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麵。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麵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裏了(‘不意典刑茲土’)!”似乎不勝怨恨。說完,死囚伸頸受刃,至死不撓。(《倭變事略》)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不遠處的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隻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那風起雲湧的“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製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隻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背信棄義的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麵前,胡宗憲隻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這是兩個相鄰的縣,縣城之間的距離也就30公裏左右。如今,績溪屬於宣城市,歙縣屬於黃山市,但在明代,這兩個縣都屬於徽州。因此,作為“官兵”的胡宗憲與作為“強盜”的王直,是十分近距離的老鄉。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也令他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禦史,一個正七品的幹部,品秩雖不高,但因是“代天巡狩”,權力倒也不小。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製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和“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試圖加強抗倭工作的領導。在這些省部級領導們麵前,胡宗憲實在過於官微言輕。但他很能察言觀色,不久就傍上了趙文華。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趙文華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竭力排擠,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胡宗憲本人雖然在官場上見風使舵,但其工作能力的確很強。作為績溪的大戶子弟,胡宗憲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嘉靖十七年(1538),26歲的他考中進士,進入刑部觀政實習。兩年後,他被派往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擔任縣令,政績卓著,不僅妥善處理了旱、蝗兩災,而且剿撫並用,解決了當地的盜匪問題,社會治安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嘉靖二十一年(1542)開始,因母親、父親先後去世,他丁憂在籍五年。復出後輾轉為官,在調任浙江之前,還參與了湖廣平定苗民暴動的作戰。以此經驗,在浙江任內,他無論軍務、政務,都表現不俗,在大明帝國的官員隊伍中,算是文武全才的培養對象。


    在義父嚴嵩的協助下,趙文華先後成功地排擠了張經和李天寵,並極力推薦胡宗憲。於是,胡宗憲官符如火,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先接替了李天寵的巡撫差使。隨後,趙文華又積極排擠新總督楊宜,胡宗憲再度成為最大的得益者,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禦史,接替楊宜總督浙江、南直隸(南京附近歸中央直屬的區域,清代改稱“江南省”)、福建等地軍務,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麵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 “首倭而作之亂者,徽人王直也”(明代李詡《戒庵老人漫筆》)。“海上賊惟(王)直機警難製,其餘皆鼠輩,毋足慮”(《倭變事略》)。隻有製住了王直,才能奏效,“若能以計致其主帥(王直),則眾將自解”(萬表《海寇議前》)。“直越在海外,難與角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明書·王直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兩人在日本碰上了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王滶告訴他們說:“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即王直)者,島夷所宗,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 (《明書·王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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