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採訪一個人總是在我進入他家之前，在我打開活頁夾、錄音機之前就開始了。這院子的情景和電話裏那種驚奇的嗓音，已經在我想像中的人物肖像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您來了?馬上要到我家?您在老戰士協會裏什麽也沒搞清楚?可是關於我的全部材料都在他們那兒呀！”我一路上緊張地思索著，猜測著。我的幼稚想法的可靠性每次都經受到生活的考驗，生活對它們毫不寬容。
一位個子不高、體態豐滿的女人開了門。她象男人那樣，朝我伸出一隻手表示歡迎。一個小孫子拽著她的另一隻手。從這孩子的沉著鎮靜，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經習慣了陌生人的頻繁來訪。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把我請進她的房間。
“很遺憾，您沒有預先說—聲，我沒有做準備……”
“或許，不準備更好。記住的是最生動最精彩的……”
“我有一些剪報。關於我們三十二坦克旅，人們有很多報導。我去把這些材料拿給您看……”
房間很寬敞，就象許多辦公室那樣。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書籍(大部分是回憶錄)；很多放大的戰時留影；在一支鹿角上掛著一頂坦克帽，在一張光滑的小茶幾上擺著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個小坦克上都帶有贈與者寫的小標籤：“某部隊全體官兵贈”、“坦克學校學員贈”……在沙發上，我旁邊“坐著”三個布娃娃——穿著清一色的軍裝。就連窗帷和房間的壁紙也都是保護色的。
“我的女鄰居們都很奇怪：‘你怎麽搞了個軍事陳列室啊?’而我生活裏卻不能沒有這些。”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說。
她把孫子打發到隔壁房間去後，我打開了錄音機。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準尉，坦克營衛生指導員)說：
“坦克兵部隊本來不肯收女兵，甚至可以說根本不予考慮。那我是怎麽進去的呢?我家住在加裏寧州的科納柯沃市。那時我剛剛通過考試，從八年級升到九年級，還不懂戰爭是怎麽回事，它對於我們還象是一種遊戲。我們充滿了好奇……
“那時我們家住的是公寓，裏麵住著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戰場，彼佳叔叔，瓦夏叔叔……大家去送他們，好奇心強烈地折磨著我們這些孩子，我們一直跟他們走到火車站。當樂曲奏起來時，婦女們嚎啕大哭——這一切都沒使我們害怕，相反，卻把我們逗笑了。我們嚮往的，首先是能坐上火車到外麵跑跑。在我們看來，戰爭是在很遙遠的地方。比如說我吧，喜歡軍裝上的紐扣，它們那麽閃閃發亮。盡管我已經到救護訓練班學習去了，可仍象是在做遊戲……
“後來學校停課了，動員我們去修築防禦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裏。我們甚至為比感到驕傲，因為我們總算開始做一些與戰爭有關的事情了。我們被編入弱勞力營，從早晨八點幹到晚上八點，一天幹十二個鍾頭，挖防坦克壕。我們全是些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幹活中，我們突然聽到一種聲音。有人高喊：‘空襲——!’又有人叫著：‘德國人——！’大人們急忙跑開躲避，而我們卻覺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國飛機是什麽模樣，德國人又是什麽模樣。飛機從我們頭頂飛過去，什麽都沒看清楚。過了一會兒，飛機又轉了回來，這回飛得很低，我們看清了上麵的黑十字，不過仍然是一點兒恐懼都沒有，隻有好奇。突然，飛機上的機槍口冒火了，開始了猛烈掃射。我們親眼看著平時在一起學習、幹活的小夥伴們倒了下去，頓時驚得目瞪口呆。我們怎麽也弄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我們繼續站著，看著。成年人向我們撲過來，把我們按倒在地上，可我們還是一點兒都不害怕……
“很快，德國人離我們的城市非常近了，隻有十來公裏。我和姑娘們—起跑倒兵役委員會去，說我們也要去保衛祖國，沒有任何人能代替我們。結果，我們沒有全部被收下，隻收下了有耐力、有氣力的姑娘，當然首先得要年滿十八歲。有個大尉在給坦克部隊挑女兵。不用說，他對我不屑一顧，因為我隻有十七歲，還小。
“要是步兵受了傷，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釋著，‘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紮，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麽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內負了傷，就必須把他從艙口裏麵背出來。難道你能背動這樣的壯小夥子?你知道嗎，坦克兵個個都是大塊頭!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時，四麵八方都在朝它開火，子彈、炮彈皮到處飛。你知道坦克燃燒是怎麽回事嗎?’“‘難道我不是跟大夥兒一樣的共青團員?’——我差點要哭出來了。
“‘當然，你已是共青團員。可是你太小了……’“和我在同一學校和同一救護訓練班學習過的女友們——她們確實是高高大大、體格強壯的姑娘一—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們都要走了，我卻要留下來。
