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常常看一些戰爭影片：護士上前沿陣地，總是穿得整整齊齊、千幹淨淨，不穿棉褲，隻穿一條小短裙，小船形帽，鳳尾髮型……唉，太虛假啦!……難道我們這樣子還能去背傷員?……周圍清一色都是男人，你怎麽能穿著一條短裙這樣爬來爬去。說實話，隻是在戰爭結束時，上級才把裙子當作盛裝發給我們，也隻有在那時，我們才領到了針織品內衣，而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襯衣，我們真是欣喜若狂，為了能讓人看到我們裏麵的內衣，我們就把套頭軍裝前麵的扣子統統解開……”
明斯克人安娜·伊萬諾夫娜·貝麗婭(第四十八集團軍老戰士)回憶說：
“我們遇到了空襲。人們全都跑到溝裏。我也拚命地跑，忽然聽到有人在呻吟：‘救命！……’而我還在繼續跑……過了一會兒，喊叫聲又傳到我耳朵裏，我這才突然感到了肩上救護挎包的份量，以及……一種負疚感。恐懼被扔到了九霄雲外！我扭頭又跑了回來：原來是一個受傷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衝上去為他包紮，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死者，別人也許早已司空見慣，而騎兵連衛生指導員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柯爾日卻嚇得夠嗆。這個當時隻有十七歲的姑娘對此終生不忘：
“在戰爭中我曾想過：對於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永遠不會忘。而事實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漸淡忘了……可是有一幅景象我連細微末節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個十分年輕的漂亮小夥子被打死，躺在地上。我以為他會得到隆重安葬，但人們隻是把他抬起來，送到了一片榛樹林裏，草草挖了個墳坑……既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就把他放進坑裏了，然後直接蓋上了土。陽光是那麽強烈，照曬著他……那是在夏天，連遮太陽的篷布也沒有，毫無陪葬，隻好讓他穿著身上現有的軍裝和馬褲。好在他的服裝還是嶄新的，顯然他剛到前線不久。就這樣把他安葬了。坑很淺，剛好夠他躺進去。他的傷口不大，卻是致命傷——在太陽穴上，血也流得不多。他躺在那兒，就跟活著一樣，隻不過是臉色蒼白。
“掃射之後便開始了轟炸，有一顆炸彈落到彈藥箱上，彈藥又向四麵八方爆炸……飛機在我們頭頂上盤旋。可死人總得埋啊！但我們在那種處境裏怎樣埋葬死者?隻好在附近，在我們所待的掩體跟前，挖個坑，把他埋掉就得。隻留下一個土堆。不用說，隻要是德國人緊跟過來，或者開來汽車，墳頭會立刻被壓平，成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麽痕跡都不會留下。我們經常在樹林裏掩埋戰友……就在那些橡樹底下，在那些白樺樹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沒勇氣到樹林裏去，特別是到老橡樹和白樺樹的樹林裏去……我不能在那兒坐著……”
這嚴酷的回憶就象尖聲慘叫一般留在她們心中。她們的敘述開始總是平心靜氣，而到結束時幾乎是聲嘶力竭了。說完，就抑鬱不樂、惘然若失地坐著。每逢這時，我就感到十分內疚，我知道隻要我一走，她們就得吞服安眠藥片，喝鎮靜劑。而且她們的兒女們早就用祈求的目光盯著你，意思是說：‘她講夠了吧?別讓她傷心過度了……’隻有一個理由能安慰我，這就是：我將把她們那生動的聲音用錄音磁帶以及盡管單薄但卻比最博聞強記的頭腦更加可靠的紙張保存下來。然而，坐著聽這些故事，畢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兒，而她們講述就更費勁了。
亞·傑林吉耶夫娜·德蕾秋克(上士，海軍陸戰隊某營衛生指導員)說：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時，直到低下頭來，才弄清那是個死人，我哇地哭了起來。我站在那兒哭啊哭，哭聲引來了好多小夥子。戰鬥十分激烈，傷員多得很，而連隊已經衝過去了，迅速推進到很遠的地方，把我留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彈坑裏，裏麵躺著重傷員，大都腹部受傷，一個接—個地死去了。每死一個人我就大哭一場。
“有個傷員的斷腿卡在褲管裏，他大喊著；‘快給我包紮腿呀！’我給他剪開褲管，他請求說：‘小護土，救救我的腿吧!……’”
下麵是明斯克市國立口腔門診所醫生瑪麗亞·賽麗維爾斯托夫娜·巴若科(戰地護士)的回憶：
“我最受不了的是給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條腿都鋸下來，當我把斷腿搬出去，放到盆子裏時，抱都抱不動。我記得，那些斷腿都很沉。我抱著，就象抱個孩子……特別是幾乎從大腿根上截下來的腿，我最受不了。我常常夢見我抱著這樣的腿……
