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謝瓦爾德舍娃(上尉，外科醫生)說：
“那年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員會。一位上校問我：‘您能跳傘嗎?’我承認我害怕。他把空降兵的待遇誇了一大通——服裝漂亮不用說，每天還有巧克力吃。可是我從小就害怕登高。於是他建議：‘那我們把你派到遊擊隊去吧。’‘到了那兒，我怎麽給莫斯科的媽媽寫信呢?’他最後隻好用紅鉛筆在我的派遣證上寫道：‘去草原方麵軍……’“在火車上，有個年輕的大尉愛上了我。他整夜待在我這節車廂裏不走。他在戰爭中身心受到很大創傷，多次負傷。他反覆打量著我，說：‘小維拉，您可千萬別灰心喪氣，不要學得粗暴。您現在多麽溫柔……我可是什麽都見識過了……’“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麵軍第四近衛集團軍。我們一到，主治外科醫生便出來了—會兒，看看我們，然後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台……’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斯杜捷別克’牌重型汽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隻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過了一個小時，我已經上手術台工作起來了。一直做下去……一連做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真累啊，累得飯都不想吃。
“我們在士麥林卡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鐵路停運了，我們也四散跑開。我們的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 闌尾，他今天已經在跑了。我們在森林裏坐了—整夜，躲著飛機。可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索樹林。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象田鼠一樣鑽到地裏去。我抱緊一棵白樺樹站牢：‘哦，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麽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著白樺樹不放，都引起一陣嘲笑。其實，我當時真說不定會倒黴的，不是嗎?我直挺挺站著，白樺樹樹幹白閃閃的……
“我是在魏納市迎接勝利日的。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一直渴望去。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但我們不願意……”
野戰洗衣隊的列兵靳維特蘭娜·瓦西裏耶夫娜·卡泰希娜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家裏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我那時隻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我就—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聽人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於是我們就坐著，等著；那麽，敵機到底什麽時候開始掃射?於是他們說，這樣吧，我們一塊兒去關照—聲，就說我們已經全都過了掃射關了。我記得有個戰士，對了，是個大男孩，軍裝上佩著—枚嶄新的勳章。我們一點兒也想像不出他們是怎樣經歷戰爭的。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桿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是家裏的獨生女，而在這裏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裏代替肥皂，因為內衣很髒，有虱子……”
最難熬的是剛到前線的那幾天、那幾周和那幾個月因為人們還保留著原先和平生活中的感情和習慣，所以心情是格外的恐怖，格外的反常。戰爭本來就使得一般人痛苦不堪，何況她們這些被父母溺愛、心疼、老是當娃娃看待的小姑娘呢?列寧格勒的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把這種姑娘叫做“屠格涅夫筆下的嬌貴少女”。這—比喻點出了一個女人的天性與她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感受體驗和耳聞目睹所產生的全部矛盾——姑娘們在戰爭中變成了另一種人，有著不同尋常的熱情、不同尋常的聽覺和眼力。
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上士，衛生指導員)：