“我去為朋友們送行。當然，我什麽都沒對父母說。姑娘們很同情我，同時也捨不得分手，於是她們把我藏在帆布裏麵。我們乘坐敞篷的噸半卡車往前方開去。大家都紮著各式各樣的頭巾：有黑色的，藍色的，還有紅色的！舒拉·基賽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帶上了。卡車向前行駛，我們已看到戰壕了。戰士們看到我們，大叫大嚷：‘演員來了！女演員來了！’我們好象受到了莫大侮辱，我們是到前線打仗的，可是他們竟然說我們是什麽‘演員’！
一位個子不高、體態豐滿的女人開了門。她象男人那樣，朝我伸出一隻手表示歡迎。一個小孫子拽著她的另一隻手。從這孩子的沉著鎮靜，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經習慣了陌生人的頻繁來訪。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把我請進她的房間。
“很遺憾，您沒有預先說—聲，我沒有做準備……”
“或許，不準備更好。記住的是最生動最精彩的……”
“我有一些剪報。關於我們三十二坦克旅，人們有很多報導。我去把這些材料拿給您看……”
房間很寬敞，就象許多辦公室那樣。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書籍(大部分是回憶錄)；很多放大的戰時留影；在一支鹿角上掛著一頂坦克帽，在一張光滑的小茶幾上擺著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個小坦克上都帶有贈與者寫的小標籤：“某部隊全體官兵贈”、“坦克學校學員贈”……在沙發上，我旁邊“坐著”三個布娃娃——穿著清一色的軍裝。就連窗帷和房間的壁紙也都是保護色的。
“我的女鄰居們都很奇怪：‘你怎麽搞了個軍事陳列室啊?’而我生活裏卻不能沒有這些。”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說。
她把孫子打發到隔壁房間去後，我打開了錄音機。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準尉，坦克營衛生指導員)說：
“坦克兵部隊本來不肯收女兵，甚至可以說根本不予考慮。那我是怎麽進去的呢?我家住在加裏寧州的科納柯沃市。那時我剛剛通過考試，從八年級升到九年級，還不懂戰爭是怎麽回事，它對於我們還象是一種遊戲。我們充滿了好奇……
“那時我們家住的是公寓，裏麵住著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戰場，彼佳叔叔，瓦夏叔叔……大家去送他們，好奇心強烈地折磨著我們這些孩子，我們一直跟他們走到火車站。當樂曲奏起來時，婦女們嚎啕大哭——這一切都沒使我們害怕，相反，卻把我們逗笑了。我們嚮往的，首先是能坐上火車到外麵跑跑。在我們看來，戰爭是在很遙遠的地方。比如說我吧，喜歡軍裝上的紐扣，它們那麽閃閃發亮。盡管我已經到救護訓練班學習去了，可仍象是在做遊戲……
“後來學校停課了，動員我們去修築防禦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裏。我們甚至為比感到驕傲，因為我們總算開始做一些與戰爭有關的事情了。我們被編入弱勞力營，從早晨八點幹到晚上八點，一天幹十二個鍾頭，挖防坦克壕。我們全是些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幹活中，我們突然聽到一種聲音。有人高喊：‘空襲——!’又有人叫著：‘德國人——！’大人們急忙跑開躲避，而我們卻覺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國飛機是什麽模樣，德國人又是什麽模樣。飛機從我們頭頂飛過去，什麽都沒看清楚。過了一會兒，飛機又轉了回來，這回飛得很低，我們看清了上麵的黑十字，不過仍然是一點兒恐懼都沒有，隻有好奇。突然，飛機上的機槍口冒火了，開始了猛烈掃射。我們親眼看著平時在一起學習、幹活的小夥伴們倒了下去，頓時驚得目瞪口呆。我們怎麽也弄不明白，這是怎麽回事?我們繼續站著，看著。成年人向我們撲過來，把我們按倒在地上，可我們還是一點兒都不害怕……
“很快，德國人離我們的城市非常近了，隻有十來公裏。我和姑娘們—起跑倒兵役委員會去，說我們也要去保衛祖國，沒有任何人能代替我們。結果，我們沒有全部被收下，隻收下了有耐力、有氣力的姑娘，當然首先得要年滿十八歲。有個大尉在給坦克部隊挑女兵。不用說，他對我不屑一顧，因為我隻有十七歲，還小。
“要是步兵受了傷，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釋著，‘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紮，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麽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內負了傷，就必須把他從艙口裏麵背出來。難道你能背動這樣的壯小夥子?你知道嗎，坦克兵個個都是大塊頭!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時，四麵八方都在朝它開火，子彈、炮彈皮到處飛。你知道坦克燃燒是怎麽回事嗎?’“‘難道我不是跟大夥兒一樣的共青團員?’——我差點要哭出來了。
“‘當然，你已是共青團員。可是你太小了……’“和我在同一學校和同一救護訓練班學習過的女友們——她們確實是高高大大、體格強壯的姑娘一—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們都要走了，我卻要留下來。
“我去為朋友們送行。當然，我什麽都沒對父母說。姑娘們很同情我，同時也捨不得分手，於是她們把我藏在帆布裏麵。我們乘坐敞篷的噸半卡車往前方開去。大家都紮著各式各樣的頭巾：有黑色的，藍色的，還有紅色的！舒拉·基賽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帶上了。卡車向前行駛，我們已看到戰壕了。戰士們看到我們，大叫大嚷：‘演員來了！女演員來了！’我們好象受到了莫大侮辱，我們是到前線打仗的，可是他們竟然說我們是什麽‘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