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們五十六集團軍三四三師堅守著通往史達林格勒的一片高地。德國人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它奪過去。戰鬥打響了，德軍坦克向我們進攻，但我軍的炮火打得它們寸步難行。德國人退了下去。在開闊地帶，我們一個炮兵中尉受傷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幾名衛生員衝上去想把他救回來，結果都犧牲了。兩條救生犬爬過去(我在那兒生平第一次看到這種狗)，也給打死了。這時，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來，先是小聲，然後就高聲唱起一支我們在戰前最喜愛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勳》。雙方的人員——我們這邊和德國人那邊——全都安靜下來。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彎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陣地。我一邊走一邊暗自想：‘隻要不打後背就行，寧可讓他們打我的腦袋。’可是直到我把傷員拉回我們陣地，敵人連一槍也沒開……
“那時發給我們的衣服根本不夠用：因為衣服總是沾滿血跡。我救的頭一個傷員，是上尉貝洛夫，最後一個傷員是謝爾蓋·彼得洛維奇·特羅菲莫夫，迫擊炮排的中士。一九七o年，他來我家作客，我把他頭部受傷的地方指給女兒們看，那兒落下一塊很大的傷疤。我從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傷員。有個新聞記者算了算：整整一個步兵營……”
殺人的技術在不斷改進，可救人的辦法卻一成不變——依然要把傷員背在背上運回來。我沒有看到過她們在激烈的炮火下怎樣背傷員，可是有一次我親眼見過一群強健有力的男子漢從火車車廂往下卸糧食：扛起六十到八十公斤重的麻袋包(等於人的平均體重)，他們的襯衫濕得都能擰出水來。這是個愚蠢的比較，可是我卻好象親眼看到了我所陌生的戰場救護工作。我還了解到這樣一個秘密：受傷的人通常要此本身的體重重得多，何況是在槍林彈雨之中。
“我們來到前沿陣地，仿佛比那些年紀丈一些的人還能吃苦。我不知道這現象該如何解釋。我們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們體重要此我們重兩、三倍，除了他本人的體重，還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軍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壓在身上，一點點往回爬。放下這一個，馬上去背下一個，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衝鋒都得這樣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卻隻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員的體重。真不能相信，我們那時怎麽能做到這一點……”（斯特列爾柯娃，助理軍醫）。
薇拉·薩弗隆諾夫娜·達維多娃在戰爭開始時剛好從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畢業，確切地說——她們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畢業證書的。她當即申請上了前線。她奉命跟著特工分隊秘密前往敵後，走遍了整個白俄羅斯的遊擊隊通道。戰後她在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所工作。
“作為史學工作者，我長期從事戰爭的研究。”薇拉·薩弗隆諾夫娜講述說：“我在自己製訂的諸多研究選題中，自然選定這樣一個題目；是什麽原因促使女人參加戰爭的?我認為，這涉及到我們民族的特點。當我們的婦女看到她們的國土要淪喪、民族要滅亡時，她們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給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燒飯做菜的。另外，婦女解放， 男女平權，在戰爭初期也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比如，我們在戰爭第二天就從學校跑到了兵役委員會：‘讓我們上前線吧!’其實，我們對前線是怎麽回事和為什麽上前線還很糊塗。不用說，我們被拒絕了：‘去吧，先去通過國家考試。’“我們通過了考試，又來申請上前線。姑娘們都提出了申請……當然，戰爭，這絕對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戰爭變成自己的職業。女人不可能適應這種職業，盡管她們天生具有適應才能，在吃苦耐勞方麵此男人強好幾倍，盡管她們是母親，她們必須保衛、守護自己的孩子，她們比男人更富於韌性——這是她們的天性。然而，她們終究不能習慣戰爭。
“我們在四二年越過前線，駐紮在一片墳場附近。我們知道，德國人距離我們隻有五公裏遠。這天夜裏，他們一個勁地發射傘式照明彈。照明彈一發接一發，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長把我帶到墳場邊，指給我看照明彈是從哪裏發射出來的，那兒是一片灌木叢，裏麵可能有德國人。雖說我不害怕死人，從小就不怕墳地，可我那時才二十二歲啊，又是第一回站崗，所以兩個鍾頭裏嚇得夠嗆。結果，早晨我發現了一綹初生的白髮。我站崗時，眼睛緊盯著那片灌木叢，它簌簌作響，搖搖晃晃，我總覺得好象有德國鬼子從那裏走出來……
“深夜裏在墳場站崗，這難道是女人幹的事嗎?我們現在完全是用另一種感情來看待這一切了。男人們對待一切都比較簡單，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該站崗了，該射擊了……而對於我們，這畢竟太難以接受了，因為我們有女人的天性。當然，我們全都迫使自己適應戰爭，迫使自己在戰爭中發揮作用，可是卻要付出十倍的艱辛。
