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海外貿易同步發展的，還有華人的第一波移民浪潮。中國人開始在東南亞一帶廣泛定居，華商的勢力主宰了太平洋和印度洋，並且形成了部分“準政權”性質的小王國，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斷了這一進程。而鄭和下西洋，則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根據《明史》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二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也是被後世大多數人所公認的兩大目的。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孫，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後，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靖難”，經過多年血戰，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個千古之迷，有的說是被燒死，有的說是外逃。《明史》所採用的，就是“外逃”說，追尋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個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隨者的下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動幹戈，還是個疑問。
“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的目的，相對比較靠譜。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長期駐守北平的過程中，他成為對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奪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強大的武裝力量，真正是“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實踐者。登基前後，“耀兵”一直是他內政外交的基石，而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不僅能以“萬邦來朝”的盛況增強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間接地打擊任何敢於挑戰其權威的反對勢力。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確定了“不征異國”的國策，此後更是宣布了15個“不征之國”，包括朝鮮、越南、日本等，“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明太祖實錄》）。明成祖雖然繼承了這一傳統，但並非意味著不需要“耀兵異域”，恰恰相反，“耀兵異域”的威懾作用，才是確保“彼不為中國患者”的前提，鄭和的龐大艦隊，就成為這種威懾力量的最好載體。
梁啓超在其著作《鄭和傳》中說：“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後，天下初定，國力大充，乃思揚威德於域外，此其與漢孝武、唐太宗之時代正相類。成祖既北定韃靼，耀兵於烏梁海以西，西辟烏斯藏，以法號羈縻其酋；南戡越南，夷為郡縣，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鄭和下西洋的“耀兵異域”，與朱元璋倡導的海禁政策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其本質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將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徹底扼殺在萌芽狀態，確保政權的安寧。這一表麵上看十分開放的行為，其幕後實際上是同樣的保守動機，因此，在派遣鄭和的同時，朱棣會頒布對於“執迷不悛”的海外華僑“命將發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殺令，並將倒黴的陳祖義押上了斷頭台。
民族去勢
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市舶司則從“海關”，變成了“統戰部”，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全球貿易體係。
鄭和自己曾說，出使下西洋就是“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天妃靈應之記碑》）。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根據《永樂實錄》記載，當時蘇門達臘與柯枝（今印度科欽）等地胡椒每百斤價格約1兩白銀，明政府在《給賜番夷通例》中卻規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購價為20兩，這種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龍興之地鳳陽，農戶們也從未有機會享受這種超常規的“政府保護價”。
“厚往薄來”的政策，在鄭和下西洋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每到一地，鄭和便“昭示思威”、“普賚天下”，大把撒錢，同時要求各國“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國”、“勉圖勿怠”。這等於是用金錢買到了一群“小弟”、買到了當“老大”的麵子。東南亞最需要的中國產品，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鄭和無償或低價地到處送，當然主要是送給當地的貴族和頭人，大搞政府公關；而中國所需要的東南亞產品，比如香料，鄭和就以遠高於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當然，鄭和還大量採集奇珍異寶，將航行變成一次奢侈品購物遊，提升了其麵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無論“買”還是“賣”，在鄭和的強大遊資介入後，市場秩序完全被擾亂乃至喪失，純正的商業自此崩潰。
