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東南亞的“朝貢者”們，則可以免費搭乘鄭和的偉大艦隊，到中國大做其朝貢生意，隻要向大明政府獻上幾句好話和幾個媚眼，就可以得到大把實惠。在利益驅動下，這種“齎賜經濟”成為“藩屬們”撈錢的工具，也成為日後明帝國的沉重負擔。比如，暹羅（泰國）的“碗石”，正統二年（ 1437）的“齎賜價”是每斤250貫，暹羅人就使勁“上貢”，七年後（ 1444年）居然輸入8000斤，禮部無奈，隻好降價為每斤50貫。之後，繼續打對摺，但暹羅人還是繼續“上貢”，禮部最後隻能明令禁止。
同樣，一把在日本隻值800-1000文的軍刀，大明帝國的“齎賜價”高達5000文，日本人立即將這作為好生意，前兩次每次“上貢”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達37000多把。大明朝民間禁止持有武器，政府隻好照單全收。
隨著這種“二百五”的“生意”，朝貢使團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吃大戶”。明成祖在位期間（1402-1424），總共接待了193個使團。宋元以來就一直活躍的“市舶司”，自此實現了行政職能的轉變：本是為國家徵收稅賦的“海關”，結果成了“統戰部”，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從海洋帝國、商業帝國，轉型為內陸帝國、農業帝國後，“齎賜經濟”成為大明帝國的沉重負擔。朱元璋時代（1375）就已經開始發行大明寶鈔，官價規定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到了鄭和下西洋最紅火的年代，政府為了控製寶鈔的急劇貶值，隻好拿“上貢”而來的進口香料代替工資。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1424），官員們的工資除了春夏兩季能領到鈔票外，秋冬都隻能領取胡椒、蘇木，五品以上高級幹部工資的70%為實物，五品以下的60%為實物。明成祖死後，這種情況繼續惡化。胡椒、蘇木成為另類“代價工資券”，宣德九年（1434）以胡椒每斤準鈔100貫、蘇木每斤準鈔50貫，發放給了官員們，不久又擴大到軍隊中，軍餉的一半由胡椒、蘇木代替。這種特殊的“代價工資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因胡椒、蘇木庫存耗淨才停止。“萬邦來朝”的庫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個世紀，期間，窮瘋了官員們充分調動聰明才智，將中國官場的腐敗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強。
成化年間，有太監鼓動明憲宗朱見深效仿永樂故事，再下西洋。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憤怒地說：“三寶（鄭和）下西洋，廢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殊域周谘錄》）劉大夏在日後被指責為摧毀航海技術的罪魁，其實，他無非隻是說了句良心話、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更令後世鬱悶的是，那些留在官方記錄中謙卑恭順的朝貢文書，可能大多數並非朝貢者的原意，而隻是翻譯上的“技術性處理”。據說，至今在馬六甲博物館，還有明朝使節跪拜滿剌加（馬六甲）國王的大型雕塑，這與中國官方文件中使臣宣諭、馬六甲國王到中國朝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經過數百年的拓殖，已經將直達馬六甲海峽的東南亞，變成了中華大陸刺向大洋深處的一柄尖刀，橫跨太平洋，伸入印度洋。而彼時，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始。
鄭和下西洋，雖然是航海技術層麵的偉大，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海洋中華”的巨輪；雖然是公權力無遠弗屆的偉大，卻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從此海內外華商如果不依附於權力，就完全失去了脊梁骨；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卻令數百年來和平、富庶、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梁啓超曾將鄭和與達伽馬、哥倫布並列，並哀嘆“哥侖（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侖布；維嘉達哥馬（達伽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嘉達哥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 。這實在是高抬了鄭和。
作為偉大的航海家，在更為偉大的權力麵前，被閹割了的鄭和無非隻是另一把閹割的刀具而已。刀鋒所向，固然可以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但也可以翻轉手腕、揮刀自宮——他有選擇嗎？中國有選擇嗎？
當“海盜”陳祖義在帝國的偉大首都被砍下頭顱時，官方史書照例瞎說“海道從此清寧”。實際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寧”的中華海疆，從此多事，“海盜”、“倭寇”、“外夷”紛紛踏浪而來，中華帝國罕見的“海盜”時代開始了……
第二章 東海之殤
王直帝國落陷阱