“男人們出於自己的天性，是用另一種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兒不久前埋怨她的丈夫：‘唉，他居然不記得我們結婚十周年紀念日了。他不再愛我了……’是的，男人在這方麵是無所用心的：事情過去了也就過去了，對於他們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對待感情有另一種標準。所以，談到戰爭中的女人，必須考慮和顧及到我們女人的心理……
“那時發給我們的衣服根本不夠用：因為衣服總是沾滿血跡。我救的頭一個傷員，是上尉貝洛夫，最後一個傷員是謝爾蓋·彼得洛維奇·特羅菲莫夫，迫擊炮排的中士。一九七o年，他來我家作客，我把他頭部受傷的地方指給女兒們看，那兒落下一塊很大的傷疤。我從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傷員。有個新聞記者算了算：整整一個步兵營……”
殺人的技術在不斷改進，可救人的辦法卻一成不變——依然要把傷員背在背上運回來。我沒有看到過她們在激烈的炮火下怎樣背傷員，可是有一次我親眼見過一群強健有力的男子漢從火車車廂往下卸糧食：扛起六十到八十公斤重的麻袋包(等於人的平均體重)，他們的襯衫濕得都能擰出水來。這是個愚蠢的比較，可是我卻好象親眼看到了我所陌生的戰場救護工作。我還了解到這樣一個秘密：受傷的人通常要此本身的體重重得多，何況是在槍林彈雨之中。
“我們來到前沿陣地，仿佛比那些年紀丈一些的人還能吃苦。我不知道這現象該如何解釋。我們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們體重要此我們重兩、三倍，除了他本人的體重，還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軍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壓在身上，一點點往回爬。放下這一個，馬上去背下一個，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衝鋒都得這樣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卻隻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員的體重。真不能相信，我們那時怎麽能做到這一點……”（斯特列爾柯娃，助理軍醫）。
薇拉·薩弗隆諾夫娜·達維多娃在戰爭開始時剛好從莫斯科歷史檔案學院畢業，確切地說——她們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畢業證書的。她當即申請上了前線。她奉命跟著特工分隊秘密前往敵後，走遍了整個白俄羅斯的遊擊隊通道。戰後她在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黨史研究所工作。
“作為史學工作者，我長期從事戰爭的研究。”薇拉·薩弗隆諾夫娜講述說：“我在自己製訂的諸多研究選題中，自然選定這樣一個題目；是什麽原因促使女人參加戰爭的?我認為，這涉及到我們民族的特點。當我們的婦女看到她們的國土要淪喪、民族要滅亡時，她們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給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燒飯做菜的。另外，婦女解放， 男女平權，在戰爭初期也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比如，我們在戰爭第二天就從學校跑到了兵役委員會：‘讓我們上前線吧!’其實，我們對前線是怎麽回事和為什麽上前線還很糊塗。不用說，我們被拒絕了：‘去吧，先去通過國家考試。’“我們通過了考試，又來申請上前線。姑娘們都提出了申請……當然，戰爭，這絕對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戰爭變成自己的職業。女人不可能適應這種職業，盡管她們天生具有適應才能，在吃苦耐勞方麵此男人強好幾倍，盡管她們是母親，她們必須保衛、守護自己的孩子，她們比男人更富於韌性——這是她們的天性。然而，她們終究不能習慣戰爭。
“我們在四二年越過前線，駐紮在一片墳場附近。我們知道，德國人距離我們隻有五公裏遠。這天夜裏，他們一個勁地發射傘式照明彈。照明彈一發接一發，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長把我帶到墳場邊，指給我看照明彈是從哪裏發射出來的，那兒是一片灌木叢，裏麵可能有德國人。雖說我不害怕死人，從小就不怕墳地，可我那時才二十二歲啊，又是第一回站崗，所以兩個鍾頭裏嚇得夠嗆。結果，早晨我發現了一綹初生的白髮。我站崗時，眼睛緊盯著那片灌木叢，它簌簌作響，搖搖晃晃，我總覺得好象有德國鬼子從那裏走出來……
“深夜裏在墳場站崗，這難道是女人幹的事嗎?我們現在完全是用另一種感情來看待這一切了。男人們對待一切都比較簡單，他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該站崗了，該射擊了……而對於我們，這畢竟太難以接受了，因為我們有女人的天性。當然，我們全都迫使自己適應戰爭，迫使自己在戰爭中發揮作用，可是卻要付出十倍的艱辛。
“男人們出於自己的天性，是用另一種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兒不久前埋怨她的丈夫：‘唉，他居然不記得我們結婚十周年紀念日了。他不再愛我了……’是的，男人在這方麵是無所用心的：事情過去了也就過去了，對於他們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對待感情有另一種標準。所以，談到戰爭中的女人，必須考慮和顧及到我們女人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