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對—切都比較容易適應。可我們卻弄得很苦惱，特別想念家鄉，想念媽媽，想念舒適的生活。我們部隊有個莫斯科姑娘叫娜達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獎章，上級還放了她幾天假回家，以示鼓勵。她探家結束返回部隊時，我們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氣味，排好隊輪流去聞，大家都說她帶回了家鄉的味道。當時我們就是這樣痛苦地思鄉……
“隻要能有片刻休息，我們就坐下來繡點東西，象頭巾手絹什麽的。公家發給我們包腳布，我們卻把它改製成圍巾，織上毛茸茸的花邊。真想做點兒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隊裏女人做的事情太少了，簡直讓人受不了。為了能拿拿針線縫點什麽東西，哪怕隻有一會兒功夫來顯示我們的天性，我們是不惜找出任何藉口的。
“我覺得，我們在戰爭中心腸變硬了，誰都沒有真正地笑過一次，沒有真正快活過。不，我們的確也笑過，開心過，但完全沒有戰前那樣的心情。戰爭打了這麽多年，人們一直處於一種無法解脫的特殊環境之中。您能想得到嗎?……”
這句“您能想得到嗎”問得有點突然。可是卻使我猛地記起，我坐在這裏，坐在這幢房子裏是為了什麽。錄音機能夠錄下語言，保存語調，假如還能“錄下”對方的眼神、表情、手勢和他們激動的樣子就好了。瞧，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穿著一件賞心悅目的少女款式的短襯衫，佩著一條，黑底白點的領帶，十分合體。薩烏爾·亨利霍維奇感情充沛，顯得很激動，似乎因為那把狹小的椅子容納不下他，他換坐到大沙發上。他身寬體壯，緊挨著象藝術品一樣小巧玲瓏的妻子坐著，愈發顯得高大了。我望著這對夫婦，無法想像他們竟然雙雙參加過戰爭。
然而他們確實參加了戰爭。
“我們都經歷了戰爭，”薩烏爾·亨利霍維奇對我說，“但是我們看到的似乎是兩場戰爭……每當我們回憶往事，我都感到，她記得她的戰爭，而我則記得我的戰爭，我的部隊也有過象她給您講的如何想家和排隊嗅那個探家回來的小姑娘那種事。可是這些事我已經忘掉了……她還沒對您講海軍帽的故事吧，奧莉婭，你怎麽忘了?”
“我沒忘，”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突然緊張起來，“講起來真傷心……那次攻擊一直持續到深夜，清晨，我走出去，看到海裏浮著一些水兵無簷帽……這是我們的人在什麽地方被打落到海裏去了。我在岸邊站了好久，直到無簷帽在水裏飄走為止。我看了整整一個早晨……”
“她講的很多故事我都記得，但就象現在人們常說的，給孫子們講的都是‘掐頭去尾’的故事。我常常給孫子們說的，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戰爭。我發現，孩子對她的故事更加喜歡些。”薩烏爾·亨利霍維奇說的是實話：“我講的故事，具體軍事術語比較多，而她的故事裏，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勝。我想跟你說說我在戰爭中的一點兒感受。我們步兵裏也有女兵，隻要她們當中有一個來到我們中間，我們就把腰杆挺得筆筆直。您是想像不出來的……”他馬上補上一句：“這句話也是我向她借用來的。不過，您確實不能想像出，女人的笑聲、女人的目光在戰場上是多麽動人心魄！
“您問戰場上是否能發生愛情?當然有!我們在戰場上遇見的女人，個個都是美麗的妻子，忠實的伴侶。在戰爭中結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一對兒。我們倆就是在前線相愛的。當然我不否認還有些不太好的事，因為戰爭時間很長，在戰場上有著各種各樣的人。可是我記得最多的是美好、純潔的東西……不過，這就象人們聽說的，都是非公開的事情。我們連對自己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而我們女兒們的命運卻不盡順遂。許多人出嫁後並不幸福。這是因為：她們的媽媽，前線的老兵們，總是按她們自己在前線養成的習慣，按照戰時形成的道德標準，來培養女兒們。而在前線，一個人的人品是一目了然的。結果，女兒們根本不知道，現實生活中的人與她們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沒有人告誡她們世上還有卑鄙行為。於是，這些姑娘在出嫁時就很容易落入騙子之手。他們善於欺騙她們，因為欺騙她們毫不費事兒。我們前線戰友的許多孩子都遇到了這種事。我們的一個女兒也……”
“我們這些前線老兵十分感激女記者維拉·特卡琴柯，因為她首先在《真理報》上提出了問題，指出不少前線的女兵現在還是獨身一人，沒能成家立業，甚至有許多人到現在連住房都沒有，對於她們我們是問心有愧的。從那時起多少引起了人們對前線婦女的關注。”
“為什麽你們不願意向自己的孩子們講戰爭?”
