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了政府機關的林道幹，在澄海縣南灣聚眾，“初聚黨不滿百，破烏汀背（寨）漸可二百餘”（《澄海縣誌》）。南灣地處海濱，遠離村鎮，是個走私販私的好地方，萬一“風緊”，也比較容易“扯乎”。
此時的“海盜”世界中，大哥林立，吳平、曾一本等，吸引了政府的主要精力，戚繼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名將，也隻能“抓大放小”，集中撲滅大股海盜。林道幹因此得以逐漸壯大，《萬曆武功錄》說他“為人有風望，智力無二，好割據一方自雄。所至輒不忍貪淫之性，掘人墳墓，淫人妻小，蠶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為利。”此時的林道幹，還是一個韜光養晦的小海盜及小海商。 圖 9 圖10
林道幹的一鳴驚人，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當年三月，林道幹突然率戰船50餘艘自南澳島攻打詔安縣南村土圍和廄下村土圍，“焚殺不計”，一時震動（《潮州府誌》）。林道幹的進攻，遭到了俞大猷的迎頭痛擊，隨即兵敗，退走台灣。
林道幹攻擊詔安縣的時間，史料上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即《福建通誌》、《澎湖廳誌》等記載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與《潮州府誌》、《詔安縣誌》記載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從史實上推斷，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可能性極低，因為在此前一年（1565），抗倭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就聯合蕩平了南澳島，在這次南澳之戰中，官軍用石塊和沉船封塞了南澳港口，並進行了徹底的破壞，之後還不斷地進行搜捕和掃蕩，要想再利用南澳進攻詔安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566年的南澳之戰中，驍勇善戰的戚繼光和俞大猷碰上了勁敵，其對手、當時最大的“海盜”吳平，進行了殊死的抵抗。海盜們大多數誓死不降，或者戰鬥到最後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殺，其戰鬥精神令人震撼。官軍在此次戰鬥中，俘斬“海盜”多達15000多，吳平殘部僅700多人逃脫，民間於是有了“俞龍戚虎，殺人如土”（顧炎武《天下郡國利弊書·福建》）的說法。其實，海盜們的殊死拚殺，正是數年前政府背信誘殺王直之後結出來的“苦果”——“海盜”們不再相信政府，寧願抗爭到底。而且，吳平之前已經被政府招安，駐紮在家鄉、福建詔安的梅嶺堡。盡管地方官員認為吳平等“從倭亂民”實際上隻是“在浙直為倭，還梅嶺則為民”，但政府對這樣一支民間武裝依然不放心，下令俞大猷清剿。而之前，吳平已經答應了俞大猷“剿倭贖罪”。此時，戚繼光率兵進駐漳平，要求吳平追捕逃入詔安深山的倭寇殘部，及土匪林田，吳平一一照辦，但俞大猷與戚繼光依然決定合兵攻打。吳平偵得情報後，率部下海，占領了南澳島作為基地。此時，正是林道幹兵敗詔安，退走台灣，南澳作為他的進攻基地，被吳平接收，十分自然。吳平以南澳為依託，與戚繼光、俞大猷等形成對峙，其間各有勝負。但是，政府的屢次背信，堅定了吳平集團上下的必死決心，導致南澳之戰異常慘烈，“海盜”們寧死不屈。南澳之戰，雖然被主流史家看作是抗倭戰爭的最後一戰，但是，政府信用的“破產”，成為更為致命的副產品，“假招降”必然伴隨著“假投降”。
同樣的寧死不降，若幹年後發生在諸良寶身上，他在潮州東南的南陽寨（南洋寨）被官軍大部隊圍剿，官軍掛出了“有投降者免死”的大幅告示，但是“半月之間，無以應者” ，都是“至死猶鬥”，以至於時人感慨“議者謂田橫之客，不是過也”。（明代郭裴《粵大記﹒海島澄波》）
避難台灣
盡管林道幹在官方記載中是個“膏血造舟”的惡魔形象，卻在台灣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間傳說，充滿了豐富的寓言象徵……
兵敗詔安的林道幹，在俞大猷的追擊下，退走澎湖，再轉台灣，泊打狗港，即今日之高雄港。
打狗港之名，源自該地原住民馬卡道族(makatao)在此遍植刺竹抵禦外敵，取名為“竹林”(ta-kao)，其發音近似閩南語“打狗”（ta-kau），於是，“打狗”或“打鼓”就成了此地的地名。改為“高雄”，則是甲午戰爭後，日本占領台灣時，覺得“打狗”不雅，而ta-kau音近日文的“高雄”（taka-o)。 圖1 圖2 圖3
林道幹率眾“打狗”，成為高雄地區來自大陸的第一支大規模移民團隊。林道幹在此處的官方記錄中，名聲實在不佳。康熙三十三年《台灣府誌沿革》記載說：“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幹擾亂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幹遁入台，大猷偵知港道紆迴，水淺舟膠，不敢逼迫，留偏師駐澎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弊。道幹以台無人居，非久居所，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舟，從安平二鯤身，隙門遁占城。”
