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切，都必須歸結到王直那深得民心的海洋王國及“倭寇”軍隊，給大明帝國朝野上下留下的深刻印象。
尾聲
王直死了，與中國歷史上一切敢於挑戰和對抗現行體製的人一樣，不得好死。但令人悲哀的是，這位被體製當做叛逆的人，卻一直努力在向體製內靠攏。他的輕身犯險，實際上也是為了獲得體製的一絲認可，試圖與體製內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動海禁的廢止，卻沒料到自己做了犧牲品。
耐人尋味的是，王直最後被處決的罪名並非“海盜”，而是“叛國”——“背華勾夷，罪逆深重”（《明世宗實錄》），盡管王直隻是僱傭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還是指控他“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倭變事略》) 。顯然，這樣的判決，與其說是刑事判決，不如說是政治判決。真正令朝廷擔憂、並且非殺之而後安的，並非是王直的武裝走私行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稱王建製，是可忍，孰不可忍？“徽王”的稱號，實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聯翩，將王直與其那更為著名的老鄉朱元璋掛鉤。在經濟上出點問題，哪怕觸犯了刑律，都還好說，但在政治上觸碰了高壓線，而且還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誠信，送上門去，王直就非死不可了。
已經稱王的王直，本可以在大洋上繼續乘風破浪，駕馭波濤，但他骨子裏對獲取體製內認可的致命追求，卻最終令他無法駕馭自己的命運。其實，“惡法出刁民”，王直等一眾“海盜”也是被逼上梁山，內心深處與梁山好漢們相同，都是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無非是另一種途徑和渠道而已。區別在於，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則是賠盡了老本——盡管他用自己掀起的驚濤駭浪，喚醒了帝國內的改革力量。
體製實在是太強大了。王直死後，“老鄉騙老鄉”的胡宗憲加官進爵，但2年後（1562），嚴嵩失勢，胡宗憲被指控為“嚴黨”成員，在皇帝保護下涉險過關，隨即退休回家。又3年（1565），朝廷查獲嚴嵩之子嚴世蕃寫給胡宗憲的親筆信，胡宗憲被捕入獄，未幾，死於獄中，官方結論是自殺。
據說，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門口，留著一副對聯：
道不行，乘槎浮於海；
人之患，束帶立於朝。
其實，這副對聯被後人無數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國海盜”故事裏，或許，在如許多的“中國海盜”身上，都有著同樣的烙印？
第三章 逼下南洋
跨國通緝林道幹
劉堯誨今兒真高興。
這位大明帝國的兩廣總督，十分欣慰地看到，居然會有老外們主動請纓，為大明剿滅“海盜”。
這是萬曆八年（1580）八月的某一天，劉堯誨接見了這批來自澳門的特殊客人，除了澳門本地人吳章、翻譯蔡興全等之外，餘者都是金髮碧眼的佛郎機人（葡萄牙人）沉馬囉、囉鳴沖呅呶及一些船主，總共20多人。（《萬曆武功錄》）
老外們通過翻譯，向總督大人表示，他們願意“自備舡糧器械”（龐迪峨、熊三拔《奏疏》），配合朝廷，前往暹羅，剿滅盤踞在那裏的林道幹。
