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危急的情況下，女人，這類柔弱而衝動的造物，卻顯出比男人更有力更善於忍耐。我們常常一口氣急行軍三、四十公裏……馬匹累倒了，男人們支持不住了，而女人卻一邊走，一邊唱。姑娘們能從戰場上把身強力壯的男子漢漢背回來，而且四肢不會動彈的男人顯得更加沉重，這些在今天看來都是難以置信的……”
好多年過去了。當薇拉·薩弗隆諾夫娜用見證人和史學工作者的目光來回首往事時，仍然感到驚訝：她當年怎 麽會做到這一點的?她們又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但她們的路確實走下來了，困難克服了，仗也打下來了。這種女性的自我犧牲行為，從道德上看真是無法估價。
尼娜·弗拉季米羅夫娜·克維連諾娃(上士，步兵連衛生指導員)回憶說：
“有關部門不批準我上前線，嫌我年齡小，我當時剛過了十六周歲，離十七歲還差得遠呢。我們家有個鄰居被徵召了，她是個醫助。拿到通知書，她就哭個不停，因為她家裏還有個很小的男孩。於是我跑到兵役委員會對他們說；‘讓我代替她去吧……’“戰士們有的送我麵包幹，有的送我方塊糖。他們總覺得我可憐。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們有‘喀秋莎’炮，它就偽裝著隱蔽在我們後麵。它開始射擊時，真是天搖地動，火光四起。剎那間，我都驚呆了。震耳欲聾的轟鳴、喧囂和閃電般的火光把我嚇壞了，我一頭栽進水窪中，軍帽也丟了。士兵們看了捧腹大笑：‘你怎麽了，小尼娜?你怎麽了，親愛的?’“常常進行肉搏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麽呢?記得最清楚的是敵我雙方肉搏時的骨頭折裂聲……肉搏開始了：立刻出現了這種骨頭折裂聲，軟骨咯咯響，堅骨哢哢響。每次衝鋒我總和士兵們一塊兒上去，當然是跟在後麵，稍稍靠後。所以我什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
“戰後我回到土拉老家，那時已經多年不打仗了，可我還是經常大喊大叫。媽媽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頭哭泣……”
在當時的環境中，人們同情她們，照顧她們，盡可能地體貼和愛護她們。可是環境往往不可思議地迅速改變人的感情，使憐憫轉化為殘酷。譬如，葉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葉娃(列兵，衛生指導員)回憶了這麽一件事：
“我背著第一個傷員時，兩腿軟綿綿的。我一邊背著他走，—邊低低哭著：‘你可別死啊……你可別死啊……’我一邊包紮，一邊哭著，一邊跟他說話，我真是可憐他。一個軍官從旁邊走過，對我大罵起來，甚至罵得很兇，跟所有這種場合裏的男人一樣……”
“為什麽他要罵您?”
“因為象我這樣憐憫和哭泣是不許可的。我累得筋疲力盡，而傷員還很多。
“我們乘車一路過來，到處躺著死人……剃得精光的腦袋泛著青色，就象被太陽曬過的土豆……”
在列兵衛生員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的故事裏也講到了這種事：
“傷員從戰場直接運到我們醫院。一次就有二百多人擠在板棚裏，而護士隻有我一個人。我已經不記得那是在什麽地方了……好象是在某個村子裏……過去這麽多年了……我記得，當時我連續四天沒睡覺，沒坐下歇歇，每個人都在喊我：‘護士……小護士……救救我，親愛的！……’我從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絆倒了，躺在地上立刻昏睡了過去。叫喊聲又把我驚醒。這時有個軍官，是個年輕的中尉，也是傷員，撐起健康的半邊身子對他們喝道.‘靜一靜!不許叫，我命令你們！’他理解我，知道我是沒有力氣了，可是其他的人還在叫喊，他們疼得厲害呀：‘護士……小護士……’我—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兒跑，要幹些什麽。這是我到前線後第一次放聲大哭……”
不必多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最初遭遇：參加的第一次戰鬥，救護的第一個傷員，見到的第一個死人……大家都想把這一切留在自己心中。比如，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雅就想把自己在遊擊隊生活時用過的每一件小東西都保存在博物館裏：木製茶杯，炮彈殼做的小匣子，降落傘縫製的女式襯衣。她講給我聽：‘不久前來了一個女遊擊隊員，把降落傘做的襯衣，降落傘做的胸罩都帶到博物館來了。我們在遊擊隊裏都縫過這些小玩意。她把這些保管了四十年，當她病重時，她怕自己會突然死掉，才送到我們博物館來了。而博物館裏的工作人員卻嘲笑她：這算什麽，有誰想看這些玩意?它們跟英雄主義有什麽關係? ……
我看著寫字檯上的一堆信件和錄音磁帶，它們向世人證明了：英雄主義的表現形式——成千上萬。
第03章 “隻有我一人回到媽媽身邊……”
我要去莫斯科訪問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關於她，我所知道的情況在活頁夾裏暫時隻占了一小頁：十七歲上前線，在第五集團軍三十二坦克旅第一營作戰，任衛生指導員。她還隨該營一起參加過著名的普羅霍洛夫卡坦克大戰。戰後做共青團工作。鮑裏索夫市的採訪者收集了解放他們家鄉的第三十二坦克旅的大量資料，也是他們幫助我找到了她。自從我在報上公布了幾封有關戰爭的通信之後，很多人、特別是少先隊員們紛紛前來。就這樣，很出我意料地，我身邊出現了好些自告奮勇的幫手。
