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苛刻的法規，海商們本能而熟練地“看見紅燈繞著走”，一方麵偽造“船由”和“商引”，“私造大船越販日本”，或者超越“經營範圍”，“借東西洋由引, 而潛趨日本” （《詔安縣誌》）。更多的小漁民們，幹脆就隻申請一份近海打漁的“由、引”，卻悄悄地跑到了海外，“每年四五月間, 告給文引, 駕駛烏船, 稱往福寧載鐵、北港捕魚, 及販雞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 潛去倭國, 從秋及冬, 或來春方回。亦有藉言惠、潮、廣、高等處來買糧食, 徑由大洋入倭, 無販糴之名, 有通倭之實”（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明經世文編》）。
這一輪新的走私浪潮，與之前海禁時有所區別：海禁之時，不少人還對政府有所盼望，認為隻要海禁一開，倭亂就會消弭，因此體製內的不少有識之士也紛紛向中央建議開放海禁。但如今海禁雖然已經放開，一則“寓禁於通”，二則官僚機器大肆尋租，實際上將仁政變成了苛政，反而杜絕了海商們的任何企盼，鐵了心走上走私的道路。這種半吊子“改革”，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逼良為娼。遵紀守法的成本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法既為“惡法”，“惡法”之下則必然出“刁民”。
林道幹不僅有著豐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關鍵的是他如今戴著一頂燦爛的“紅帽子”，卻公然藐視惡法、我行我素。這就如同被封了弼馬溫的美猴王，想不成為大鬧天宮的主角都難。“體製內”既然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秩序，“體製外”就當仁不讓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資本是逐利的，盡管林道幹也要收取“保護費”，但這種成本遠遠小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及官吏的盤剝，信用度也遠遠高於政府。“良家之子”自然就會“歸者日以百數”地投奔到林道幹麾下。他就是一棵大樹，可以擋風遮雨，在天塌下來的時候，會先頂上。
林道幹自己也加緊了隊伍的擴充，他甚至創造性地採用了“傳銷”的手段招兵買馬。“巨寇林道幹等懸賞招眾，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即統之。以故聞風響應，遠近無賴相繼入賊者，不止數百千人。”（明代林大春《論守城書》）。
“良家之子”與“遠近無賴”都紛紛投奔，這與其說是林道幹的個人魅力，不如說是政策的不得人心、驅民為盜。
更為有趣的是，在這過程中，大肆“走私”的海商們，還“倚借勢官, 結納遊總官兵” （《東西洋考·餉稅考》），與駐地的官員、軍隊充分勾兌，“強強聯手”，地下經濟實際上成了沿海貿易的主流。漠視民生的所謂“改革”政策，不僅難以貫徹落實，而且在過程中日益削弱政府本就缺乏的誠信與威望，以及本就腐爛的官僚機器。
走私日益泛濫之後，沿海秩序大為混亂，“奸商眾則海賊繁”，走私者之外，也出現了更多的以劫掠為生的真正海盜。這些人從外洋購入“大銃、利刃、堅甲以作賊”，“去截各處通番之貨而入番, 歸劫各處通番之銀以聚眾。因而流劫海船, 捉人索贖, 捉船為哨, 分舟滿海”。（《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甚至“得利既多, 效尤者眾, 連村滿海, 盡為盜區, 莫可禦止”，“ 福州府屬縣沿海奸民, 及省城內外奸徒, 出海行劫, 輦金歸而人不敢問, 浸成大患” 。（董應舉《崇相集》，“閩海事宜”）
身著弼馬溫官袍，卻依然偷蟠桃、搶金丹，這樣的猢猻，朝廷自然是容不得的。正當兩廣總督殷正茂密令所部官軍，伺機消滅林道幹時，林道幹收到了其侄兒、在彭亨國（pahang，今馬來西亞東部）擔任“都夷使”的林茂的信，邀請他前往此地發展。林道幹就將殷正茂寫給他的十七封信，請參政使陳奎轉交，飄然而去，《萬曆武功錄》記載說他告訴陳奎：“極知製置使（即殷正茂）意，業已遠托異域，不復還矣，往所給十七劄，今封還。”
林道幹遠走海外後，沒能及時退走的諸良寶，遭到殷正茂官軍的猛烈進攻。諸良寶在家鄉澄海的南陽寨被團團包圍，雙方死戰，盡管官軍一如既往地招降，但“海盜”們最後集體戰死，無人投降，重演了南澳島上的悲慘一幕。根據《萬曆武功錄》的記載，諸良寶不僅“頗習兵法”，而且“平時能與士卒同甘苦”，同甘共苦，到了關鍵時刻，“其眾多削髮為誓言，誓欲為良寶死”，於是，“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也”。有趣的是，官軍上報說在這次戰役中林道幹也已“投水死”，偽造了一大功勞。