“我們聽人說，頭部和腹部的傷是最重的。於是每當遇到轟炸和掃射，我們就拚命把肚子和腦袋藏起來。我們在一輛破爛汽車旁邊揀到一個司機坐墊，便用它擋身體，再把腦袋墊在膝蓋中間……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個傷員。我常常想起那張臉…·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您想想，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麽處置這種傷，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時，我支持不住了，噁心得直想吐。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兒水喝……’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唉！’我想：‘好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嬌貴少女！人家受傷都要死了，而你，這溫柔的造物，還噁心呢……’我趕快打開急救包，給他包紮傷口。我逐漸鎮靜下來，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戰地服務。
“那年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員會。一位上校問我：‘您能跳傘嗎?’我承認我害怕。他把空降兵的待遇誇了一大通——服裝漂亮不用說，每天還有巧克力吃。可是我從小就害怕登高。於是他建議：‘那我們把你派到遊擊隊去吧。’‘到了那兒，我怎麽給莫斯科的媽媽寫信呢?’他最後隻好用紅鉛筆在我的派遣證上寫道：‘去草原方麵軍……’“在火車上，有個年輕的大尉愛上了我。他整夜待在我這節車廂裏不走。他在戰爭中身心受到很大創傷，多次負傷。他反覆打量著我，說：‘小維拉，您可千萬別灰心喪氣，不要學得粗暴。您現在多麽溫柔……我可是什麽都見識過了……’“我和女伴走了一個月，總算到了烏克蘭第二方麵軍第四近衛集團軍。我們一到，主治外科醫生便出來了—會兒，看看我們，然後把我們帶進手術室說：‘這就是你們的手術台……’救護車一輛接一輛開來，還有‘斯杜捷別克’牌重型汽車。傷員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擔架上，我們隻問了一句：‘先救誰?’‘先救不吭氣的……’過了一個小時，我已經上手術台工作起來了。一直做下去……一連做幾天幾夜手術，稍稍打個盹。然後很快揉揉眼，洗洗臉，繼續做。真累啊，累得飯都不想吃。
“我們在士麥林卡車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轟炸。鐵路停運了，我們也四散跑開。我們的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 闌尾，他今天已經在跑了。我們在森林裏坐了—整夜，躲著飛機。可是，火車已經被炸成了一堆廢銅爛鐵。清晨，德國飛機又超低空飛行，仔細搜索樹林。我們還能躲到哪兒去呢?又不能象田鼠一樣鑽到地裏去。我抱緊一棵白樺樹站牢：‘哦，我的親媽呀!……難道我就這麽死了嗎?要是我能活下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後來我無論對誰講起我怎樣緊抱著白樺樹不放，都引起一陣嘲笑。其實，我當時真說不定會倒黴的，不是嗎?我直挺挺站著，白樺樹樹幹白閃閃的……
“我是在魏納市迎接勝利日的。我們到動物園去玩了一趟，一直渴望去。本來我們也可以去參觀集中營的，但我們不願意……”
野戰洗衣隊的列兵靳維特蘭娜·瓦西裏耶夫娜·卡泰希娜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們家裏一共三口人：媽媽，爸爸和我。父親是第一個上前線的，媽媽想跟父親一道去。她是個護士。可是父親去了一個地方，母親去的是另一個地方。我那時隻有十六歲，人家不願意要我。我就—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員會跑，磨了一年多，總算把我收下了。
“我們坐了好長時間的火車。和我們在一起的有從醫院返回前線的戰士，他們都是些年輕小夥子。他們給我們講前線的故事，我們坐在旁邊，聽得目瞪口呆。聽人說，我們會遇到敵機掃射，於是我們就坐著，等著；那麽，敵機到底什麽時候開始掃射?於是他們說，這樣吧，我們一塊兒去關照—聲，就說我們已經全都過了掃射關了。我記得有個戰士，對了，是個大男孩，軍裝上佩著—枚嶄新的勳章。我們一點兒也想像不出他們是怎樣經歷戰爭的。不料，沒有派我們去握槍桿子，而是叫我們去洗衣做飯。姑娘們全是我這個年齡，參軍前父母十分寵愛我們。我是家裏的獨生女，而在這裏我卻要搬柴草，生爐子。最後我們還要把爐灰收起來，放到鍋裏代替肥皂，因為內衣很髒，有虱子……”
最難熬的是剛到前線的那幾天、那幾周和那幾個月因為人們還保留著原先和平生活中的感情和習慣，所以心情是格外的恐怖，格外的反常。戰爭本來就使得一般人痛苦不堪，何況她們這些被父母溺愛、心疼、老是當娃娃看待的小姑娘呢?列寧格勒的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把這種姑娘叫做“屠格涅夫筆下的嬌貴少女”。這—比喻點出了一個女人的天性與她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感受體驗和耳聞目睹所產生的全部矛盾——姑娘們在戰爭中變成了另一種人，有著不同尋常的熱情、不同尋常的聽覺和眼力。
索菲亞·康斯坦丁諾夫娜·杜布尼亞科娃(上士，衛生指導員)：
“我們聽人說，頭部和腹部的傷是最重的。於是每當遇到轟炸和掃射，我們就拚命把肚子和腦袋藏起來。我們在一輛破爛汽車旁邊揀到一個司機坐墊，便用它擋身體，再把腦袋墊在膝蓋中間……
“至今我還記得我救護的第—個傷員。我常常想起那張臉…·他是大腿根附近開放性骨折。您想想，骨頭都戳了出來，傷口稀爛，肉全都翻到外邊。我雖然從書本上知道該怎麽處置這種傷，可是當我爬到他跟前時，我支持不住了，噁心得直想吐。突然，我聽到了說話聲：‘小護士，給我點兒水喝……’這是那個傷員在對我說話。(我到今天還記得這情景。)當他說出這句話時，我突然冷靜下來了。‘唉！’我想：‘好一個屠格涅夫筆下的嬌貴少女！人家受傷都要死了，而你，這溫柔的造物，還噁心呢……’我趕快打開急救包，給他包紮傷口。我逐漸鎮靜下來，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戰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