好多年過去了。當薇拉·薩弗隆諾夫娜用見證人和史學工作者的目光來回首往事時，仍然感到驚訝：她當年怎 麽會做到這一點的?她們又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但她們的路確實走下來了，困難克服了，仗也打下來了。這種女性的自我犧牲行為，從道德上看真是無法估價。
尼娜·弗拉季米羅夫娜·克維連諾娃(上士，步兵連衛生指導員)回憶說：
“有關部門不批準我上前線，嫌我年齡小，我當時剛過了十六周歲，離十七歲還差得遠呢。我們家有個鄰居被徵召了，她是個醫助。拿到通知書，她就哭個不停，因為她家裏還有個很小的男孩。於是我跑到兵役委員會對他們說；‘讓我代替她去吧……’“戰士們有的送我麵包幹，有的送我方塊糖。他們總覺得我可憐。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們有‘喀秋莎’炮，它就偽裝著隱蔽在我們後麵。它開始射擊時，真是天搖地動，火光四起。剎那間，我都驚呆了。震耳欲聾的轟鳴、喧囂和閃電般的火光把我嚇壞了，我一頭栽進水窪中，軍帽也丟了。士兵們看了捧腹大笑：‘你怎麽了，小尼娜?你怎麽了，親愛的?’“常常進行肉搏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什麽呢?記得最清楚的是敵我雙方肉搏時的骨頭折裂聲……肉搏開始了：立刻出現了這種骨頭折裂聲，軟骨咯咯響，堅骨哢哢響。每次衝鋒我總和士兵們一塊兒上去，當然是跟在後麵，稍稍靠後。所以我什麽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
“戰後我回到土拉老家，那時已經多年不打仗了，可我還是經常大喊大叫。媽媽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頭哭泣……”
在當時的環境中，人們同情她們，照顧她們，盡可能地體貼和愛護她們。可是環境往往不可思議地迅速改變人的感情，使憐憫轉化為殘酷。譬如，葉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葉娃(列兵，衛生指導員)回憶了這麽一件事：
“我背著第一個傷員時，兩腿軟綿綿的。我一邊背著他走，—邊低低哭著：‘你可別死啊……你可別死啊……’我一邊包紮，一邊哭著，一邊跟他說話，我真是可憐他。一個軍官從旁邊走過，對我大罵起來，甚至罵得很兇，跟所有這種場合裏的男人一樣……”
“為什麽他要罵您?”
“因為象我這樣憐憫和哭泣是不許可的。我累得筋疲力盡，而傷員還很多。
“我們乘車一路過來，到處躺著死人……剃得精光的腦袋泛著青色，就象被太陽曬過的土豆……”
在列兵衛生員納塔利亞·伊萬諾夫娜·謝爾蓋耶娃的故事裏也講到了這種事：
“傷員從戰場直接運到我們醫院。一次就有二百多人擠在板棚裏，而護士隻有我一個人。我已經不記得那是在什麽地方了……好象是在某個村子裏……過去這麽多年了……我記得，當時我連續四天沒睡覺，沒坐下歇歇，每個人都在喊我：‘護士……小護士……救救我，親愛的！……’我從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絆倒了，躺在地上立刻昏睡了過去。叫喊聲又把我驚醒。這時有個軍官，是個年輕的中尉，也是傷員，撐起健康的半邊身子對他們喝道.‘靜一靜!不許叫，我命令你們！’他理解我，知道我是沒有力氣了，可是其他的人還在叫喊，他們疼得厲害呀：‘護士……小護士……’我—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兒跑，要幹些什麽。這是我到前線後第一次放聲大哭……”
不必多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最初遭遇：參加的第一次戰鬥，救護的第一個傷員，見到的第一個死人……大家都想把這一切留在自己心中。比如，薇拉·謝爾蓋耶夫娜·羅曼諾夫斯卡雅就想把自己在遊擊隊生活時用過的每一件小東西都保存在博物館裏：木製茶杯，炮彈殼做的小匣子，降落傘縫製的女式襯衣。她講給我聽：‘不久前來了一個女遊擊隊員，把降落傘做的襯衣，降落傘做的胸罩都帶到博物館來了。我們在遊擊隊裏都縫過這些小玩意。她把這些保管了四十年，當她病重時，她怕自己會突然死掉，才送到我們博物館來了。而博物館裏的工作人員卻嘲笑她：這算什麽，有誰想看這些玩意?它們跟英雄主義有什麽關係? ……
我看著寫字檯上的一堆信件和錄音磁帶，它們向世人證明了：英雄主義的表現形式——成千上萬。
第03章 “隻有我一人回到媽媽身邊……”
我要去莫斯科訪問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維什涅夫斯卡婭。關於她，我所知道的情況在活頁夾裏暫時隻占了一小頁：十七歲上前線，在第五集團軍三十二坦克旅第一營作戰，任衛生指導員。她還隨該營一起參加過著名的普羅霍洛夫卡坦克大戰。戰後做共青團工作。鮑裏索夫市的採訪者收集了解放他們家鄉的第三十二坦克旅的大量資料，也是他們幫助我找到了她。自從我在報上公布了幾封有關戰爭的通信之後，很多人、特別是少先隊員們紛紛前來。就這樣，很出我意料地，我身邊出現了好些自告奮勇的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