此時，正好暹羅密使握坤哪喇也在廣州，已經覲見了劉堯誨，告知說林道幹正在該國，“專務剽略商賈，聲欲會大泥國”，稱兵進犯暹羅，暹羅無奈，“請招徠幹，幹乃欲歃血為盟誓，誓無令漢使得執我也” 。於是，暹羅“不得已，佯與幹盟。今幹已行至頭關，敢聞” 。
這“大泥國”，也叫“渤泥國”，即今日泰國的北大年港（pattani），此時還是個獨立的小邦，要到200年後才被泰國曼穀王朝第一代國王拉瑪一世（原名通鑾，1782 -1809在位）併入泰國版圖。渤泥歷來都是華商的聚居地，此前，林道幹率眾到此，令華人數量達到數千，加上有強大的武裝，儼然已經成為華人王國。
綜合各方情況，劉堯誨大喜，於是，對暹羅使者“賞賜銀牌，花彩緞如禮”，要求暹羅軍隊“與我師並擊”（《萬曆武功錄》）。
此時，福建巡撫耿定向，也得到了林道幹前往暹羅的消息，於是，在次年（1581）派遣使者周宗睦、王文琳前往柬埔寨，要求柬埔寨與暹羅一道合擊。
至此，在大明王朝主導下，中國、暹羅、柬埔寨、澳門葡萄牙人共同組成“國際聯軍”，目標就是林道幹。
南澳之戰
海盜們大多數誓死不降，或者戰鬥到最後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殺，這正是數年前政府背信誘殺王直之後結出來的“苦果”——“海盜”們不再相信政府，寧願抗爭到底。
與之前所有的“海盜”不同，林道幹似乎並非被逼上梁山的窮困百姓。
根據史料記載，出身於潮州澄海的林道幹曾經是潮州政府機關內的一名“小吏”，但究竟是哪個部門、什麽職位，都未能留下記載。 圖7
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裏，一位年輕人要放棄穩定的公務員職位，而躋身到走私乃至武裝走私的風險投資行業，這是很難理解的。清代康熙與嘉慶年間編撰的《澄海縣誌》，都說林道幹“任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嘉慶年間的《海氛》中說：“道幹少為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為盜。”犯了錯誤之後，就“亡命海上”，比較靠譜的估計是，這種“下海”也應該是被逼無奈——本想一邊捧著公務員的鐵飯碗，一邊參與到沿海一帶“走私販私”的“群眾運動”中去，從“海禁”所造成的巨大利潤空間中撈一把，但是，可能被紀檢部門發現了，便隻能被“雙開”。
尾聲
王直死了，與中國歷史上一切敢於挑戰和對抗現行體製的人一樣，不得好死。但令人悲哀的是，這位被體製當做叛逆的人，卻一直努力在向體製內靠攏。他的輕身犯險，實際上也是為了獲得體製的一絲認可，試圖與體製內的改革力量一道，推動海禁的廢止，卻沒料到自己做了犧牲品。
耐人尋味的是，王直最後被處決的罪名並非“海盜”，而是“叛國”——“背華勾夷，罪逆深重”（《明世宗實錄》），盡管王直隻是僱傭和利用日本人、葡萄牙人而已，法官還是指控他“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倭變事略》) 。顯然，這樣的判決，與其說是刑事判決，不如說是政治判決。真正令朝廷擔憂、並且非殺之而後安的，並非是王直的武裝走私行為，而是他居然敢在海外稱王建製，是可忍，孰不可忍？“徽王”的稱號，實在太容易令人浮想聯翩，將王直與其那更為著名的老鄉朱元璋掛鉤。在經濟上出點問題，哪怕觸犯了刑律，都還好說，但在政治上觸碰了高壓線，而且還天真地相信官府的誠信，送上門去，王直就非死不可了。
