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表說的“除一許二，增一五峰”，就是指許棟被滅後，反而為王直（五峰）的崛起掃清了道路。明帝國發現，他們接下來要對付的，是遠超許棟的王直。中國的“海盜”——武裝海商集團，即將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東海稱王
王直的“五峰旗號”，成為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一度也不會刁難……
逃出了煉獄般的雙嶼島，王直在海上收攏餘部，計有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葉明、陳東、徐海、汪汝賢等數千人。王直率領他們在日本長崎的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其從子汪汝賢、養子毛海峰成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則在平戶島上定居，日本史學家估計，這應該是受到了當地領主鬆浦隆信的邀請，以便與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貿易。
在日本逐漸站穩腳跟之後，王直轉變了戰略，積極向組織靠攏，協助官軍攻擊別的海上武裝集團（“倭寇”），一則搞好政府公關，二則擴大自己的勢力。
根據其後來在獄中所寫的《自明疏》，他的功勞有：
——嘉靖二十九年（1550），“海賊首盧七搶擄戰船，直犯杭州。江頭西興壩堰，劫掠婦女財貨，復出馬跡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賊船一十三隻，殺賊千餘，生擒賊黨七名，被擄婦女二口，解送定海衛掌印指揮李壽，送巡按衙門” 。
——嘉靖三十年（1551），“大夥賊首陳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敵，海道衙門委寧波府唐通判、張把總托臣剿獲，得陳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擄婦女一十二口，燒毀大船七隻，小船二十隻，解丁海道”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賊攻圍舟山所城，軍民告急，李海道差把總指揮張四維會臣救解，殺追倭船二隻” 。
……
這其中，王直所說的“陳四”，其實並非“大夥賊首”，陳四所在集團的首領是其叔父陳思盼。陳思盼是王直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其基地設在橫港，當王直船隊經過時，“屢被邀劫”（明代王世貞《玄覽堂叢書續集·倭誌》）。這一年（1551），有位王姓海商率船20艘到浙江海麵進行貿易，拒絕了陳思盼的入夥邀請，結果，陳思盼“謀殺王船主，遂奪其船，其黨不平，潛與直通，欲害思盼”，王直於是設計，在陳思盼壽宴之日“內外夾擊，殺思盼，擒其侄陳四……餘黨悉歸直”（《明書》卷162）。
這一戰實際上是王直奠定自己東海之王的關鍵一戰，他在舟山的重要軍港和商港之一的“瀝港”（烈港、冽港）獲得了重要的基地，“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製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聾海舶矣”（《籌海圖編》卷5）。王直集團成為太平洋上最為強大的武裝海商集團。 圖2 3 4 5 6
此時，王直以“殺思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市”（《籌海圖編》），希望朝廷開放海禁。雖然王直甘當海上“聯防隊”和“城管”，主動為政府承擔了艱難的“抗倭”重任，在海洋上建立了秩序，地方官員也默認了他在走私貿易中的地位。此時，王直的“五峰旗號”，成為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不會刁難，行動自由。
但是，好景不長，朝廷絕不允許“臥榻之側”還有個“鼾睡”的“他人”。於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俞大猷等“驅舟師數千”圍攻瀝港，王直再度率部突圍，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幹脆宣布稱王建製，自稱“淨海王”，後改稱“徽王”，“服色旌旗擬王者，部署官屬，鹹有封號，控製要害，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明書·王直傳》)。
穩定下來後，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凡五六年間，致富不貲，夷人信服，皆稱‘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投奔他的人群，不僅有普通百姓，甚至還包括“邊衛之官”,“一呼即往，自以為榮”（明代萬表《玩鹿亭稿》）。
在日本站穩腳跟後，“淨海王”王直率軍反擊，巨艦百餘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海寇議後》），“聯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幹人。以木為城、為樓槽，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籌海圖編》），“官軍莫敢攖其鋒”,“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海寇議後》）。
無奈之下，明帝國將捉拿王直的賞格提升到了“萬金”加“伯爵”：“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胡默林行實》、明代茅坤《海寇後編》）
“隆慶開關”
惡法出刁民，內外交易本是國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賊夥愈盛”。隆慶年實行了全麵改革開放，於是倭患消解，經濟發展……