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沉默著。薩烏爾·亨利霍維奇說：
“那時我們也許還沒有理解到，沒有意識到我們做了什麽事。幾十年過去了，生活迫使我們去思索早先的遭遇。那時離戰爭年代還不遠，每想起它還十分可怕，我們隻想別嚇著孩子們。”
“是想忘卻戰爭嗎?”
“就是想忘也不可能。她有個姐姐，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了，是個寡婦。她有兩個兒子，全都犧牲了。一個是被手榴彈炸死的，另一個往家裏寫過唯一的、也是最後的一封信，信上寫著：‘我們過得很愉快，我們正開赴前線。一切都好。’可是戰爭結束後，母親隻得到一份通知書：兒子失蹤了。連兒子在什麽方向、什麽地區失蹤都不知道。她不斷地在陣亡烈士墓中尋找，隻要還活著就一直找下去。我曾經是個軍人，而且也不是脆弱之輩，可是每每想起她，我就會流淚。怎麽能說忘記……奧莉婭，你還記得嗎，每次勝利紀念日，我們總會看到一個年邁的母親，脖頸上掛著一塊跟她本人一樣衰老的招牌，上麵寫著：‘我找庫爾涅夫·托馬斯·符拉季米洛維奇，他一九四二年在列寧格勒圍困時失蹤。’從麵容可以猜出，她早巳七十開外了，她找兒子找了多少年哪?我真想把這幅照片拿給有些人看，他們如今竟說什麽，戰爭還有啥值得回憶的……您也在說什麽忘卻戰爭……
“隻要能有片刻休息，我們就坐下來繡點東西，象頭巾手絹什麽的。公家發給我們包腳布，我們卻把它改製成圍巾，織上毛茸茸的花邊。真想做點兒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隊裏女人做的事情太少了，簡直讓人受不了。為了能拿拿針線縫點什麽東西，哪怕隻有一會兒功夫來顯示我們的天性，我們是不惜找出任何藉口的。
“我覺得，我們在戰爭中心腸變硬了，誰都沒有真正地笑過一次，沒有真正快活過。不，我們的確也笑過，開心過，但完全沒有戰前那樣的心情。戰爭打了這麽多年，人們一直處於一種無法解脫的特殊環境之中。您能想得到嗎?……”
這句“您能想得到嗎”問得有點突然。可是卻使我猛地記起，我坐在這裏，坐在這幢房子裏是為了什麽。錄音機能夠錄下語言，保存語調，假如還能“錄下”對方的眼神、表情、手勢和他們激動的樣子就好了。瞧，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穿著一件賞心悅目的少女款式的短襯衫，佩著一條，黑底白點的領帶，十分合體。薩烏爾·亨利霍維奇感情充沛，顯得很激動，似乎因為那把狹小的椅子容納不下他，他換坐到大沙發上。他身寬體壯，緊挨著象藝術品一樣小巧玲瓏的妻子坐著，愈發顯得高大了。我望著這對夫婦，無法想像他們竟然雙雙參加過戰爭。
然而他們確實參加了戰爭。
“我們都經歷了戰爭，”薩烏爾·亨利霍維奇對我說，“但是我們看到的似乎是兩場戰爭……每當我們回憶往事，我都感到，她記得她的戰爭，而我則記得我的戰爭，我的部隊也有過象她給您講的如何想家和排隊嗅那個探家回來的小姑娘那種事。可是這些事我已經忘掉了……她還沒對您講海軍帽的故事吧，奧莉婭，你怎麽忘了?”