此時，是萬曆元年（1573），林道幹被政府招安僅3年，率眾南下，誰也沒有想到，這一舉卻又掀開了中國人海外拓殖的新篇章。
國際圍剿
此時的大海上，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明朝政府、“海盜”與西方人的三角遊戲，但這是一個穩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堅定地選擇了西方作為合作夥伴，剿滅自己的“海盜”，畢竟這些金髮碧眼的“蠻夷”們隻想撈點好處，對自己的江山社稷並不感興趣。
林道幹率部提前逃出潮州，首先南下柬埔寨。萬曆元年（1573）二月十五，到達柬埔寨。
這一輪新的走私浪潮，與之前海禁時有所區別：海禁之時，不少人還對政府有所盼望，認為隻要海禁一開，倭亂就會消弭，因此體製內的不少有識之士也紛紛向中央建議開放海禁。但如今海禁雖然已經放開，一則“寓禁於通”，二則官僚機器大肆尋租，實際上將仁政變成了苛政，反而杜絕了海商們的任何企盼，鐵了心走上走私的道路。這種半吊子“改革”，成了另一種形式的逼良為娼。遵紀守法的成本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法既為“惡法”，“惡法”之下則必然出“刁民”。
林道幹不僅有著豐富的走私前科，而且手握重兵，更關鍵的是他如今戴著一頂燦爛的“紅帽子”，卻公然藐視惡法、我行我素。這就如同被封了弼馬溫的美猴王，想不成為大鬧天宮的主角都難。“體製內”既然無法提供一個有效的秩序，“體製外”就當仁不讓地取而代之，形成了地下秩序、影子政府。資本是逐利的，盡管林道幹也要收取“保護費”，但這種成本遠遠小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及官吏的盤剝，信用度也遠遠高於政府。“良家之子”自然就會“歸者日以百數”地投奔到林道幹麾下。他就是一棵大樹，可以擋風遮雨，在天塌下來的時候，會先頂上。
林道幹自己也加緊了隊伍的擴充，他甚至創造性地採用了“傳銷”的手段招兵買馬。“巨寇林道幹等懸賞招眾，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即統之。以故聞風響應，遠近無賴相繼入賊者，不止數百千人。”（明代林大春《論守城書》）。
“良家之子”與“遠近無賴”都紛紛投奔，這與其說是林道幹的個人魅力，不如說是政策的不得人心、驅民為盜。
更為有趣的是，在這過程中，大肆“走私”的海商們，還“倚借勢官, 結納遊總官兵” （《東西洋考·餉稅考》），與駐地的官員、軍隊充分勾兌，“強強聯手”，地下經濟實際上成了沿海貿易的主流。漠視民生的所謂“改革”政策，不僅難以貫徹落實，而且在過程中日益削弱政府本就缺乏的誠信與威望，以及本就腐爛的官僚機器。
走私日益泛濫之後，沿海秩序大為混亂，“奸商眾則海賊繁”，走私者之外，也出現了更多的以劫掠為生的真正海盜。這些人從外洋購入“大銃、利刃、堅甲以作賊”，“去截各處通番之貨而入番, 歸劫各處通番之銀以聚眾。因而流劫海船, 捉人索贖, 捉船為哨, 分舟滿海”。（《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甚至“得利既多, 效尤者眾, 連村滿海, 盡為盜區, 莫可禦止”，“ 福州府屬縣沿海奸民, 及省城內外奸徒, 出海行劫, 輦金歸而人不敢問, 浸成大患” 。（董應舉《崇相集》，“閩海事宜”）
身著弼馬溫官袍，卻依然偷蟠桃、搶金丹，這樣的猢猻，朝廷自然是容不得的。正當兩廣總督殷正茂密令所部官軍，伺機消滅林道幹時，林道幹收到了其侄兒、在彭亨國（pahang，今馬來西亞東部）擔任“都夷使”的林茂的信，邀請他前往此地發展。林道幹就將殷正茂寫給他的十七封信，請參政使陳奎轉交，飄然而去，《萬曆武功錄》記載說他告訴陳奎：“極知製置使（即殷正茂）意，業已遠托異域，不復還矣，往所給十七劄，今封還。”
林道幹遠走海外後，沒能及時退走的諸良寶，遭到殷正茂官軍的猛烈進攻。諸良寶在家鄉澄海的南陽寨被團團包圍，雙方死戰，盡管官軍一如既往地招降，但“海盜”們最後集體戰死，無人投降，重演了南澳島上的悲慘一幕。根據《萬曆武功錄》的記載，諸良寶不僅“頗習兵法”，而且“平時能與士卒同甘苦”，同甘共苦，到了關鍵時刻，“其眾多削髮為誓言，誓欲為良寶死”，於是，“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也”。有趣的是，官軍上報說在這次戰役中林道幹也已“投水死”，偽造了一大功勞。
此時，是萬曆元年（1573），林道幹被政府招安僅3年，率眾南下，誰也沒有想到，這一舉卻又掀開了中國人海外拓殖的新篇章。
國際圍剿
此時的大海上，實際上已經演變成為明朝政府、“海盜”與西方人的三角遊戲，但這是一個穩定的三角，明朝政府堅定地選擇了西方作為合作夥伴，剿滅自己的“海盜”，畢竟這些金髮碧眼的“蠻夷”們隻想撈點好處，對自己的江山社稷並不感興趣。
林道幹率部提前逃出潮州，首先南下柬埔寨。萬曆元年（1573）二月十五，到達柬埔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