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能夠擁有如此“群眾基礎”，絕非“內地奸人”“貪其厚利”一句所能解釋的。朱紈在抗倭過程中就發現:“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明經世文編·海洋賊船出沒事》)。其中的原因，正是在於“海盜”、而非“軍門”能提供“衣食”。刑部主事唐樞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倭寇之亂”，乃是“海商之為寇也”。唐樞分析道，海禁政策隻能限製中國百姓，“中國與夷各擅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本朝立法，許其貢而禁其市，夫貢必持貨，與市兼行，蓋非所以絕之。律與通番之禁、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遠出以生釁端”。他認為，內外交易是“生理之常”，如果“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賊夥愈盛”，“夫商之事順而易舉，寇之事逆而難為，惟順易之路不容，故逆難之圖乃作，”實際上是惡法出刁民。唐樞更認為，“倭寇”乃是中國百姓，隻有開放海禁才能杜絕倭患，“使有力者既已從商而無異心，則瑣瑣之輩自能各安本業，而無效尤，以為適從” 。 (唐樞《禦倭雜著》)
福建巡撫、曾舉薦戚繼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將譚綸，曾在《條陳善後未盡事宜以備遠略以圖治安疏》的奏摺中說:“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眾。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昔人謂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要都塞了，好處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處魚蝦之利與廣東販米之商、漳州白糖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
此後擔任過刑部右侍郎的謝傑，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於“海禁之過嚴”，“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虔台倭纂》) 。徐光啟則更為形象地比喻道:“譬有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出。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壬子(嘉靖31年)之禍，則溢而四出者也”。(《明經世文編·海遷圖說》) 圖12
處江湖之遠的王直，與這些居廟堂之高的官員一樣，都看到了導致“倭亂”的同一個根源，所以，在針鋒相對地用軍事手段回應政府圍剿的同時，王直也不斷地向政府表示，“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己”(《海寇後編》)。隻有開放海禁，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亂源。
從各種史料對比來看，此時，至少身處“抗倭”第一線的官員們，都深切認識到了開禁才是治倭的根本。但是，為了朝廷的“體麵”，自以為是“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的王直就必須死。麵對兇險的官場鬥爭，胡宗憲無奈食言，奉命處決了王直。王直死後，海上武裝集團、也即所謂的“倭寇”，失去了控製，四出攻擊，東南沿海秩序大亂，果然應驗了諸多官員對倭患亂源的認識及王直的擔憂：“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時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製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明代談遷《國榷》卷62）。
王直死後7年（1567），嘉靖皇帝駕崩，新帝即位，這就是明穆宗，改元“隆慶”。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上奏，“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東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延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廢止，史稱“隆慶開關”。驍勇善戰的戚繼光，也在這年調往北方鎮守更為重要的薊州。
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明史·兵誌三》)。盡管隆慶初年的開放海禁，並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並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製的商業活力依然噴湧而出，“於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東西洋），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 (《東西洋考》周起元序) 。“禁之太嚴，奸民勢窮， 必至為盜。自納餉過洋之利開， 豪狡之徒鹹趨利畏法。故海澄之開禁，凡以除中國之害也。”（謝傑《虔台倭纂》）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慶開關”後3年（1570），在張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員的積極推動下，利用韃靼內部紛爭，結束了明帝國與蒙古部落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對峙，韃靼首領俺答歸順明朝，封貢互市，史稱“俺答封貢”。大明帝國開國200多年，第一次同時在南北兩個方向獲得了“和平的發展環境”。
迅猛增長的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後世學者推算，從隆慶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國滅亡（1644）的78年間，因海外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也有學者估算，“由萬曆元年（1572）至崇禎十七年（1644）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毫無疑問，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為張居正的全麵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日後在內憂外患中掙紮的帝國提供了苟延殘喘的資本。
福建巡撫、曾舉薦戚繼光和俞大猷的抗倭名將譚綸，曾在《條陳善後未盡事宜以備遠略以圖治安疏》的奏摺中說:“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眾。私通不得則攘奪隨之。昔人謂弊源如鼠穴也，須留一個，若要都塞了，好處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處魚蝦之利與廣東販米之商、漳州白糖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
此後擔任過刑部右侍郎的謝傑，也指出“倭患”的根源在於“海禁之過嚴”，“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稅”(《虔台倭纂》) 。徐光啟則更為形象地比喻道:“譬有積水於此，不得不通，決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竇，又塞其旁出之竇，則必潰而四出。貢舶、市舶正道也，私市旁出之竇也。……壬子(嘉靖31年)之禍，則溢而四出者也”。(《明經世文編·海遷圖說》) 圖12
處江湖之遠的王直，與這些居廟堂之高的官員一樣，都看到了導致“倭亂”的同一個根源，所以，在針鋒相對地用軍事手段回應政府圍剿的同時，王直也不斷地向政府表示，“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開市而己”(《海寇後編》)。隻有開放海禁，才能從根本上杜絕亂源。
從各種史料對比來看，此時，至少身處“抗倭”第一線的官員們，都深切認識到了開禁才是治倭的根本。但是，為了朝廷的“體麵”，自以為是“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的王直就必須死。麵對兇險的官場鬥爭，胡宗憲無奈食言，奉命處決了王直。王直死後，海上武裝集團、也即所謂的“倭寇”，失去了控製，四出攻擊，東南沿海秩序大亂，果然應驗了諸多官員對倭患亂源的認識及王直的擔憂：“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時人感慨道，如果“假宥王直，便宜製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明代談遷《國榷》卷62）。
王直死後7年（1567），嘉靖皇帝駕崩，新帝即位，這就是明穆宗，改元“隆慶”。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上奏，“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東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延續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廢止，史稱“隆慶開關”。驍勇善戰的戚繼光，也在這年調往北方鎮守更為重要的薊州。
這一手治根的辦法果然見效，從此“倭漸不為患”(《明史·兵誌三》)。盡管隆慶初年的開放海禁，並不徹底，政府依然通過發放許可證（“由引”）的計劃經濟方式進行調控，並且嚴禁海商前往日本。但是，民間被抑製的商業活力依然噴湧而出，“於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刳艅艎，分市東西路（東西洋），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 (《東西洋考》周起元序) 。“禁之太嚴，奸民勢窮， 必至為盜。自納餉過洋之利開， 豪狡之徒鹹趨利畏法。故海澄之開禁，凡以除中國之害也。”（謝傑《虔台倭纂》）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隆慶開關”後3年（1570），在張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員的積極推動下，利用韃靼內部紛爭，結束了明帝國與蒙古部落長達200餘年的軍事對峙，韃靼首領俺答歸順明朝，封貢互市，史稱“俺答封貢”。大明帝國開國200多年，第一次同時在南北兩個方向獲得了“和平的發展環境”。
迅猛增長的海外貿易，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後世學者推算，從隆慶初年（1567年）到大明帝國滅亡（1644）的78年間，因海外貿易而流入中國的白銀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銀國內開採與國外流入數額試考》）；也有學者估算，“由萬曆元年（1572）至崇禎十七年（1644）的七十二年間，合計各國輸入中國的銀元由於貿易關係的至少遠超過一萬萬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毫無疑問，這為大明帝國積累了巨大的財富，為張居正的全麵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也為日後在內憂外患中掙紮的帝國提供了苟延殘喘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