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來的問題是：在數十個被採訪者的地址中如何進行選擇?起初，我把所有被採訪者的姓名都記錄下來。後來我發現，我不可能麵麵俱到，而應該採用另外一種篩選和積累資料的辦法。我把現有的地址分類排好，努力體現這樣一個原則：盡量記錄不同軍事崗位上的婦女的事跡。要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去認識生活的。盡管這個比喻有它的局限性，但這樣假設是合乎邏輯的：護士看到的是一種戰爭，麵包師看到的是另一種戰爭；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種戰爭，飛行員則又是一種戰爭；衝鋒鎗排排長看到的也與眾不同……每個人仿佛都有自己的視野半徑。這位女性是在手術台邊工作的，她說：“我見過多少截下來的胳膊和大腿啊……簡直無法相信世上還會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們不是受傷，就是陣亡了……(捷姆琴科，上士，護士)，另一位女性，是圍著炊事車的鍋台轉的，她說：“有時打完一仗，誰也沒活下來……熱粥熱湯全做好了，可就是沒人來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員)；還有一位女性的活動半徑隻是小小的飛行艙：“我們的營地在密林深處。有一次我飛行歸來，打算在森林裏散散步。這時已經是夏季，草莓都長出來了。我沿著林中的小徑走著，突然發現：地上躺著一個德國人，是被打死的……您可知道，當時我真是嚇得魂飛魄散。因為在這以前我還從未見過死人，別看我已經打了一年仗。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碼事兒……下麵是一片火海，廢墟……隻要一起飛，我們心裏便隻有一個念頭：找目標，扔炸彈，返航。我們不必去看什麽死人，所以這種驚恐我們從沒經歷過……”(邦達列娃，近衛軍中尉，一級飛行員)；而在女遊擊隊員的腦海中，至今還會把戰爭與熊熊篝火的氣味聯繫在一起：““幹什麽都少不了篝火——烤麵包啦，煮湯啦。就是篝火燒剩下的一些黑炭，我們也要在上麵烘烤皮襖啦、氈靴啦什麽的，大家有什麽都拿來……”(女遊擊隊員薇索·茨卡雅)。
坦克部隊的衛生指導員，通常都是由男人擔當，而這裏突然冒出個毛丫頭來!在戰爭中，幹什麽都有風險，但坐在光溜溜的裝甲外殼上麵去衝鋒陷陣，沒有任何防護，隻背著—個醫療包——這，已經不隻是風險，而純粹是驚險了。
我收到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信後，馬上收拾行裝上路了。
我們這個包廂裏，總共隻乘了三個人。飲茶的時候，我們依照慣例開始閑聊。
“喝茶，本該設法再吃點什麽的，可是不行。醫生不準，說我心髒不好……醫生說，體力活動太少。腦力勞動過量了，體力活動卻不夠。”
“我也是不久前心絞痛突然發作。好在我有一幢別墅。人們各有各的健身辦法。有人早晨跑步，有人舉啞鈴，而我呢，有別墅就行了……”
“我女兒是大夫……神經科醫生。她說，現在人們缺少笑，缺少興奮快樂，而事實證明，缺了這些，我們的健康就會受到損害。不能沒有……”
“我可是一直沒有工夫……我們總在奔波忙碌。戰後那會兒，我們都還年輕；一無所有，喝茶時常常沒糖可加。可是隻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時我們常常聚會。我們—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輕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幹些什麽……”
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鮑裏索維奇——就是那個抱怨心髒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隻稱呼我的姓，而不便於叫名字。我的爹媽真會別出心裁，給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電學家)，管弟弟叫盧賓（紅礦石），而我叫米爾(和平)——米爾·加利斯特拉托維奇……謝天謝地，幸虧他們沒給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機）……那時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時代。如今我們連宇宙飛船也造出來了，而不是什麽收音機、無線電之類的東西了。現在時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賽尼亞啦，娜塔麗雅啦，葉芙多基婭啦等等……”
這兩個人都打過仗，因為他們的上裝上佩戴著略章。（一種長方形的標誌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勳章，獎章級別，供平時佩帶。——譯者注）
“年輕人哪裏懂得當時的困難喲……”
“他們是懂的……我們不必責備他們。”
“不，他們根本就不想懂，因為我們為他們安排了舒適的生活。我們幾乎什麽東西都不要，光知道愛護他們。可是他們理解我們嗎?知道我們是怎麽過來的嗎?”
