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他得到了澄海同鄉楊四的大力支持。楊四小時候隨父親楊君贊到柬埔寨，但父親隨即亡故，當地的長老見他年少失父、孤苦伶仃，就當做自己兒子來撫養，長大後，便被任命為“把水使”。此時，林道幹來奔，兩人十分投機，“遂相與為刎頸之交”。正好林道幹有個小妾姓楊，便對外宣稱是楊四的侄女，楊、林兩人便在公開場合被認為是親戚。
在楊四的撮合下，林道幹向柬埔寨國王（“寨主”）獻上了“五百金、帛五十純”，再加上下打點，耗費千金左右，謀得了“把水使”的職銜。
不久後，明朝的伏波將軍攻打到北津港，生擒了林道幹的軍師林俊夫，及柬埔寨人亞馬必力等人，得到了林道幹的情報。於是，製置使殷正茂發文暹羅、安南，命令他們出兵鎖拿林道幹及另一“賊老”何鸞等人。安南都護使莫茂洽，派人搜索，下人回報說：“柬埔寨乃真臘夷國也，安南實無此寨。”於是，安南便抓了些廣東流亡至此的盜賊，用囚車送到廣州去，報告殷正茂說：“臣國實無敢匿幹者，有則具以告。”
在柬埔寨的林道幹，聽從楊四的建議，請柬埔寨寨主發兵2100人、大船20艘，由陳國順率領，攻打暹羅，未能攻克。根據《萬曆武功錄》的含糊記載，似乎是在這次戰爭中，柬埔寨寨主對林、楊二人（或楊四、陳國順二人）生疑，兩人惶恐，逃到了林道幹的下屬陳大森的船上，陳大森將他們送回了柬埔寨。結合之後張居正說的林道幹與柬埔寨寨主結怨，或許正是此時，而起因則完全可能是一山難容二虎，寨主要清理清理臥榻之側。
萬曆六年（1578）七月，林道幹離開柬埔寨，趕回了潮州老家，待了一個多月，將此前所藏的金銀取出，又招募了100多人，南下到瓊崖時，碰上了福建運送糧食的船隊，“乃略其金銀，並男婦二百人而去” 。
林道幹率眾繼續盤踞在暹羅附近，改名為林浯梁，“專務剽略商賈”，並且擺出了要與大泥國合兵進犯的姿態，暹羅無奈，隻能與林道幹談和，雙方歃血為盟，暹羅承諾絕不讓明朝使節抓走林道幹。
根據張居正與閩廣兩省官員的通信記錄，林道幹投入暹羅後，曾攻擊柬埔寨，因此與柬埔寨的蘇姓寨主結下了梁子，因此，萬曆七年（1577）張居正指示福建巡撫耿廷向，利用這一矛盾，令柬埔寨捉拿林道幹，“使蘇姓圖之”。
到了萬曆八年（1580年）八月，暹羅密使握坤哪喇趕到廣州，密告林道幹的動向，正值葡萄牙人想為“朝廷”效力，於是便組建了聯軍。
葡萄牙人加入到剿滅林道幹的戰鬥中，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件。
此時的大海上，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明朝政府、“海盜”與西方人的三角遊戲，但這是一個穩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堅定地選擇了西方作為合作夥伴，剿滅自己的“海盜”，畢竟這些金髮碧眼的“蠻夷”們隻想撈點好處，對自己的江山社稷並不感興趣。天朝大國其實並不在乎商業的利益，當年鄭和下西洋就是到處撒錢，更不在乎海外僑民的利益，那些不是“天朝棄民”就是“天朝逃民”，當年明成祖朱棣頒布的詔令，就絕不允許“天朝”百姓“脫離組織”在海外發展，“雖遠必誅”，而對外藩則十分寬容，隻要稱臣納貢就可以，連爪哇國王殺害100多人的天朝使團這樣的惡性事件，最後也隻是罰款了事，葡萄牙人無非是又一個看似“聽話”的外藩而已。
在葡萄牙人眼中，中國的海商們既是自己的合作夥伴，更是自己的競爭對手，當明朝還完全鎖國時，他們需要中國走私者們的協助，獲得商品和補給，而當明朝開放了海禁後，葡萄牙人則不僅將曾經的中國合作者們看作敵人，而且還將他們作為“投名狀”，以便從朝廷手中交換到貿易和居住的特權。所以，葡萄牙人不僅主動地為中國政府承擔“剿匪”這種髒活累活，而且都是自費而為，似乎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穫。
實際上，葡萄牙人與林道幹等中國“海盜”在經營範圍和市場範圍上都是重疊的，葡萄牙人幸運的是，他們的政府是不會追殺在海外開疆拓土的同胞，而在他們的競爭對手林道幹的背後，強大的明朝政府卻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正好為葡萄牙人提供了“以華製華”的良機。
葡萄牙人的一步步滲透，幾乎都是通過伏低認小的“和平演變”：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人宣稱協助中國政府攻擊何亞八“海盜”集團，從而獲準進入廣州城及周邊地方，包括可以到澳門貿易。三年後，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協助鎮壓了香山濠鏡澳的“阿媽賊”（供奉媽祖的“海盜”），獲準僑居澳門。這是一些學者通過分析葡萄牙文的歷史文獻而得出的結論，比中國官方文件記載的要早數年，其間的差距，完全可能因為中國地方官員瞞報、晚報而造成。無論如何，澳門葡人被明朝政府看作是“為天朝守海門而固外圉”（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澳蕃》）的“香山海洋”上的“屏衛”（明代霍與瑕《勉齋集》）。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福建的南澳島上，葡萄牙人依然在與“海盜”們合作，將南澳島建設成為“世貿中心”，一手軟、一手硬，葡萄牙人在閩粵沿海大展手腕，獲取更大的活動空間。