“我沒忘，”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突然緊張起來，“講起來真傷心……那次攻擊一直持續到深夜，清晨，我走出去，看到海裏浮著一些水兵無簷帽……這是我們的人在什麽地方被打落到海裏去了。我在岸邊站了好久，直到無簷帽在水裏飄走為止。我看了整整一個早晨……”
“她講的很多故事我都記得，但就象現在人們常說的，給孫子們講的都是‘掐頭去尾’的故事。我常常給孫子們說的，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戰爭。我發現，孩子對她的故事更加喜歡些。”薩烏爾·亨利霍維奇說的是實話：“我講的故事，具體軍事術語比較多，而她的故事裏，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勝。我想跟你說說我在戰爭中的一點兒感受。我們步兵裏也有女兵，隻要她們當中有一個來到我們中間，我們就把腰杆挺得筆筆直。您是想像不出來的……”他馬上補上一句：“這句話也是我向她借用來的。不過，您確實不能想像出，女人的笑聲、女人的目光在戰場上是多麽動人心魄！
“您問戰場上是否能發生愛情?當然有!我們在戰場上遇見的女人，個個都是美麗的妻子，忠實的伴侶。在戰爭中結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一對兒。我們倆就是在前線相愛的。當然我不否認還有些不太好的事，因為戰爭時間很長，在戰場上有著各種各樣的人。可是我記得最多的是美好、純潔的東西……不過，這就象人們聽說的，都是非公開的事情。我們連對自己都不願意承認這一點……而我們女兒們的命運卻不盡順遂。許多人出嫁後並不幸福。這是因為：她們的媽媽，前線的老兵們，總是按她們自己在前線養成的習慣，按照戰時形成的道德標準，來培養女兒們。而在前線，一個人的人品是一目了然的。結果，女兒們根本不知道，現實生活中的人與她們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沒有人告誡她們世上還有卑鄙行為。於是，這些姑娘在出嫁時就很容易落入騙子之手。他們善於欺騙她們，因為欺騙她們毫不費事兒。我們前線戰友的許多孩子都遇到了這種事。我們的一個女兒也……”
“我們這些前線老兵十分感激女記者維拉·特卡琴柯，因為她首先在《真理報》上提出了問題，指出不少前線的女兵現在還是獨身一人，沒能成家立業，甚至有許多人到現在連住房都沒有，對於她們我們是問心有愧的。從那時起多少引起了人們對前線婦女的關注。”
“為什麽你們不願意向自己的孩子們講戰爭?”
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沉默著。薩烏爾·亨利霍維奇說：
“那時我們也許還沒有理解到，沒有意識到我們做了什麽事。幾十年過去了，生活迫使我們去思索早先的遭遇。那時離戰爭年代還不遠，每想起它還十分可怕，我們隻想別嚇著孩子們。”
“是想忘卻戰爭嗎?”
“就是想忘也不可能。她有個姐姐，今年已經七十五歲了，是個寡婦。她有兩個兒子，全都犧牲了。一個是被手榴彈炸死的，另一個往家裏寫過唯一的、也是最後的一封信，信上寫著：‘我們過得很愉快，我們正開赴前線。一切都好。’可是戰爭結束後，母親隻得到一份通知書：兒子失蹤了。連兒子在什麽方向、什麽地區失蹤都不知道。她不斷地在陣亡烈士墓中尋找，隻要還活著就一直找下去。我曾經是個軍人，而且也不是脆弱之輩，可是每每想起她，我就會流淚。怎麽能說忘記……奧莉婭，你還記得嗎，每次勝利紀念日，我們總會看到一個年邁的母親，脖頸上掛著一塊跟她本人一樣衰老的招牌，上麵寫著：‘我找庫爾涅夫·托馬斯·符拉季米洛維奇，他一九四二年在列寧格勒圍困時失蹤。’從麵容可以猜出，她早巳七十開外了，她找兒子找了多少年哪?我真想把這幅照片拿給有些人看，他們如今竟說什麽，戰爭還有啥值得回憶的……您也在說什麽忘卻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