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四個人一起把她抬到擔架上，她的身子似乎特別重。我們把所有的小夥子安葬在一起(在那次戰鬥裏我們死了很多人)，而把柳芭放在最上麵。我實在無法相信這一事實：她已經不在了，她已經死了。我想：我要從她那兒得到點東西留做紀念。她手上戴著一枚戒指，是什麽質料的，金的還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我把它取了下來，雖然小夥子們都勸我，說你還是不要拿，這是不祥之兆。最後告別時，每個人都按慣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投了下去，投進墳裏，……留給柳芭……我記得她很喜歡我這枚戒指……她的一家人，父親參加了整個戰爭，活著回來了，她哥哥也從戰場上回來了。連男人都活著回來了……而柳邑卻死了……。舒拉·基賽廖娃，是我們幾個當中最漂亮的一個，她是被燒死的。她把重傷員藏在幹草垛裏，敵人開槍掃射，草垛著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來，可那樣就得扔下傷員，而他們誰都動彈不了……結果，傷員全都燒死了，舒拉也和他們一起……
“托妮亞·鮑布柯娃犧牲的詳細經過，我是不久前才剛剛得知的。她是為了掩護情人才被迫擊炮彈片擊中。彈片飛舞時，那真是千鈞一髮嗬……她怎麽還能搶在前頭?她救了彼佳·鮑依切夫斯基中尉的命，她愛著他。這樣，中尉便活了下來。
“三十年後，彼佳·鮑依切夫斯基從克拉斯諾達爾來到莫斯科。在我們前線老戰士的聚會上，他找到了我。這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鮑裏索夫，找到了托妮亞犧牲的地點。他從她墳上取回了一把土。後來他寫信給我說，他把這土撒在他自己母親的墳頭上了。‘我有兩個母親，’他這樣寫道，‘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是托妮亞，她救了我的性命……’“我們五個姑娘當初—起離開母校，可是隻有我一個人回到了媽媽身邊。我幹嗎要回來呢?夥伴們都死了，而我卻回來了……瞧，她們的照片全掛在這裏。我們一共五個人……
“我到過很多地方，給人講她們的故事……我還親自動手寫……兒子對我說：‘你總是沒功夫。’可是我們前線老兵的聚會我卻回回不拉。不論我人怎樣不舒服，我爬也要爬去……我是為這個活著的……這次的聚會完了，再等下次……”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誦起詩來：
我一生歷經了無數事物，
但最最美好的回憶，
莫過於在烈火中搶救同誌，
從死神手裏奪回戰友……
“這是我寫的詩。”她不好意思拙承認，“我在前線就寫詩，現在還在寫。姑娘們可喜歡了……”
這也是件奇事兒，她們中間很多人在前線寫詩，到如今還在用心謄寫，保存在家庭檔案裏——詩歌寫得雖然苯拙，但令人感動，充滿了真誠的情感。我從採訪和多次的會見中，已經養成習慣，看待這種感情就象看待文獻一樣。正是在這感情的文獻中，我聽到了時代的語言，見到了一代人的風貌。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兩年前，我找到了瓦尼亞·波茲得尼亞柯夫。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死了，誰知他還活著。他那輛坦克（他是車長）在普羅霍洛夫卡會戰中打掉了德軍的兩輛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們全犧牲了，隻剩下瓦尼亞一個人——但失去了雙眼，全身燒傷。我們把他送到醫院裏，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了。不料過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還記得，我走上他家那座樓梯時，兩腿直發軟：是他嗎？不會弄錯人吧?他親自開了門，用雙手撫摸著我，辨認著：‘小尼娜，是你嗎?小尼娜，是你嗎?’您想啊，過了這麽多年，他還認得我！
“他母親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他和她一起過活。她和我們一起坐在桌旁，不停地抹著淚。我問她：
“‘您幹嗎還要哭?我們老戰友會麵了，應該高興才對’“她回答我說：
“‘我三個兒子上了戰場。兩個死了，隻有瓦尼亞活著回來了。’“可是她的瓦尼亞的兩隻眼睛沒了……
“我問他：
“‘瓦尼亞，你最後看到的是普羅霍洛夫卡戰場，是坦克大戰……你還記得那一天嗎?’“您猜他是怎麽回答我的?
