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兵勞赫和魯斯曼負責照料我，他們用一條武裝帶充當止血帶，並包紮了我的傷口。這之後，他們用擔架把我送到陣地後麵。後來，我從上級的戰況通報中了解到，敵軍最終被趕出了森林，並留下了200名俘虜。我們也遭受了不小的傷亡，僅第2營就有30人陣亡，其中包括2名軍官；另有81人負傷，其中包括4名軍官。據團部作戰日誌記載，這已經是第2營3天內第3次在戰場上力挽狂瀾了。
離開這些勇敢的人是痛苦的。日落時分，兩位士兵用簡易擔架把我後送到了5公裏外的蒙特巴蘭維爾。一路上，我並沒感到疼痛，因為失血過多，我早就昏死過去了。
當我在蒙特巴蘭維爾的一個穀倉裏重新甦醒過來的時候，我們營的軍醫施尼策爾正在我身上忙碌著，是漢勒在我昏迷時把他請來的。我的傷口又被清理了一遍，然後我就被抬進了救護馬車。車裏麵還躺著三位負傷的戰友，他們痛苦不堪地呻吟著。我們從野戰救護站出發，前往戰地醫院。救護馬車在被炮彈反覆蹂躪的路上顛簸奔馳著，劇烈的震動讓我們飽受折磨。當我們在午夜時分抵達戰地醫院時，一位戰友已經撒手歸西了。
戰地醫院已經擁擠不堪，裹著毯子的傷員幹脆被露天放在公路兩側躺著。全醫院隻有兩名軍醫，他們重新檢查了我的傷勢，並給我找了一間鋪著稻草的病房。
天亮的時候，一輛救護馬車把我送到了位於斯特奈（stena）的後方醫院。在那兒住了幾天之後，我獲得了一枚2級鐵十字勳章。後來，我又經歷了一次手術，然後就在10月中旬乘坐一輛被軍隊醫院徵用的私人馬車回家休養。
戰場觀察
沿巴黎—瓦雷納公路據守的敵軍迫使第2營歷盡艱辛才完成任務。在3個營同時加入攻擊並承受可觀損失之後，才將敵人趕出茂密的樹林。
此次戰鬥一開始，傷亡率就居高不下。我們總共損失了3名軍官，這似乎是法軍隱藏在樹上的狙擊手幹的，不過我們並沒有確鑿的證據。
在傷亡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要求士兵冒著炮火奮不顧身地前進。這時，隻有指揮官身先士卒，才能對部隊起到激勵作用。
在近距白刃戰中，勝利永遠屬於彈夾裏多一顆子彈的人。
第四章 在夏洛特山穀的戰鬥
第一節
聖誕節前夕我出院了，可是傷口還沒有痊癒，仍然妨礙著我走路。在補充兵營服役真是無聊透頂，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部隊。
1915年1月中旬，我在阿戈訥西部找到了我的團。從比納爾維爾（binarville）到團指揮所一路之上密如蜂巢的彈坑，充分說明了阿戈訥森林裏的戰況之慘烈。
在團部，我領受命令，準備接管因連長空缺而群龍無首的第9連。從團部到連部的路是一條用樹幹鋪成的狹窄小徑，大約800米長。偶爾會有幾顆步槍子彈從樹林裏飛出來，有時候炮彈還會從頭頂呼嘯而過，迫使我不停地臥倒在交通壕裏。經過一路折騰，當我到達連部的時候，軍服上的軍功勳章已經不翼而飛了。
身為連長的我，手下負責的是200名滿臉胡茬兒的士兵和一段400米長的防線。法軍的“歡迎委員會”一如既往，用一大群密集炮彈為我獻上他們的祝賀！我們的陣地是由連續的戰壕和加強的胸牆組成，有幾條交通壕與後方通連。由於缺少鐵絲網，因此沒有在陣地前麵設置像樣的阻絕設施。總體而言，這個陣地在我看來實在是很差勁。這裏的地下水很淺，因此戰壕不能挖得太深，最深隻有1米，有些地方甚至還不到1米。每個掩體必須容納8—10個人，但卻出奇地淺，而且掩體的頂板不過是幾層細原木，這頂多隻能阻擋一些炮彈的碎片。更讓人鬱悶的是，這種突出地麵的掩體成了法軍炮兵的絕佳目標。在我接管指揮權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就有一顆炮彈不幸落在了一個掩體上，造成9名士兵重傷。有鑑於此，我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當敵人炮擊時，所有人員都必須撤出掩體，到戰壕裏尋找適當的掩護，並要求大家在天黑後加強掩體的頂部，使它們至少能承受住野戰炮的轟擊。另外，基於安全的考慮，我還下令將陣地附近的幾棵大橡樹提前砍倒，免得它們被敵軍的炮彈命中，對我們造成不必要的危險。
在新職務的激勵下，我很快就找回了以前的狀態。對於一個23歲的軍官來說，沒有什麽比指揮一個連隊更棒的事了！為贏得士兵的信任，指揮官必須首先嚴格要求自己；必須謹慎小心，照顧好手下士兵，並和士兵同甘共苦；最重要的是能夠事事率先垂範，為士兵樹立榜樣。一旦他贏得了士兵的信任，士兵們就可以跟隨他上刀山、下火海，無怨無悔。
我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是物資方麵卻什麽都缺（木板、釘子、夾板、鐵絲網、防水紙以及各種工具）。我和手下一位排長一起勉強搭建出了隻有1.4米的連部，裏麵能放上一張桌子和一張簡易床。連部的牆壁是光禿禿的泥土，成股的水不停地沿牆壁奔流而下，要是趕上潮濕的天氣，這種情況就更加嚴重。除此之外，水還經常從由兩層橡樹樹幹和一層泥土構成的屋頂漏下來。每隔4個小時，我們就得往外舀水，以免連部被水淹掉。為了避免暴露目標，我們隻能在晚上生火。寒冷潮濕的冬季，置身這樣的環境，確實讓人體會到了凍徹骨髓的滋味！
