直認不出父親來，他的頭髮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眼前有這樣的父親，當敵人又來糟踏我們的國土時，我怎麽可能無動於衷地在家安坐？父親真是飽經風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狀，陷害他。後來他設法求見了加裏寧，於是他的名譽得到了恢復。我父親的名字可以說無人不知……
“您想像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還記得中學時代最後一次下課鈴。那時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這就叫女孩子。開過畢業晚會，我們坐船去鄂畢河上的一座小島。我們離開市區時，城市還是老樣子，樣樣都很正常。我們是那麽快樂而幸福……象俗話所說的，都是沒被男人吻過的黃花少女，我們這兒甚至連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曉，我們才離島回城，‘而這時整個城市已經沸騰了，人們都在哭。到處在議論：‘戰爭！戰爭！’所有的無線電廣播都開著。我們卻一點也不明白：什麽是戰爭？我們是那麽幸福，醞釀著各自的打算：誰上哪兒學習，選擇什麽職業……可是突然冒出了一個戰爭!成年人在哭，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我們彼比安慰，要不了一個月，‘我們就會敲碎法西斯的腦袋瓜!’——這是戰前大家都愛唱的一支歌：我們即將越過國境去追殲敵人……一直到家家戶戶都得到陣亡通知書時，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一切是怎麽州小。
“我父親開始沒有被批準上前線。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員會去。父親終於走了。他身體不好，滿頭白髮，患肺結核，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去的。對他來說，年齡又算得了什麽?他還是走了，而且參加了鋼鐵師團，即當時所說的史達林師團（史達林的名字意為“鋼鐵”。—一譯者注）。師團成員很多都是西伯利亞人。我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沒有我們，戰爭就打不下去，我們必須參戰。快快發給我們武器吧!我們也跑到了兵役委員會。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線。繼母痛哭著說：‘瓦麗婭，你不要走……你能行嗎?你還這樣小，這樣瘦弱，你算哪一門武士呀?’我從小得過佝僂病，持續了好多年。那是在我親媽被打死後得的，直到五歲我連路都不會走……可是我的勇氣也正是由比而產生的。
“我們坐在悶罐車裏走了兩個月。兩千名姑娘，裝了整整一趟軍列。每節車廂裏都有指揮員，指導我們訓練。我們學習了通信聯絡。列車開到烏克蘭，我們在那兒第一次遇到了轟炸。我們當時正在進行衛生檢疫和洗澡。我們洗澡時，那兒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們在他麵前洗澡，真難為情，就是嘛，我們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輕的女孩子，可是轟炸—開始，我們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條毛巾包住頭，我這條毛巾是紅色的，我們—奔出澡塘，一個上尉，簡直還是個大男孩，衝著我就喊起來：
“會開完了，我的所有親戚都聚在一塊兒。我爸爸兄弟五個，後來他們全都和爸爸一樣，沒有從衛國戰爭中活著回來。當時，他們坐在一起歡宴，吃西伯利亞的傳統餃子。長凳是直著朝窗戶擺放的，……母親正好坐在窗前，一邊是窗戶，另一邊是父親，父親這次恰好沒靠窗子坐。那時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亞，這個時節還是很冷的。母親大概覺得身上冷（我是到後來，長大以後才明白的），她站了起來，披上父親的羊皮襖，解開胸懷給我餵奶。這是傳來‘半截槍’（為便於攜帶而把槍筒截去一段的步槍。）的槍聲，開槍人瞄準的是我父親的羊皮襖。……母親隻來得及說了聲：‘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滾燙的餃子上。那時她才二十四歲……
“我的祖父後來當了本村的蘇維埃主席。他是被敵人用毒藥毒死，又扔到河裏的。我保存了一張照片，是安葬爺爺時拍的。在靈柩上方有一個挽幛，上麵寫著：‘他死於階級敵人之手。’“我父親是國內戰爭的英雄，反擊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的鐵甲列車指揮員。一九三一年他榮獲紅旗勳章。那時，這種勳章是極少的，尤其是在我們西伯利亞，這是莫大的榮譽和尊貴。父親的身上有十九處傷，簡直沒一塊好肉了。母親曾經介紹介紹說(當然不是給我講，是給親戚們講)，捷克白匪那時判處父親二十年苦役。母親請求與父親見一麵，當時她正懷著我姐姐塔夏，已經是最後一個月了。在監獄裏有一條很長的走廊，壞蛋們不讓媽媽從這兒走著過去看父親，命令她：‘布爾什維克母狗！爬過去吧……’她再有幾天就要分娩了，就這麽在長長的水泥走廊上朝父親爬去。他們就是這樣安排我父母相會的。媽媽簡直認不出父親來，他的頭髮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眼前有這樣的父親，當敵人又來糟踏我們的國土時，我怎麽可能無動於衷地在家安坐？父親真是飽經風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狀，陷害他。後來他設法求見了加裏寧，於是他的名譽得到了恢復。我父親的名字可以說無人不知……
“您想像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還記得中學時代最後一次下課鈴。那時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這就叫女孩子。開過畢業晚會，我們坐船去鄂畢河上的一座小島。我們離開市區時，城市還是老樣子，樣樣都很正常。我們是那麽快樂而幸福……象俗話所說的，都是沒被男人吻過的黃花少女，我們這兒甚至連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曉，我們才離島回城，‘而這時整個城市已經沸騰了，人們都在哭。到處在議論：‘戰爭！戰爭！’所有的無線電廣播都開著。我們卻一點也不明白：什麽是戰爭？我們是那麽幸福，醞釀著各自的打算：誰上哪兒學習，選擇什麽職業……可是突然冒出了一個戰爭!成年人在哭，可我們一點都不害怕，我們彼比安慰，要不了一個月，‘我們就會敲碎法西斯的腦袋瓜!’——這是戰前大家都愛唱的一支歌：我們即將越過國境去追殲敵人……一直到家家戶戶都得到陣亡通知書時，我們才開始明白這一切是怎麽州小。
“我父親開始沒有被批準上前線。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員會去。父親終於走了。他身體不好，滿頭白髮，患肺結核，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去的。對他來說，年齡又算得了什麽?他還是走了，而且參加了鋼鐵師團，即當時所說的史達林師團（史達林的名字意為“鋼鐵”。—一譯者注）。師團成員很多都是西伯利亞人。我們當時也是這樣想的，沒有我們，戰爭就打不下去，我們必須參戰。快快發給我們武器吧!我們也跑到了兵役委員會。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線。繼母痛哭著說：‘瓦麗婭，你不要走……你能行嗎?你還這樣小，這樣瘦弱，你算哪一門武士呀?’我從小得過佝僂病，持續了好多年。那是在我親媽被打死後得的，直到五歲我連路都不會走……可是我的勇氣也正是由比而產生的。
“我們坐在悶罐車裏走了兩個月。兩千名姑娘，裝了整整一趟軍列。每節車廂裏都有指揮員，指導我們訓練。我們學習了通信聯絡。列車開到烏克蘭，我們在那兒第一次遇到了轟炸。我們當時正在進行衛生檢疫和洗澡。我們洗澡時，那兒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們在他麵前洗澡，真難為情，就是嘛，我們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輕的女孩子，可是轟炸—開始，我們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條毛巾包住頭，我這條毛巾是紅色的，我們—奔出澡塘，一個上尉，簡直還是個大男孩，衝著我就喊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