“可是給媽媽寫信從來不寫這些事。我隻寫到：這裏一切都好，我吃得飽穿得暖。媽媽已經把三個孩子送上前 線；她心裏夠難過的啦……”
衛生指導員、國際紅十字會一級證章一一“弗羅侖斯·南丁格爾”金質獎章獲得者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斯米爾諾娃(當時姓古哈爾斯卡婭)從列寧格勒地區的一個住宅新村寫來一封信，信中說：
“我頭一次看到傷員，嚇得昏了過去。過後就挺過來了。我第一次爬到彈雨中去救傷員時，拚命大叫著，好象要壓倒炮火的轟鳴。後來就完全習慣了……
明斯克人安娜·伊萬諾夫娜·貝麗婭(第四十八集團軍老戰士)回憶說：
“我們遇到了空襲。人們全都跑到溝裏。我也拚命地跑，忽然聽到有人在呻吟：‘救命！……’而我還在繼續跑……過了一會兒，喊叫聲又傳到我耳朵裏，我這才突然感到了肩上救護挎包的份量，以及……一種負疚感。恐懼被扔到了九霄雲外！我扭頭又跑了回來：原來是一個受傷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衝上去為他包紮，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死者，別人也許早已司空見慣，而騎兵連衛生指導員奧爾佳·瓦西裏耶夫娜·柯爾日卻嚇得夠嗆。這個當時隻有十七歲的姑娘對此終生不忘：
“在戰爭中我曾想過：對於所發生的任何事情我永遠不會忘。而事實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漸淡忘了……可是有一幅景象我連細微末節都記得清清楚楚……一個十分年輕的漂亮小夥子被打死，躺在地上。我以為他會得到隆重安葬，但人們隻是把他抬起來，送到了一片榛樹林裏，草草挖了個墳坑……既沒有棺材，也沒有任何儀式，就把他放進坑裏了，然後直接蓋上了土。陽光是那麽強烈，照曬著他……那是在夏天，連遮太陽的篷布也沒有，毫無陪葬，隻好讓他穿著身上現有的軍裝和馬褲。好在他的服裝還是嶄新的，顯然他剛到前線不久。就這樣把他安葬了。坑很淺，剛好夠他躺進去。他的傷口不大，卻是致命傷——在太陽穴上，血也流得不多。他躺在那兒，就跟活著一樣，隻不過是臉色蒼白。
“掃射之後便開始了轟炸，有一顆炸彈落到彈藥箱上，彈藥又向四麵八方爆炸……飛機在我們頭頂上盤旋。可死人總得埋啊！但我們在那種處境裏怎樣埋葬死者?隻好在附近，在我們所待的掩體跟前，挖個坑，把他埋掉就得。隻留下一個土堆。不用說，隻要是德國人緊跟過來，或者開來汽車，墳頭會立刻被壓平，成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麽痕跡都不會留下。我們經常在樹林裏掩埋戰友……就在那些橡樹底下，在那些白樺樹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沒勇氣到樹林裏去，特別是到老橡樹和白樺樹的樹林裏去……我不能在那兒坐著……”
這嚴酷的回憶就象尖聲慘叫一般留在她們心中。她們的敘述開始總是平心靜氣，而到結束時幾乎是聲嘶力竭了。說完，就抑鬱不樂、惘然若失地坐著。每逢這時，我就感到十分內疚，我知道隻要我一走，她們就得吞服安眠藥片，喝鎮靜劑。而且她們的兒女們早就用祈求的目光盯著你，意思是說：‘她講夠了吧?別讓她傷心過度了……’隻有一個理由能安慰我，這就是：我將把她們那生動的聲音用錄音磁帶以及盡管單薄但卻比最博聞強記的頭腦更加可靠的紙張保存下來。然而，坐著聽這些故事，畢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兒，而她們講述就更費勁了。
亞·傑林吉耶夫娜·德蕾秋克(上士，海軍陸戰隊某營衛生指導員)說：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時，直到低下頭來，才弄清那是個死人，我哇地哭了起來。我站在那兒哭啊哭，哭聲引來了好多小夥子。戰鬥十分激烈，傷員多得很，而連隊已經衝過去了，迅速推進到很遠的地方，把我留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彈坑裏，裏麵躺著重傷員，大都腹部受傷，一個接—個地死去了。每死一個人我就大哭一場。
“有個傷員的斷腿卡在褲管裏，他大喊著；‘快給我包紮腿呀！’我給他剪開褲管，他請求說：‘小護土，救救我的腿吧!……’”
下麵是明斯克市國立口腔門診所醫生瑪麗亞·賽麗維爾斯托夫娜·巴若科(戰地護士)的回憶：
“我最受不了的是給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條腿都鋸下來，當我把斷腿搬出去，放到盆子裏時，抱都抱不動。我記得，那些斷腿都很沉。我抱著，就象抱個孩子……特別是幾乎從大腿根上截下來的腿，我最受不了。我常常夢見我抱著這樣的腿……
“可是給媽媽寫信從來不寫這些事。我隻寫到：這裏一切都好，我吃得飽穿得暖。媽媽已經把三個孩子送上前 線；她心裏夠難過的啦……”
衛生指導員、國際紅十字會一級證章一一“弗羅侖斯·南丁格爾”金質獎章獲得者瑪麗亞·彼得洛夫娜·斯米爾諾娃(當時姓古哈爾斯卡婭)從列寧格勒地區的一個住宅新村寫來一封信，信中說：
“我頭一次看到傷員，嚇得昏了過去。過後就挺過來了。我第一次爬到彈雨中去救傷員時，拚命大叫著，好象要壓倒炮火的轟鳴。後來就完全習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