“厚往薄來”，當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業，而是頗具中國特色的“齎賜經濟”。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緊褲腰帶，支撐起了帝國的虛幻的臉麵。而已經形成並運行了數百年的中外商貿體係，被鄭和切斷了命根子，遍布東南亞的華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擊，如果不想方設法擠入這一荒誕的免費派對，就隻能下海當“海盜”了。 圖12
但是，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打斷了這一進程。而鄭和下西洋，則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根據《明史》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一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二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這也是被後世大多數人所公認的兩大目的。
惠帝就是建文帝朱允炆，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孫，朱棣之侄。朱元璋死後，朱允炆即位，大力削藩，藩王中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靖難”，經過多年血戰，攻占首都南京。惠帝的下落成了一個千古之迷，有的說是被燒死，有的說是外逃。《明史》所採用的，就是“外逃”說，追尋惠帝的下落，就成了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但是，一個早已失去了地位和追隨者的下崗皇帝，究竟是否值得如此大動幹戈，還是個疑問。
“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的目的，相對比較靠譜。明成祖朱棣本人是朱元璋諸子中武功最佳者，在長期駐守北平的過程中，他成為對抗蒙古人的中流砥柱，而他之所以能奪位成功，也是依靠其強大的武裝力量，真正是“槍桿子裏出政權”的實踐者。登基前後，“耀兵”一直是他內政外交的基石，而通過“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不僅能以“萬邦來朝”的盛況增強他的合法性，也能直接和間接地打擊任何敢於挑戰其權威的反對勢力。
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就確定了“不征異國”的國策，此後更是宣布了15個“不征之國”，包括朝鮮、越南、日本等，“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明太祖實錄》）。明成祖雖然繼承了這一傳統，但並非意味著不需要“耀兵異域”，恰恰相反，“耀兵異域”的威懾作用，才是確保“彼不為中國患者”的前提，鄭和的龐大艦隊，就成為這種威懾力量的最好載體。
梁啓超在其著作《鄭和傳》中說：“成祖（朱棣）以雄才大略，承高帝（朱元璋）之後，天下初定，國力大充，乃思揚威德於域外，此其與漢孝武、唐太宗之時代正相類。成祖既北定韃靼，耀兵於烏梁海以西，西辟烏斯藏，以法號羈縻其酋；南戡越南，夷為郡縣，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鄭和下西洋的“耀兵異域”，與朱元璋倡導的海禁政策是一個硬幣的兩麵，其本質上完全相仿：那就是將一切可能的反對勢力徹底扼殺在萌芽狀態，確保政權的安寧。這一表麵上看十分開放的行為，其幕後實際上是同樣的保守動機，因此，在派遣鄭和的同時，朱棣會頒布對於“執迷不悛”的海外華僑“命將發兵，悉行剿戮”的全球追殺令，並將倒黴的陳祖義押上了斷頭台。
民族去勢
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市舶司則從“海關”，變成了“統戰部”，扮演著散財童子的角色——如同鄭和一般。
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是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全球貿易體係。
鄭和自己曾說，出使下西洋就是“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天妃靈應之記碑》）。在這種“金元外交”的思路之下，所謂的“貿易”也成了“金元外貿”。根據《永樂實錄》記載，當時蘇門達臘與柯枝（今印度科欽）等地胡椒每百斤價格約1兩白銀，明政府在《給賜番夷通例》中卻規定，每百斤胡椒的採購價為20兩，這種慷慨令世界瞠目。即便是“出了朱皇帝”的龍興之地鳳陽，農戶們也從未有機會享受這種超常規的“政府保護價”。
“厚往薄來”的政策，在鄭和下西洋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每到一地，鄭和便“昭示思威”、“普賚天下”，大把撒錢，同時要求各國“知正朔”、“奉天道”、“尊事中國”、“勉圖勿怠”。這等於是用金錢買到了一群“小弟”、買到了當“老大”的麵子。東南亞最需要的中國產品，比如茶葉、絲綢、瓷器，鄭和無償或低價地到處送，當然主要是送給當地的貴族和頭人，大搞政府公關；而中國所需要的東南亞產品，比如香料，鄭和就以遠高於市場價的價格收購。當然，鄭和還大量採集奇珍異寶，將航行變成一次奢侈品購物遊，提升了其麵子工程、形象工程的含量。無論“買”還是“賣”，在鄭和的強大遊資介入後，市場秩序完全被擾亂乃至喪失，純正的商業自此崩潰。
“厚往薄來”，當然不是平等互利的商業，而是頗具中國特色的“齎賜經濟”。大明朝的老百姓勒緊褲腰帶，支撐起了帝國的虛幻的臉麵。而已經形成並運行了數百年的中外商貿體係，被鄭和切斷了命根子，遍布東南亞的華商因此遭受致命的打擊，如果不想方設法擠入這一荒誕的免費派對，就隻能下海當“海盜”了。 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