而連橫（連戰之祖父）完成於1918年的名著《台灣通史》也記載道：“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幹亂，遁入台灣，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海上，知水道紆曲，時哨鹿耳門以歸，乃留偏師駐澎湖，尋罷之。居民又至，復設巡檢，已亦廢之。道幹既居台灣，從者數百人，以兵劫土番，役之若奴。土番憤，議殺之，道幹知其謀，乃夜襲殺番，以血釁舟，埋巨金於打鼓山，逸之大年。是為華人殺番之始。”
此時的“海盜”世界中，大哥林立，吳平、曾一本等，吸引了政府的主要精力，戚繼光和俞大猷等抗倭名將，也隻能“抓大放小”，集中撲滅大股海盜。林道幹因此得以逐漸壯大，《萬曆武功錄》說他“為人有風望，智力無二，好割據一方自雄。所至輒不忍貪淫之性，掘人墳墓，淫人妻小，蠶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為利。”此時的林道幹，還是一個韜光養晦的小海盜及小海商。 圖 9 圖10
林道幹的一鳴驚人，是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當年三月，林道幹突然率戰船50餘艘自南澳島攻打詔安縣南村土圍和廄下村土圍，“焚殺不計”，一時震動（《潮州府誌》）。林道幹的進攻，遭到了俞大猷的迎頭痛擊，隨即兵敗，退走台灣。
林道幹攻擊詔安縣的時間，史料上有兩種不同的記載，即《福建通誌》、《澎湖廳誌》等記載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與《潮州府誌》、《詔安縣誌》記載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從史實上推斷，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可能性極低，因為在此前一年（1565），抗倭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就聯合蕩平了南澳島，在這次南澳之戰中，官軍用石塊和沉船封塞了南澳港口，並進行了徹底的破壞，之後還不斷地進行搜捕和掃蕩，要想再利用南澳進攻詔安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1566年的南澳之戰中，驍勇善戰的戚繼光和俞大猷碰上了勁敵，其對手、當時最大的“海盜”吳平，進行了殊死的抵抗。海盜們大多數誓死不降，或者戰鬥到最後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殺，其戰鬥精神令人震撼。官軍在此次戰鬥中，俘斬“海盜”多達15000多，吳平殘部僅700多人逃脫，民間於是有了“俞龍戚虎，殺人如土”（顧炎武《天下郡國利弊書·福建》）的說法。其實，海盜們的殊死拚殺，正是數年前政府背信誘殺王直之後結出來的“苦果”——“海盜”們不再相信政府，寧願抗爭到底。而且，吳平之前已經被政府招安，駐紮在家鄉、福建詔安的梅嶺堡。盡管地方官員認為吳平等“從倭亂民”實際上隻是“在浙直為倭，還梅嶺則為民”，但政府對這樣一支民間武裝依然不放心，下令俞大猷清剿。而之前，吳平已經答應了俞大猷“剿倭贖罪”。此時，戚繼光率兵進駐漳平，要求吳平追捕逃入詔安深山的倭寇殘部，及土匪林田，吳平一一照辦，但俞大猷與戚繼光依然決定合兵攻打。吳平偵得情報後，率部下海，占領了南澳島作為基地。此時，正是林道幹兵敗詔安，退走台灣，南澳作為他的進攻基地，被吳平接收，十分自然。吳平以南澳為依託，與戚繼光、俞大猷等形成對峙，其間各有勝負。但是，政府的屢次背信，堅定了吳平集團上下的必死決心，導致南澳之戰異常慘烈，“海盜”們寧死不屈。南澳之戰，雖然被主流史家看作是抗倭戰爭的最後一戰，但是，政府信用的“破產”，成為更為致命的副產品，“假招降”必然伴隨著“假投降”。
同樣的寧死不降，若幹年後發生在諸良寶身上，他在潮州東南的南陽寨（南洋寨）被官軍大部隊圍剿，官軍掛出了“有投降者免死”的大幅告示，但是“半月之間，無以應者” ，都是“至死猶鬥”，以至於時人感慨“議者謂田橫之客，不是過也”。（明代郭裴《粵大記﹒海島澄波》）
避難台灣
盡管林道幹在官方記載中是個“膏血造舟”的惡魔形象，卻在台灣留下了大量的形象中性的民間傳說，充滿了豐富的寓言象徵……
兵敗詔安的林道幹，在俞大猷的追擊下，退走澎湖，再轉台灣，泊打狗港，即今日之高雄港。
打狗港之名，源自該地原住民馬卡道族(makatao)在此遍植刺竹抵禦外敵，取名為“竹林”(ta-kao)，其發音近似閩南語“打狗”（ta-kau），於是，“打狗”或“打鼓”就成了此地的地名。改為“高雄”，則是甲午戰爭後，日本占領台灣時，覺得“打狗”不雅，而ta-kau音近日文的“高雄”（taka-o)。 圖1 圖2 圖3
林道幹率眾“打狗”，成為高雄地區來自大陸的第一支大規模移民團隊。林道幹在此處的官方記錄中，名聲實在不佳。康熙三十三年《台灣府誌沿革》記載說：“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幹擾亂沿海，都督俞大猷征之，追及澎湖，道幹遁入台，大猷偵知港道紆迴，水淺舟膠，不敢逼迫，留偏師駐澎島，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弊。道幹以台無人居，非久居所，恣殺土番，取膏血造舟，從安平二鯤身，隙門遁占城。”
而連橫（連戰之祖父）完成於1918年的名著《台灣通史》也記載道：“嘉靖四十二年，海寇林道幹亂，遁入台灣，都督俞大猷追之，至海上，知水道紆曲，時哨鹿耳門以歸，乃留偏師駐澎湖，尋罷之。居民又至，復設巡檢，已亦廢之。道幹既居台灣，從者數百人，以兵劫土番，役之若奴。土番憤，議殺之，道幹知其謀，乃夜襲殺番，以血釁舟，埋巨金於打鼓山，逸之大年。是為華人殺番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