已經稱王的王直，本可以在大洋上繼續乘風破浪，駕馭波濤，但他骨子裏對獲取體製內認可的致命追求，卻最終令他無法駕馭自己的命運。其實，“惡法出刁民”，王直等一眾“海盜”也是被逼上梁山，內心深處與梁山好漢們相同，都是為了招安，而扯旗造反無非是另一種途徑和渠道而已。區別在於，宋江算是成功了，而王直則是賠盡了老本——盡管他用自己掀起的驚濤駭浪，喚醒了帝國內的改革力量。
體製實在是太強大了。王直死後，“老鄉騙老鄉”的胡宗憲加官進爵，但2年後（1562），嚴嵩失勢，胡宗憲被指控為“嚴黨”成員，在皇帝保護下涉險過關，隨即退休回家。又3年（1565），朝廷查獲嚴嵩之子嚴世蕃寫給胡宗憲的親筆信，胡宗憲被捕入獄，未幾，死於獄中，官方結論是自殺。
據說，在日本的王直故居門口，留著一副對聯：
道不行，乘槎浮於海；
人之患，束帶立於朝。
其實，這副對聯被後人無數次地安在不同的“中國海盜”故事裏，或許，在如許多的“中國海盜”身上，都有著同樣的烙印？
第三章 逼下南洋
跨國通緝林道幹
劉堯誨今兒真高興。
這位大明帝國的兩廣總督，十分欣慰地看到，居然會有老外們主動請纓，為大明剿滅“海盜”。
這是萬曆八年（1580）八月的某一天，劉堯誨接見了這批來自澳門的特殊客人，除了澳門本地人吳章、翻譯蔡興全等之外，餘者都是金髮碧眼的佛郎機人（葡萄牙人）沉馬囉、囉鳴沖呅呶及一些船主，總共20多人。（《萬曆武功錄》）
老外們通過翻譯，向總督大人表示，他們願意“自備舡糧器械”（龐迪峨、熊三拔《奏疏》），配合朝廷，前往暹羅，剿滅盤踞在那裏的林道幹。
此時，正好暹羅密使握坤哪喇也在廣州，已經覲見了劉堯誨，告知說林道幹正在該國，“專務剽略商賈，聲欲會大泥國”，稱兵進犯暹羅，暹羅無奈，“請招徠幹，幹乃欲歃血為盟誓，誓無令漢使得執我也” 。於是，暹羅“不得已，佯與幹盟。今幹已行至頭關，敢聞” 。
這“大泥國”，也叫“渤泥國”，即今日泰國的北大年港（pattani），此時還是個獨立的小邦，要到200年後才被泰國曼穀王朝第一代國王拉瑪一世（原名通鑾，1782 -1809在位）併入泰國版圖。渤泥歷來都是華商的聚居地，此前，林道幹率眾到此，令華人數量達到數千，加上有強大的武裝，儼然已經成為華人王國。
綜合各方情況，劉堯誨大喜，於是，對暹羅使者“賞賜銀牌，花彩緞如禮”，要求暹羅軍隊“與我師並擊”（《萬曆武功錄》）。
此時，福建巡撫耿定向，也得到了林道幹前往暹羅的消息，於是，在次年（1581）派遣使者周宗睦、王文琳前往柬埔寨，要求柬埔寨與暹羅一道合擊。
至此，在大明王朝主導下，中國、暹羅、柬埔寨、澳門葡萄牙人共同組成“國際聯軍”，目標就是林道幹。
南澳之戰
海盜們大多數誓死不降，或者戰鬥到最後一刻，或者就是跳崖投海自殺，這正是數年前政府背信誘殺王直之後結出來的“苦果”——“海盜”們不再相信政府，寧願抗爭到底。
與之前所有的“海盜”不同，林道幹似乎並非被逼上梁山的窮困百姓。
根據史料記載，出身於潮州澄海的林道幹曾經是潮州政府機關內的一名“小吏”，但究竟是哪個部門、什麽職位，都未能留下記載。 圖7
在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裏，一位年輕人要放棄穩定的公務員職位，而躋身到走私乃至武裝走私的風險投資行業，這是很難理解的。清代康熙與嘉慶年間編撰的《澄海縣誌》，都說林道幹“任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嘉慶年間的《海氛》中說：“道幹少為潮州府吏，有罪，亡命海上為盜。”犯了錯誤之後，就“亡命海上”，比較靠譜的估計是，這種“下海”也應該是被逼無奈——本想一邊捧著公務員的鐵飯碗，一邊參與到沿海一帶“走私販私”的“群眾運動”中去，從“海禁”所造成的巨大利潤空間中撈一把，但是，可能被紀檢部門發現了，便隻能被“雙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