令明帝國相當尷尬是，王直這位“倭寇”卻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明書·王直傳》) 。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龐大的運營網絡，“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萬表《海寇議前》)，胡宗憲就曾感慨:“倭奴擁眾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
東海稱王
王直的“五峰旗號”，成為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一度也不會刁難……
逃出了煉獄般的雙嶼島，王直在海上收攏餘部，計有徐惟學、葉宗滿、謝和、方廷助、毛海峰（即毛烈、王滶）、葉明、陳東、徐海、汪汝賢等數千人。王直率領他們在日本長崎的五島列島建立了根據地，其從子汪汝賢、養子毛海峰成為他的心腹。王直自己則在平戶島上定居，日本史學家估計，這應該是受到了當地領主鬆浦隆信的邀請，以便與王直共同拓展海外貿易。
在日本逐漸站穩腳跟之後，王直轉變了戰略，積極向組織靠攏，協助官軍攻擊別的海上武裝集團（“倭寇”），一則搞好政府公關，二則擴大自己的勢力。
根據其後來在獄中所寫的《自明疏》，他的功勞有：
——嘉靖二十九年（1550），“海賊首盧七搶擄戰船，直犯杭州。江頭西興壩堰，劫掠婦女財貨，復出馬跡山港停泊，臣即擒拿賊船一十三隻，殺賊千餘，生擒賊黨七名，被擄婦女二口，解送定海衛掌印指揮李壽，送巡按衙門” 。
——嘉靖三十年（1551），“大夥賊首陳四在海，官兵不能拒敵，海道衙門委寧波府唐通判、張把總托臣剿獲，得陳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擄婦女一十二口，燒毀大船七隻，小船二十隻，解丁海道”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賊攻圍舟山所城，軍民告急，李海道差把總指揮張四維會臣救解，殺追倭船二隻” 。
……
這其中，王直所說的“陳四”，其實並非“大夥賊首”，陳四所在集團的首領是其叔父陳思盼。陳思盼是王直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其基地設在橫港，當王直船隊經過時，“屢被邀劫”（明代王世貞《玄覽堂叢書續集·倭誌》）。這一年（1551），有位王姓海商率船20艘到浙江海麵進行貿易，拒絕了陳思盼的入夥邀請，結果，陳思盼“謀殺王船主，遂奪其船，其黨不平，潛與直通，欲害思盼”，王直於是設計，在陳思盼壽宴之日“內外夾擊，殺思盼，擒其侄陳四……餘黨悉歸直”（《明書》卷162）。
這一戰實際上是王直奠定自己東海之王的關鍵一戰，他在舟山的重要軍港和商港之一的“瀝港”（烈港、冽港）獲得了重要的基地，“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製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聾海舶矣”（《籌海圖編》卷5）。王直集團成為太平洋上最為強大的武裝海商集團。 圖2 3 4 5 6
此時，王直以“殺思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市”（《籌海圖編》），希望朝廷開放海禁。雖然王直甘當海上“聯防隊”和“城管”，主動為政府承擔了艱難的“抗倭”重任，在海洋上建立了秩序，地方官員也默認了他在走私貿易中的地位。此時，王直的“五峰旗號”，成為大海上的通行證，海盜們不敢行劫，官軍們不會刁難，行動自由。
但是，好景不長，朝廷絕不允許“臥榻之側”還有個“鼾睡”的“他人”。於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俞大猷等“驅舟師數千”圍攻瀝港，王直再度率部突圍，逃往日本。
在日本淞浦津，王直幹脆宣布稱王建製，自稱“淨海王”，後改稱“徽王”，“服色旌旗擬王者，部署官屬，鹹有封號，控製要害，三十六島之夷，皆聽指揮”(《明書·王直傳》)。
穩定下來後，王直的生意越做越大，“凡五六年間，致富不貲，夷人信服，皆稱‘五峰舡主’”，“威望大著,人共奔之”。投奔他的人群，不僅有普通百姓，甚至還包括“邊衛之官”,“一呼即往，自以為榮”（明代萬表《玩鹿亭稿》）。
在日本站穩腳跟後，“淨海王”王直率軍反擊，巨艦百餘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海寇議後》），“聯舫一百二十步容二幹人。以木為城、為樓槽，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籌海圖編》），“官軍莫敢攖其鋒”,“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海寇議後》）。
無奈之下，明帝國將捉拿王直的賞格提升到了“萬金”加“伯爵”：“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胡默林行實》、明代茅坤《海寇後編》）
“隆慶開關”
惡法出刁民，內外交易本是國家“生理之常”，“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海禁愈嚴，賊夥愈盛”。隆慶年實行了全麵改革開放，於是倭患消解，經濟發展……
令明帝國相當尷尬是，王直這位“倭寇”卻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明書·王直傳》) 。即使在浙江省城杭州，王直也建立了龐大的運營網絡，“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萬表《海寇議前》)，胡宗憲就曾感慨:“倭奴擁眾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濟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