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紳們的反對並沒有作用，林道幹所部依然被安置於潮陽下尾村，“得食膏腴田千餘畝”，其部隊的建製完整地保留了下來。這與之前王直被招安有著天壤之別，王直幾乎是單槍匹馬入杭州，雖然胡宗憲誠心，奈何朝廷卻要用王直的人頭立威，最後，橫行大洋的“淨海王”王直隻能引頸就戮。之所以無法在招安的初期就一舉改編林道幹所部，就是因為在王直事件之後，政府信用破產，擁兵自重幾乎是被招安者的基本前提。在一個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時代，也隻有時刻緊握槍桿子，才能避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
林道幹被招安後，成功討伐了小股海盜，“遇有他盜竊發，聽明文徵調，截殺立功”,“於是軍中大事悉諮詢幹”。此時，一方麵他“據膏腴之田，以自安固”，但另一方麵，他“殺掠如故……猶與曾一本聲援相應”（《潮州府誌》），“借招撫之名，陰與之（曾一本）為援，城中良家之子，歸者日以百數，隱然虎踞一隅”（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穀中丞》），“欲收招海上精兵”，“裏中皆畏幹，莫敢有詬言，偶有人偵伺，道幹聞知必大怒”。（《萬曆武功錄·林道幹諸(朱)良寶林鳳列傳》）
林道幹充分利用招安時期這段難得的和平發展空間，甚至以類似“傳銷”的方式快速招募成員，擴充隊伍。“亡賴之徒，相繼歸往，每懸賞招募，人各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統之，故相附者日眾。” （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穀中丞》）
按常理看，政府解除了海禁之後，走私、尤其是武裝走私的空間應該被大大壓縮，沿海民眾生業有道，不應再去冒險犯法，林道幹的勢力何以能迅速增長呢？甚至“城中良家之子”也會“歸者日以百數”呢？
林道幹的潮州老鄉林大春指責，“頃者道幹徒黨公行至擄掠居民，民不得已，嚴兵拒之。彼遂旅至城下，宣言中秋欲來屠城，城中震恐，道路相顧涕泣。縣令倉皇，莫知所為。於是吾輩乃往見令，說以尹鐸守晉陽之事，因請移書責之背盟，始得以暫弭。然而觀其報書，辭甚悖慢，又安能保其不來乎” ？下圍村此地“往歲地方警急，輒從徵調，多得死力。自道幹一招，半為賊有，尋被殘破，故土為墟。然使及今休養，猶可生聚，官府以義鼓之，或足以當東南一麵門戶。若復招安於此，則生聚者無幾，見存者又復淪胥於盜。不惟自撤藩籬，抑且引盜入室而並據之。而欲求潮陽一夕之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轍，近事之明鑑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15，書。）
這是說在林道幹的“淫威”下，本就容易為盜的下尾百姓被裹挾進去了。但是，實際上，“隆慶開關”的改革並不徹底，海上貿易的大門並未打開，而隻是開了一條小小的縫隙，其目的還是“於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明經世文編》）。
“隆慶開關”隻開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為“特區”，沿海所有對外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到這裏辦理繁瑣的手續，並從這裏裝貨出港、入港驗貨。所有船隻都必須申領“船由”（船籍證書）、“商引”（也叫“文引”，營業執照），“由海道掛號, 驗其文書、丈尺,審其貨物。當其出海回籍之候, 照數盤驗, 不許夾帶違禁貨物”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四》）“商引”上需註明“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海防官及各州縣乃置循環號薄二扇, 照引開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 按日登記。販番者每歲給引, 回還賚道（海道) 查核, 送院（撫院) 複查；販廣、浙、福州、福寧者, 季終賚道, 送院複查”。 嚴格要求“船不離由, 貨不離引”，如果查獲 “有船無由者, 船沒官；貨無引者, 貨沒官；貨有出引者, 餘貨沒官”。（許孚遠《敬和堂集》“海禁條約行分守潭南道”）
這一製度，發展到後來，甚至從造船環節就開始限製。萬曆十七年（1589），“凡造販番船隻, 務令先將欲往某國, 赴海防官處告, 明查在限數之內, 方準行具給由打造, 額外毋容私增船”（《明神宗實錄》卷210）。同時，實行總量控製，“東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隻”，東、西洋船彼此間嚴禁越境販貿。對於前往西洋（南海以西）的，因路途較遠，規定於每年十一、十二月出海，“嚴限次年六月內回銷”；而東洋（南海以東）因為稍近, “多在春初駕往, 嚴限五月內回銷”（許孚遠《敬和堂集》“海禁條約行分守潭南道” ）逾期未歸者, 即使證件齊全，“仍坐以通倭罪”（《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
