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開始了。各種條令我們都得掌握。警衛勤務、紀律條令、原地偽裝、化學防護。女孩子們個個都很努力，我們學會了閉著眼睛裝拆狙擊步槍和確定風速。捕捉移動目標、測定距離、挖掩體、匍匐前進等科目我們也全掌握了。在結業考試中，我的兵器作業和隊列作業都得了‘全優’。我記得，我最苦惱的是緊急集合，五分鍾內就必須收拾完畢。我們把長統靴按尺碼排列成一、二、三、四號，好盡快穿上，以免耽誤時間。五分鍾時間裏，必須穿好衣服，皮靴並進入隊列。常有這種情況，我們隻好光著腳穿上長統靴去站隊。有個小丫頭險些把腳凍壞了。司務長發現後，猛訓我們一頓，接著便教我們如何裹包腳布。他愛我們耳旁嘮嘮叨叨：‘姑娘們，我什麽時候才能把你們訓練成真正的戰士，而不是德國佬的槍靶呢？’”
“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在奧爾沙一帶。我們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我至今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了：‘這不是硬把別人不要的包袱推給我嗎！’可是接下來就把我們邀到他那兒，招待我們吃飯。當我們聽見他問自己的副官：‘我們可還有茶點？’時，心裏都覺得委屈極了：把我們當成什麽人啦？！我們都是狙擊手，是來打仗的！可他不把我們當作戰士，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從年齡上看，我們確實可以當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麽辦呢，我親愛的姑娘們？’——這就是他對我們的態度，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們表演一下，檢驗我們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技術到底怎麽樣。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他們隻是從前沿陣地召回集訓了幾天）還強。接著是原地偽裝……，上校走過來，一邊走一邊觀察著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覺。可是這是‘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了起來：‘哎喲，上校同誌，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麽好。於是他說：‘現在你們可以上前沿陣地了。’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每當我們出發去‘狩獵’時，他總是警告我們要小心，不許冒無謂的風險。”
“那是我們第一次去‘狩獵’，我的副手是瑪紗 科茲洛娃。我們在兩軍間的無人地帶挖好掩體，偽裝完畢，就趴了下來。我進行監視，瑪紗作持槍準備。突然間瑪紗捅捅我：‘開槍，開槍！德國人！’”
我對她說‘我觀測，你開槍吧！’”
“等我們分工完畢，他早就跑了。”她說。
“我還是固執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板棚，哪兒是白櫟樹……”
“‘你是在學校解方程式嗎？我們到這裏是殺德國人來的！’”
“我看出瑪紗已經發火了。”
“‘那好，就這樣開槍吧，你怎麽不開？’”
“我們就這樣吵著。這時一個德國軍官正在給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們流水作業地卸著貨物。這個軍官站在那兒又說了幾句什麽，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我發現那軍官又露麵了，如果我們再錯過一次機會，他就可能跑掉了。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麵時，——這是短暫的一瞬間，因為他一出現立刻就會消失——我下決心開槍了。主意一定，卻突然又閃出一個念頭：這是一個活人哪，雖然是敵人，可畢竟是個活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麽發起抖來，而且渾身都打開了寒噤。我懷著一種恐懼……在打過膠合板靶子以後，要朝活生生的人開槍，真不容易。但我還是鎮定下來，扣動了班級……在瞄準鏡裏，隻見他搖晃了兩下便倒了下去。他死沒死我不知道。可是開槍後我身上戰慄得更厲害了，心裏害怕得不得了：我殺了一個人……”
我們回到排裏，大夥開會討論我的行為。我們的團小組長克拉瓦 伊萬諾娃勸我說：‘不要同情他們，應該恨他們……’他的父親是被法西斯殺害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堆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姑娘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惡棍再唱吧。’”
幾天後瑪利亞 伊萬諾夫娜打電話給我，約我到她前線的戰友克拉夫季娜 科羅辛娜家裏去做客。於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們成為戰士，殺人，是多麽的不簡單。
