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島戰役、尤其“隆慶開關”之後，葡萄牙人從中國“海盜”的合作者，演變成了追殺者，積極幫助明朝政府清理門戶。
在鎮壓曾一本的戰役中，葡萄牙人出人、出錢、出船、出槍，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我等毫無畏懼，奮不顧身殺敵” （(anto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十分豐厚的，明政府在澳門推出了所謂的“餉稅製”，“資貿易以餉兵”，按照船舶大小徵稅，“西洋船”（南海以西）分為九等，“東洋船”（南海以東）定為四等，“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舉及香山正官，三麵往同丈量估驗。每一舶從首尾兩艕丈過，闊若幹，長若幹，驗其舶中積載，出水若幹，謂之水號，實時命工將艕刻定，估其舶中載貨重若幹，計貨若幹，該納銀若幹，驗估已定，即封籍其數，上海道，轉聞督撫，待報徵收”（《廣東通誌﹒外誌﹒番夷》）。葡萄牙商船等於獲得了合法的貿易地位。從1578 年、也即葡萄牙人自動請纓前往鎮壓林道幹這年，原本一年隻開放一次的“廣交會”，改為兩次，並形成了製度，直到崇禎四年（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
在明朝牽線組建柬埔寨、暹羅、葡萄人聯軍之前，福建巡撫耿定向曾派出使節陳漢升、陳廷寀前往柬埔寨，下令柬埔寨與暹羅一同出兵，攻打林道幹。但此事被楊四所得悉，楊四就秘密通知了林道幹。林道幹於是搶先動手，殺了陳漢升，將其餘數十人發配為奴。到了這時，明朝聯合暹羅、柬埔寨一起動手，明朝使節到了柬埔寨，陳廷寀等見了，“皆大喜過望”。柬埔寨寨主就將楊四捆綁，與陳廷寀等之前的明朝使節，一起送回明朝，並進貢金書一葉、象牙200斤、蜂蠟200斤。
各方夾擊之下，“腰斬幹”——顯然，這並非指“腰斬”林道幹本人，而隻是“腰斬”了他的勢力。
到了下一年春天（1581），殷正茂再度派遣使節周宗睦、王文琳到柬埔寨，命令他們與暹羅繼續夾攻林道幹，暹羅國王就派了郭六觀，結果被林道幹察覺，“乃格殺番眾，略其舟艫，往佛醜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
“二十分才，二十分膽”
其實，高層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頻仍。“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林道幹“莫知所終”，隻是《萬曆武功錄》的記載。這本書雖然比較權威，但記錄上多數十分含糊不清，各個事件的前後順序、因果關聯都語焉不詳。實際上，林道幹揚帆南下，率潮屬2000餘人，白艚船100隻，到了暹羅南邊的“大泥”國（北大年）。
根據泰國保存的《北大年年誌》（《大泥府誌》，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記載，林道幹到了北大年後，就紮根下來了，據說還被招為駙馬，率部墾殖大泥的濱海封地，興建了一個港口，後世人稱“道幹港”。“海盜”林道幹在北大年成了一個建設者，被尊奉為當地的“客長”，他甚至還積極地傳播伊斯蘭教，想在這裏建一個清真寺，但三次遭雷擊而放棄。
林道幹在北大年為華人開拓了一個新的家園，但在自己的祖國，依然被當做十惡不赦的“海賊”，隻有著名的學者李贄（李卓吾），在著名的《續焚書》一書中為他作了辯解，驚世駭俗，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林道幹的意義，並反思這種對武裝商團的鷹派作風。
李贄的感慨源於一個玩笑，他在黃安時，朋友吳少虞戲問他：“公可識林道幹否？”當時，“林道幹”三字成了笑話福建人的稱呼。
李贄就反問吳少虞：“爾此言是罵我耶，是贊我耶？若說是贊，則彼為巨盜，我為清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不會如此稱讚人矣。若說是罵，則餘是何人，敢望道幹之萬一乎？”將林道幹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上。
李贄說，盡管如今“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遁，民人安枕”，但林道幹“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眾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不言可知也” 。
李贄認為，如今的官員們“平居無事，隻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麵麵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 。
其實，高層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頻仍。萬曆六年（1578），林道幹率部從柬埔寨殺回潮州招兵買馬的當年，大明國的總理張居正在寫給劉堯誨的信中就說：“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誘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為盜！……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次年再度致信劉堯誨：“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張太嶽全集》）