如此眾多的限製和嚴刑峻法，令掌握“船由”和“商引”的官員們獲得了極大的尋租空間。民間海商除了一方麵必須承擔官方的苛捐雜稅外，到了萬曆中後期，稅收甚至“倍三征之”（300%關稅），導致很多商戶破產；還要受到官吏個人的多方盤剝。因此，“隆慶開關”之後，走私隻是在短期內緩和了一下，隨即捲土重來。
林道幹被招安後，成功討伐了小股海盜，“遇有他盜竊發，聽明文徵調，截殺立功”,“於是軍中大事悉諮詢幹”。此時，一方麵他“據膏腴之田，以自安固”，但另一方麵，他“殺掠如故……猶與曾一本聲援相應”（《潮州府誌》），“借招撫之名，陰與之（曾一本）為援，城中良家之子，歸者日以百數，隱然虎踞一隅”（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穀中丞》），“欲收招海上精兵”，“裏中皆畏幹，莫敢有詬言，偶有人偵伺，道幹聞知必大怒”。（《萬曆武功錄·林道幹諸(朱)良寶林鳳列傳》）
林道幹充分利用招安時期這段難得的和平發展空間，甚至以類似“傳銷”的方式快速招募成員，擴充隊伍。“亡賴之徒，相繼歸往，每懸賞招募，人各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統之，故相附者日眾。” （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上穀中丞》）
按常理看，政府解除了海禁之後，走私、尤其是武裝走私的空間應該被大大壓縮，沿海民眾生業有道，不應再去冒險犯法，林道幹的勢力何以能迅速增長呢？甚至“城中良家之子”也會“歸者日以百數”呢？
林道幹的潮州老鄉林大春指責，“頃者道幹徒黨公行至擄掠居民，民不得已，嚴兵拒之。彼遂旅至城下，宣言中秋欲來屠城，城中震恐，道路相顧涕泣。縣令倉皇，莫知所為。於是吾輩乃往見令，說以尹鐸守晉陽之事，因請移書責之背盟，始得以暫弭。然而觀其報書，辭甚悖慢，又安能保其不來乎” ？下圍村此地“往歲地方警急，輒從徵調，多得死力。自道幹一招，半為賊有，尋被殘破，故土為墟。然使及今休養，猶可生聚，官府以義鼓之，或足以當東南一麵門戶。若復招安於此，則生聚者無幾，見存者又復淪胥於盜。不惟自撤藩籬，抑且引盜入室而並據之。而欲求潮陽一夕之安，不可得矣。此已往之覆轍，近事之明鑑也。”（林大春《井丹先生文集》卷15，書。）
這是說在林道幹的“淫威”下，本就容易為盜的下尾百姓被裹挾進去了。但是，實際上，“隆慶開關”的改革並不徹底，海上貿易的大門並未打開，而隻是開了一條小小的縫隙，其目的還是“於通之之中，申禁之之法”（許孚遠《疏通海禁疏》，《明經世文編》）。
“隆慶開關”隻開放了福建海澄的月港，作為“特區”，沿海所有對外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到這裏辦理繁瑣的手續，並從這裏裝貨出港、入港驗貨。所有船隻都必須申領“船由”（船籍證書）、“商引”（也叫“文引”，營業執照），“由海道掛號, 驗其文書、丈尺,審其貨物。當其出海回籍之候, 照數盤驗, 不許夾帶違禁貨物”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四》）“商引”上需註明“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海防官及各州縣乃置循環號薄二扇, 照引開器械、貨物、姓名、年貌、戶籍、住址、嚮往處、所回銷限期, 按日登記。販番者每歲給引, 回還賚道（海道) 查核, 送院（撫院) 複查；販廣、浙、福州、福寧者, 季終賚道, 送院複查”。 嚴格要求“船不離由, 貨不離引”，如果查獲 “有船無由者, 船沒官；貨無引者, 貨沒官；貨有出引者, 餘貨沒官”。（許孚遠《敬和堂集》“海禁條約行分守潭南道”）
這一製度，發展到後來，甚至從造船環節就開始限製。萬曆十七年（1589），“凡造販番船隻, 務令先將欲往某國, 赴海防官處告, 明查在限數之內, 方準行具給由打造, 額外毋容私增船”（《明神宗實錄》卷210）。同時，實行總量控製，“東西二洋各限船四十四隻”，東、西洋船彼此間嚴禁越境販貿。對於前往西洋（南海以西）的，因路途較遠，規定於每年十一、十二月出海，“嚴限次年六月內回銷”；而東洋（南海以東）因為稍近, “多在春初駕往, 嚴限五月內回銷”（許孚遠《敬和堂集》“海禁條約行分守潭南道” ）逾期未歸者, 即使證件齊全，“仍坐以通倭罪”（《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
如此眾多的限製和嚴刑峻法，令掌握“船由”和“商引”的官員們獲得了極大的尋租空間。民間海商除了一方麵必須承擔官方的苛捐雜稅外，到了萬曆中後期，稅收甚至“倍三征之”（300%關稅），導致很多商戶破產；還要受到官吏個人的多方盤剝。因此，“隆慶開關”之後，走私隻是在短期內緩和了一下，隨即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