克拉夫季娜 科羅辛娜（上士，狙擊手）說：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觀測。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人欠著腰站了起來，我手指頭一動，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嗎？我一個勁的哆嗦，全身戰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可是在這裏，我是怎麽把一個活人給打死的呢？……”
“但這種恐懼很快就過去了，一次我們行軍路過東普魯士的一個小鎮。到達那裏時，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築的殘骸，已經辨認不清了。它剛剛遭到大火焚燒，火苗漸熄，隻留下一堆焦碳。焦碳裏有些扭曲的人骨，還有幾顆燒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是我們的俘虜被關在這房子裏頭給活活地燒死了……。從那以後不管殺多少人我都沒有感覺了。當我看見那些燒焦的殘屍時，我不能控製自己，腦子裏除了復仇的欲望什麽也沒有。”
“好了，我們總算上了前線，在奧爾沙一帶。我們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師……，我至今還記得師長是波羅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們就火了：‘這不是硬把別人不要的包袱推給我嗎！’可是接下來就把我們邀到他那兒，招待我們吃飯。當我們聽見他問自己的副官：‘我們可還有茶點？’時，心裏都覺得委屈極了：把我們當成什麽人啦？！我們都是狙擊手，是來打仗的！可他不把我們當作戰士，卻拿我們當小丫頭看。當然，從年齡上看，我們確實可以當他的女兒。‘要我拿你們怎麽辦呢，我親愛的姑娘們？’——這就是他對我們的態度，這樣歡迎我們的。而我們認為，我們已經是戰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們表演一下，檢驗我們射擊技術和原地隱蔽的技術到底怎麽樣。我們槍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擊手（他們隻是從前沿陣地召回集訓了幾天）還強。接著是原地偽裝……，上校走過來，一邊走一邊觀察著草地，然後站在一個土墩上——他一點都沒發覺。可是這是‘土墩’卻在他腳底下哀求了起來：‘哎喲，上校同誌，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簡直不敢相信我們能偽裝得這麽好。於是他說：‘現在你們可以上前沿陣地了。’但他還是很為我們擔憂，每當我們出發去‘狩獵’時，他總是警告我們要小心，不許冒無謂的風險。”
“那是我們第一次去‘狩獵’，我的副手是瑪紗 科茲洛娃。我們在兩軍間的無人地帶挖好掩體，偽裝完畢，就趴了下來。我進行監視，瑪紗作持槍準備。突然間瑪紗捅捅我：‘開槍，開槍！德國人！’”
我對她說‘我觀測，你開槍吧！’”
“等我們分工完畢，他早就跑了。”她說。
“我還是固執己見：‘應當先想好射擊要領，瞄準好目標：哪兒是板棚，哪兒是白櫟樹……”
“‘你是在學校解方程式嗎？我們到這裏是殺德國人來的！’”
“我看出瑪紗已經發火了。”
“‘那好，就這樣開槍吧，你怎麽不開？’”
“我們就這樣吵著。這時一個德國軍官正在給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來了一輛馬車，士兵們流水作業地卸著貨物。這個軍官站在那兒又說了幾句什麽，就消失了。而我們還在爭執。我發現那軍官又露麵了，如果我們再錯過一次機會，他就可能跑掉了。於是，當他第三次露麵時，——這是短暫的一瞬間，因為他一出現立刻就會消失——我下決心開槍了。主意一定，卻突然又閃出一個念頭：這是一個活人哪，雖然是敵人，可畢竟是個活人。於是，我的雙手不知怎麽發起抖來，而且渾身都打開了寒噤。我懷著一種恐懼……在打過膠合板靶子以後，要朝活生生的人開槍，真不容易。但我還是鎮定下來，扣動了班級……在瞄準鏡裏，隻見他搖晃了兩下便倒了下去。他死沒死我不知道。可是開槍後我身上戰慄得更厲害了，心裏害怕得不得了：我殺了一個人……”
我們回到排裏，大夥開會討論我的行為。我們的團小組長克拉瓦 伊萬諾娃勸我說：‘不要同情他們，應該恨他們……’他的父親是被法西斯殺害的。那時我們常常喜歡圍在一堆唱歌，而她總是請求說“‘別唱了，姑娘們，等我們打垮了這幫惡棍再唱吧。’”
幾天後瑪利亞 伊萬諾夫娜打電話給我，約我到她前線的戰友克拉夫季娜 科羅辛娜家裏去做客。於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們成為戰士，殺人，是多麽的不簡單。
克拉夫季娜 科羅辛娜（上士，狙擊手）說：
“我們臥倒後，我開始觀測。這時我發現有個德國人欠著腰站了起來，我手指頭一動，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嗎？我一個勁的哆嗦，全身戰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擊……根本不在乎。可是在這裏，我是怎麽把一個活人給打死的呢？……”
“但這種恐懼很快就過去了，一次我們行軍路過東普魯士的一個小鎮。到達那裏時，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築的殘骸，已經辨認不清了。它剛剛遭到大火焚燒，火苗漸熄，隻留下一堆焦碳。焦碳裏有些扭曲的人骨，還有幾顆燒掉了琺瑯質的五星帽徽……是我們的俘虜被關在這房子裏頭給活活地燒死了……。從那以後不管殺多少人我都沒有感覺了。當我看見那些燒焦的殘屍時，我不能控製自己，腦子裏除了復仇的欲望什麽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