但是，國家卻一方麵“專用此等輩”貪官汙吏，另一方麵棄置林道幹“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為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
在鎮壓曾一本的戰役中，葡萄牙人出人、出錢、出船、出槍，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我等毫無畏懼，奮不顧身殺敵” （(antonio bocarro《旬年史之十三》)他們得到的回報是十分豐厚的，明政府在澳門推出了所謂的“餉稅製”，“資貿易以餉兵”，按照船舶大小徵稅，“西洋船”（南海以西）分為九等，“東洋船”（南海以東）定為四等，“檄委海防同知、市舶提舉及香山正官，三麵往同丈量估驗。每一舶從首尾兩艕丈過，闊若幹，長若幹，驗其舶中積載，出水若幹，謂之水號，實時命工將艕刻定，估其舶中載貨重若幹，計貨若幹，該納銀若幹，驗估已定，即封籍其數，上海道，轉聞督撫，待報徵收”（《廣東通誌﹒外誌﹒番夷》）。葡萄牙商船等於獲得了合法的貿易地位。從1578 年、也即葡萄牙人自動請纓前往鎮壓林道幹這年，原本一年隻開放一次的“廣交會”，改為兩次，並形成了製度，直到崇禎四年（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早期澳門史》）。
在明朝牽線組建柬埔寨、暹羅、葡萄人聯軍之前，福建巡撫耿定向曾派出使節陳漢升、陳廷寀前往柬埔寨，下令柬埔寨與暹羅一同出兵，攻打林道幹。但此事被楊四所得悉，楊四就秘密通知了林道幹。林道幹於是搶先動手，殺了陳漢升，將其餘數十人發配為奴。到了這時，明朝聯合暹羅、柬埔寨一起動手，明朝使節到了柬埔寨，陳廷寀等見了，“皆大喜過望”。柬埔寨寨主就將楊四捆綁，與陳廷寀等之前的明朝使節，一起送回明朝，並進貢金書一葉、象牙200斤、蜂蠟200斤。
各方夾擊之下，“腰斬幹”——顯然，這並非指“腰斬”林道幹本人，而隻是“腰斬”了他的勢力。
到了下一年春天（1581），殷正茂再度派遣使節周宗睦、王文琳到柬埔寨，命令他們與暹羅繼續夾攻林道幹，暹羅國王就派了郭六觀，結果被林道幹察覺，“乃格殺番眾，略其舟艫，往佛醜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 。
“二十分才，二十分膽”
其實，高層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頻仍。“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
林道幹“莫知所終”，隻是《萬曆武功錄》的記載。這本書雖然比較權威，但記錄上多數十分含糊不清，各個事件的前後順序、因果關聯都語焉不詳。實際上，林道幹揚帆南下，率潮屬2000餘人，白艚船100隻，到了暹羅南邊的“大泥”國（北大年）。
根據泰國保存的《北大年年誌》（《大泥府誌》，phongsawadan mu’ang pattani）記載，林道幹到了北大年後，就紮根下來了，據說還被招為駙馬，率部墾殖大泥的濱海封地，興建了一個港口，後世人稱“道幹港”。“海盜”林道幹在北大年成了一個建設者，被尊奉為當地的“客長”，他甚至還積極地傳播伊斯蘭教，想在這裏建一個清真寺，但三次遭雷擊而放棄。
林道幹在北大年為華人開拓了一個新的家園，但在自己的祖國，依然被當做十惡不赦的“海賊”，隻有著名的學者李贄（李卓吾），在著名的《續焚書》一書中為他作了辯解，驚世駭俗，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林道幹的意義，並反思這種對武裝商團的鷹派作風。
李贄的感慨源於一個玩笑，他在黃安時，朋友吳少虞戲問他：“公可識林道幹否？”當時，“林道幹”三字成了笑話福建人的稱呼。
李贄就反問吳少虞：“爾此言是罵我耶，是贊我耶？若說是贊，則彼為巨盜，我為清官，我知爾這大頭巾決不會如此稱讚人矣。若說是罵，則餘是何人，敢望道幹之萬一乎？”將林道幹抬到了非常高的地位上。
李贄說，盡管如今“聖明在上，刑罰得中，倭夷遠遁，民人安枕”，但林道幹“橫行海上三十餘年……猶然無恙如故矣。稱王稱霸，眾願歸之，不肯背離。其才識過人，膽氣壓乎群類，不言可知也” 。
李贄認為，如今的官員們“平居無事，隻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麵麵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委，以為能明哲” 。
其實，高層也注意到吏治不清造成了海患頻仍。萬曆六年（1578），林道幹率部從柬埔寨殺回潮州招兵買馬的當年，大明國的總理張居正在寫給劉堯誨的信中就說：“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誘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為盜！……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 次年再度致信劉堯誨：“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張太嶽全集》）
但是，國家卻一方麵“專用此等輩”貪官汙吏，另一方麵棄置林道幹“等輩有才有膽有識之者而不錄，又從而彌縫禁錮之，以為必亂天下，則雖欲不作賊，其勢自不可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