在楊四的撮合下，林道幹向柬埔寨國王（“寨主”）獻上了“五百金、帛五十純”，再加上下打點，耗費千金左右，謀得了“把水使”的職銜。
不久後，明朝的伏波將軍攻打到北津港，生擒了林道幹的軍師林俊夫，及柬埔寨人亞馬必力等人，得到了林道幹的情報。於是，製置使殷正茂發文暹羅、安南，命令他們出兵鎖拿林道幹及另一“賊老”何鸞等人。安南都護使莫茂洽，派人搜索，下人回報說：“柬埔寨乃真臘夷國也，安南實無此寨。”於是，安南便抓了些廣東流亡至此的盜賊，用囚車送到廣州去，報告殷正茂說：“臣國實無敢匿幹者，有則具以告。”
在柬埔寨的林道幹，聽從楊四的建議，請柬埔寨寨主發兵2100人、大船20艘，由陳國順率領，攻打暹羅，未能攻克。根據《萬曆武功錄》的含糊記載，似乎是在這次戰爭中，柬埔寨寨主對林、楊二人（或楊四、陳國順二人）生疑，兩人惶恐，逃到了林道幹的下屬陳大森的船上，陳大森將他們送回了柬埔寨。結合之後張居正說的林道幹與柬埔寨寨主結怨，或許正是此時，而起因則完全可能是一山難容二虎，寨主要清理清理臥榻之側。
萬曆六年（1578）七月，林道幹離開柬埔寨，趕回了潮州老家，待了一個多月，將此前所藏的金銀取出，又招募了100多人，南下到瓊崖時，碰上了福建運送糧食的船隊，“乃略其金銀，並男婦二百人而去” 。
林道幹率眾繼續盤踞在暹羅附近，改名為林浯梁，“專務剽略商賈”，並且擺出了要與大泥國合兵進犯的姿態，暹羅無奈，隻能與林道幹談和，雙方歃血為盟，暹羅承諾絕不讓明朝使節抓走林道幹。
根據張居正與閩廣兩省官員的通信記錄，林道幹投入暹羅後，曾攻擊柬埔寨，因此與柬埔寨的蘇姓寨主結下了梁子，因此，萬曆七年（1577）張居正指示福建巡撫耿廷向，利用這一矛盾，令柬埔寨捉拿林道幹，“使蘇姓圖之”。
到了萬曆八年（1580年）八月，暹羅密使握坤哪喇趕到廣州，密告林道幹的動向，正值葡萄牙人想為“朝廷”效力，於是便組建了聯軍。
葡萄牙人加入到剿滅林道幹的戰鬥中，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件。
此時的大海上，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明朝政府、“海盜”與西方人的三角遊戲，但這是一個穩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堅定地選擇了西方作為合作夥伴，剿滅自己的“海盜”，畢竟這些金髮碧眼的“蠻夷”們隻想撈點好處，對自己的江山社稷並不感興趣。天朝大國其實並不在乎商業的利益，當年鄭和下西洋就是到處撒錢，更不在乎海外僑民的利益，那些不是“天朝棄民”就是“天朝逃民”，當年明成祖朱棣頒布的詔令，就絕不允許“天朝”百姓“脫離組織”在海外發展，“雖遠必誅”，而對外藩則十分寬容，隻要稱臣納貢就可以，連爪哇國王殺害100多人的天朝使團這樣的惡性事件，最後也隻是罰款了事，葡萄牙人無非是又一個看似“聽話”的外藩而已。
在葡萄牙人眼中，中國的海商們既是自己的合作夥伴，更是自己的競爭對手，當明朝還完全鎖國時，他們需要中國走私者們的協助，獲得商品和補給，而當明朝開放了海禁後，葡萄牙人則不僅將曾經的中國合作者們看作敵人，而且還將他們作為“投名狀”，以便從朝廷手中交換到貿易和居住的特權。所以，葡萄牙人不僅主動地為中國政府承擔“剿匪”這種髒活累活，而且都是自費而為，似乎是隻問耕耘、不問收穫。
實際上，葡萄牙人與林道幹等中國“海盜”在經營範圍和市場範圍上都是重疊的，葡萄牙人幸運的是，他們的政府是不會追殺在海外開疆拓土的同胞，而在他們的競爭對手林道幹的背後，強大的明朝政府卻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正好為葡萄牙人提供了“以華製華”的良機。
葡萄牙人的一步步滲透，幾乎都是通過伏低認小的“和平演變”：早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人宣稱協助中國政府攻擊何亞八“海盜”集團，從而獲準進入廣州城及周邊地方，包括可以到澳門貿易。三年後，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協助鎮壓了香山濠鏡澳的“阿媽賊”（供奉媽祖的“海盜”），獲準僑居澳門。這是一些學者通過分析葡萄牙文的歷史文獻而得出的結論，比中國官方文件記載的要早數年，其間的差距，完全可能因為中國地方官員瞞報、晚報而造成。無論如何，澳門葡人被明朝政府看作是“為天朝守海門而固外圉”（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澳蕃》）的“香山海洋”上的“屏衛”（明代霍與瑕《勉齋集》）。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福建的南澳島上，葡萄牙人依然在與“海盜”們合作，將南澳島建設成為“世貿中心”，一手軟、一手硬，葡萄牙人在閩粵沿海大展手腕，獲取更大的活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