離開這些勇敢的人是痛苦的。日落時分，兩位士兵用簡易擔架把我後送到了5公裏外的蒙特巴蘭維爾。一路上，我並沒感到疼痛，因為失血過多，我早就昏死過去了。
當我在蒙特巴蘭維爾的一個穀倉裏重新甦醒過來的時候，我們營的軍醫施尼策爾正在我身上忙碌著，是漢勒在我昏迷時把他請來的。我的傷口又被清理了一遍，然後我就被抬進了救護馬車。車裏麵還躺著三位負傷的戰友，他們痛苦不堪地呻吟著。我們從野戰救護站出發，前往戰地醫院。救護馬車在被炮彈反覆蹂躪的路上顛簸奔馳著，劇烈的震動讓我們飽受折磨。當我們在午夜時分抵達戰地醫院時，一位戰友已經撒手歸西了。
戰地醫院已經擁擠不堪，裹著毯子的傷員幹脆被露天放在公路兩側躺著。全醫院隻有兩名軍醫，他們重新檢查了我的傷勢，並給我找了一間鋪著稻草的病房。
天亮的時候，一輛救護馬車把我送到了位於斯特奈（stena）的後方醫院。在那兒住了幾天之後，我獲得了一枚2級鐵十字勳章。後來，我又經歷了一次手術，然後就在10月中旬乘坐一輛被軍隊醫院徵用的私人馬車回家休養。
戰場觀察
沿巴黎—瓦雷納公路據守的敵軍迫使第2營歷盡艱辛才完成任務。在3個營同時加入攻擊並承受可觀損失之後，才將敵人趕出茂密的樹林。
此次戰鬥一開始，傷亡率就居高不下。我們總共損失了3名軍官，這似乎是法軍隱藏在樹上的狙擊手幹的，不過我們並沒有確鑿的證據。
在傷亡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我們很難要求士兵冒著炮火奮不顧身地前進。這時，隻有指揮官身先士卒，才能對部隊起到激勵作用。
在近距白刃戰中，勝利永遠屬於彈夾裏多一顆子彈的人。
第四章 在夏洛特山穀的戰鬥
第一節
聖誕節前夕我出院了，可是傷口還沒有痊癒，仍然妨礙著我走路。在補充兵營服役真是無聊透頂，所以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部隊。
1915年1月中旬，我在阿戈訥西部找到了我的團。從比納爾維爾（binarville）到團指揮所一路之上密如蜂巢的彈坑，充分說明了阿戈訥森林裏的戰況之慘烈。
在團部，我領受命令，準備接管因連長空缺而群龍無首的第9連。從團部到連部的路是一條用樹幹鋪成的狹窄小徑，大約800米長。偶爾會有幾顆步槍子彈從樹林裏飛出來，有時候炮彈還會從頭頂呼嘯而過，迫使我不停地臥倒在交通壕裏。經過一路折騰，當我到達連部的時候，軍服上的軍功勳章已經不翼而飛了。
身為連長的我，手下負責的是200名滿臉胡茬兒的士兵和一段400米長的防線。法軍的“歡迎委員會”一如既往，用一大群密集炮彈為我獻上他們的祝賀！我們的陣地是由連續的戰壕和加強的胸牆組成，有幾條交通壕與後方通連。由於缺少鐵絲網，因此沒有在陣地前麵設置像樣的阻絕設施。總體而言，這個陣地在我看來實在是很差勁。這裏的地下水很淺，因此戰壕不能挖得太深，最深隻有1米，有些地方甚至還不到1米。每個掩體必須容納8—10個人，但卻出奇地淺，而且掩體的頂板不過是幾層細原木，這頂多隻能阻擋一些炮彈的碎片。更讓人鬱悶的是，這種突出地麵的掩體成了法軍炮兵的絕佳目標。在我接管指揮權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就有一顆炮彈不幸落在了一個掩體上，造成9名士兵重傷。有鑑於此，我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當敵人炮擊時，所有人員都必須撤出掩體，到戰壕裏尋找適當的掩護，並要求大家在天黑後加強掩體的頂部，使它們至少能承受住野戰炮的轟擊。另外，基於安全的考慮，我還下令將陣地附近的幾棵大橡樹提前砍倒，免得它們被敵軍的炮彈命中，對我們造成不必要的危險。
在新職務的激勵下，我很快就找回了以前的狀態。對於一個23歲的軍官來說，沒有什麽比指揮一個連隊更棒的事了！為贏得士兵的信任，指揮官必須首先嚴格要求自己；必須謹慎小心，照顧好手下士兵，並和士兵同甘共苦；最重要的是能夠事事率先垂範，為士兵樹立榜樣。一旦他贏得了士兵的信任，士兵們就可以跟隨他上刀山、下火海，無怨無悔。
我們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是物資方麵卻什麽都缺（木板、釘子、夾板、鐵絲網、防水紙以及各種工具）。我和手下一位排長一起勉強搭建出了隻有1.4米的連部，裏麵能放上一張桌子和一張簡易床。連部的牆壁是光禿禿的泥土，成股的水不停地沿牆壁奔流而下，要是趕上潮濕的天氣，這種情況就更加嚴重。除此之外，水還經常從由兩層橡樹樹幹和一層泥土構成的屋頂漏下來。每隔4個小時，我們就得往外舀水，以免連部被水淹掉。為了避免暴露目標，我們隻能在晚上生火。寒冷潮濕的冬季，置身這樣的環境，確實讓人體會到了凍徹骨髓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