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明代采九德所著《倭變事略》記為“官港口”，查杭州並無此地名，應為“官巷口”之誤），出“紅差”的劊子手已經到位，沿街密密麻麻地站滿了軍士和看熱鬧的人群。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奉旨監刑的是侍禦周某，他剛剛從嘉興趕回杭州，親自到按察司的監獄中提取了人犯。
同樣，一把在日本隻值800-1000文的軍刀，大明帝國的“齎賜價”高達5000文，日本人立即將這作為好生意，前兩次每次“上貢”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30000多把，第五次7000多把，第六次竟高達37000多把。大明朝民間禁止持有武器，政府隻好照單全收。
隨著這種“二百五”的“生意”，朝貢使團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吃大戶”。明成祖在位期間（1402-1424），總共接待了193個使團。宋元以來就一直活躍的“市舶司”，自此實現了行政職能的轉變：本是為國家徵收稅賦的“海關”，結果成了“統戰部”，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從海洋帝國、商業帝國，轉型為內陸帝國、農業帝國後，“齎賜經濟”成為大明帝國的沉重負擔。朱元璋時代（1375）就已經開始發行大明寶鈔，官價規定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到了鄭和下西洋最紅火的年代，政府為了控製寶鈔的急劇貶值，隻好拿“上貢”而來的進口香料代替工資。明成祖死前三年（1422-1424），官員們的工資除了春夏兩季能領到鈔票外，秋冬都隻能領取胡椒、蘇木，五品以上高級幹部工資的70%為實物，五品以下的60%為實物。明成祖死後，這種情況繼續惡化。胡椒、蘇木成為另類“代價工資券”，宣德九年（1434）以胡椒每斤準鈔100貫、蘇木每斤準鈔50貫，發放給了官員們，不久又擴大到軍隊中，軍餉的一半由胡椒、蘇木代替。這種特殊的“代價工資券”，一直使用了40多年，直到成化七年（1471），因胡椒、蘇木庫存耗淨才停止。“萬邦來朝”的庫存，大明王朝整整消化了近半個世紀，期間，窮瘋了官員們充分調動聰明才智，將中國官場的腐敗推向了更深、更高和更強。
成化年間，有太監鼓動明憲宗朱見深效仿永樂故事，再下西洋。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了鄭和下西洋的所有文件，憤怒地說：“三寶（鄭和）下西洋，廢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時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有，亦當毀之以拔其根。”（《殊域周谘錄》）劉大夏在日後被指責為摧毀航海技術的罪魁，其實，他無非隻是說了句良心話、做了件良心事而已。
更令後世鬱悶的是，那些留在官方記錄中謙卑恭順的朝貢文書，可能大多數並非朝貢者的原意，而隻是翻譯上的“技術性處理”。據說，至今在馬六甲博物館，還有明朝使節跪拜滿剌加（馬六甲）國王的大型雕塑，這與中國官方文件中使臣宣諭、馬六甲國王到中國朝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經過數百年的拓殖，已經將直達馬六甲海峽的東南亞，變成了中華大陸刺向大洋深處的一柄尖刀，橫跨太平洋，伸入印度洋。而彼時，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尚未開始。
鄭和下西洋，雖然是航海技術層麵的偉大，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海洋中華”的巨輪；雖然是公權力無遠弗屆的偉大，卻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從此海內外華商如果不依附於權力，就完全失去了脊梁骨；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卻令數百年來和平、富庶、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梁啓超曾將鄭和與達伽馬、哥倫布並列，並哀嘆“哥侖（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侖布；維嘉達哥馬（達伽馬）以後，有無量數之維嘉達哥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 。這實在是高抬了鄭和。
作為偉大的航海家，在更為偉大的權力麵前，被閹割了的鄭和無非隻是另一把閹割的刀具而已。刀鋒所向，固然可以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但也可以翻轉手腕、揮刀自宮——他有選擇嗎？中國有選擇嗎？
當“海盜”陳祖義在帝國的偉大首都被砍下頭顱時，官方史書照例瞎說“海道從此清寧”。實際上，即使在羸弱的宋代也十分“清寧”的中華海疆，從此多事，“海盜”、“倭寇”、“外夷”紛紛踏浪而來，中華帝國罕見的“海盜”時代開始了……
第二章 東海之殤
王直帝國落陷阱
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明代采九德所著《倭變事略》記為“官港口”，查杭州並無此地名，應為“官巷口”之誤），出“紅差”的劊子手已經到位，沿街密密麻麻地站滿了軍士和看熱鬧的人群。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奉旨監刑的是侍禦周某，他剛剛從嘉興趕回杭州，親自到按察司的監獄中提取了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