不用問，這番話是衝著我來的。於是我便詳細講給他們聽，我是去採訪誰，為了什麽……
“我先來跟您談談吧，親愛的姑娘，”尼古拉·鮑裏索維奇神經質地用匙子敲打著茶杯。我已得知，他過去是個工兵營長。“那時有兩個小姑娘到我這個營來，還要當什麽工兵排長。誰知道是幹部處的哪個蠢貨把她們派到我這兒來的。我當即把她們打發回去，盡管她們氣得死去活來。就她們，居然還想到前沿去當工兵排長，排雷開路!”
坦克部隊的衛生指導員，通常都是由男人擔當，而這裏突然冒出個毛丫頭來!在戰爭中，幹什麽都有風險，但坐在光溜溜的裝甲外殼上麵去衝鋒陷陣，沒有任何防護，隻背著—個醫療包——這，已經不隻是風險，而純粹是驚險了。
我收到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信後，馬上收拾行裝上路了。
我們這個包廂裏，總共隻乘了三個人。飲茶的時候，我們依照慣例開始閑聊。
“喝茶，本該設法再吃點什麽的，可是不行。醫生不準，說我心髒不好……醫生說，體力活動太少。腦力勞動過量了，體力活動卻不夠。”
“我也是不久前心絞痛突然發作。好在我有一幢別墅。人們各有各的健身辦法。有人早晨跑步，有人舉啞鈴，而我呢，有別墅就行了……”
“我女兒是大夫……神經科醫生。她說，現在人們缺少笑，缺少興奮快樂，而事實證明，缺了這些，我們的健康就會受到損害。不能沒有……”
“我可是一直沒有工夫……我們總在奔波忙碌。戰後那會兒，我們都還年輕；一無所有，喝茶時常常沒糖可加。可是隻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時我們常常聚會。我們—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輕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幹些什麽……”
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鮑裏索維奇——就是那個抱怨心髒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隻稱呼我的姓，而不便於叫名字。我的爹媽真會別出心裁，給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電學家)，管弟弟叫盧賓（紅礦石），而我叫米爾(和平)——米爾·加利斯特拉托維奇……謝天謝地，幸虧他們沒給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機）……那時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時代。如今我們連宇宙飛船也造出來了，而不是什麽收音機、無線電之類的東西了。現在時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賽尼亞啦，娜塔麗雅啦，葉芙多基婭啦等等……”
這兩個人都打過仗，因為他們的上裝上佩戴著略章。（一種長方形的標誌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勳章，獎章級別，供平時佩帶。——譯者注）
“年輕人哪裏懂得當時的困難喲……”
“他們是懂的……我們不必責備他們。”
“不，他們根本就不想懂，因為我們為他們安排了舒適的生活。我們幾乎什麽東西都不要，光知道愛護他們。可是他們理解我們嗎?知道我們是怎麽過來的嗎?”
不用問，這番話是衝著我來的。於是我便詳細講給他們聽，我是去採訪誰，為了什麽……
“我先來跟您談談吧，親愛的姑娘，”尼古拉·鮑裏索維奇神經質地用匙子敲打著茶杯。我已得知，他過去是個工兵營長。“那時有兩個小姑娘到我這個營來，還要當什麽工兵排長。誰知道是幹部處的哪個蠢貨把她們派到我這兒來的。我當即把她們打發回去，盡管她們氣得死去活來。就她們，居然還想到前沿去當工兵排長，排雷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