“‘我隻有一件事感到遺憾：我過早下命令叫全體乘員離了車(而小夥子們後來還是都犧牲了)。不然，我們本可以再打掉一輛德國坦克的……’“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觸還在繼續，不過已經是書信交往了。我根據錄音帶把她的故事整理出來後，遵照諾言，給她寄了一本去。幾個星期後，從莫斯科來了一包很重的掛號印刷品。我拆開一看，是剪報，文章，和關於衛國戰爭老戰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的軍事愛國主義貢獻的正式報告。我寄給她的那本資料也郵了回來，裏麵簡直沒剩下什麽了——刪得麵目全非。關於炊事員在大鍋裏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絲毫無損於她的“叔叔，那邊的叔叔派我給您送來這個”那段，也刪掉了……在寫有米沙故事的那頁紙上，劃了三個憤怒的問號。我不得不解釋說，我需要的不是什麽剪報，而是她的生動講述。
“托妮亞·鮑布柯娃犧牲的詳細經過，我是不久前才剛剛得知的。她是為了掩護情人才被迫擊炮彈片擊中。彈片飛舞時，那真是千鈞一髮嗬……她怎麽還能搶在前頭?她救了彼佳·鮑依切夫斯基中尉的命，她愛著他。這樣，中尉便活了下來。
“三十年後，彼佳·鮑依切夫斯基從克拉斯諾達爾來到莫斯科。在我們前線老戰士的聚會上，他找到了我。這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鮑裏索夫，找到了托妮亞犧牲的地點。他從她墳上取回了一把土。後來他寫信給我說，他把這土撒在他自己母親的墳頭上了。‘我有兩個母親，’他這樣寫道，‘一個是生我的母親，一個是托妮亞，她救了我的性命……’“我們五個姑娘當初—起離開母校，可是隻有我一個人回到了媽媽身邊。我幹嗎要回來呢?夥伴們都死了，而我卻回來了……瞧，她們的照片全掛在這裏。我們一共五個人……
“我到過很多地方，給人講她們的故事……我還親自動手寫……兒子對我說：‘你總是沒功夫。’可是我們前線老兵的聚會我卻回回不拉。不論我人怎樣不舒服，我爬也要爬去……我是為這個活著的……這次的聚會完了，再等下次……”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誦起詩來：
我一生歷經了無數事物，
但最最美好的回憶，
莫過於在烈火中搶救同誌，
從死神手裏奪回戰友……
“這是我寫的詩。”她不好意思拙承認，“我在前線就寫詩，現在還在寫。姑娘們可喜歡了……”
這也是件奇事兒，她們中間很多人在前線寫詩，到如今還在用心謄寫，保存在家庭檔案裏——詩歌寫得雖然苯拙，但令人感動，充滿了真誠的情感。我從採訪和多次的會見中，已經養成習慣，看待這種感情就象看待文獻一樣。正是在這感情的文獻中，我聽到了時代的語言，見到了一代人的風貌。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兩年前，我找到了瓦尼亞·波茲得尼亞柯夫。我們當時都以為他死了，誰知他還活著。他那輛坦克（他是車長）在普羅霍洛夫卡會戰中打掉了德軍的兩輛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們全犧牲了，隻剩下瓦尼亞一個人——但失去了雙眼，全身燒傷。我們把他送到醫院裏，大家都以為他活不成了。不料過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還記得，我走上他家那座樓梯時，兩腿直發軟：是他嗎？不會弄錯人吧?他親自開了門，用雙手撫摸著我，辨認著：‘小尼娜，是你嗎?小尼娜，是你嗎?’您想啊，過了這麽多年，他還認得我！
“他母親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他和她一起過活。她和我們一起坐在桌旁，不停地抹著淚。我問她：
“‘您幹嗎還要哭?我們老戰友會麵了，應該高興才對’“她回答我說：
“‘我三個兒子上了戰場。兩個死了，隻有瓦尼亞活著回來了。’“可是她的瓦尼亞的兩隻眼睛沒了……
“我問他：
“‘瓦尼亞，你最後看到的是普羅霍洛夫卡戰場，是坦克大戰……你還記得那一天嗎?’“您猜他是怎麽回答我的?
“‘我隻有一件事感到遺憾：我過早下命令叫全體乘員離了車(而小夥子們後來還是都犧牲了)。不然，我們本可以再打掉一輛德國坦克的……’“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觸還在繼續，不過已經是書信交往了。我根據錄音帶把她的故事整理出來後，遵照諾言，給她寄了一本去。幾個星期後，從莫斯科來了一包很重的掛號印刷品。我拆開一看，是剪報，文章，和關於衛國戰爭老戰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的軍事愛國主義貢獻的正式報告。我寄給她的那本資料也郵了回來，裏麵簡直沒剩下什麽了——刪得麵目全非。關於炊事員在大鍋裏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絲毫無損於她的“叔叔，那邊的叔叔派我給您送來這個”那段，也刪掉了……在寫有米沙故事的那頁紙上，劃了三個憤怒的問號。我不得不解釋說，我需要的不是什麽剪報，而是她的生動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