殲滅陳祖義的“舊港之戰”，關鍵點在於施進卿的舉報，但是，關於施進卿舉報的內容，史料充滿了矛盾。
關於施進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並不多，隻記錄他也是廣東人，並在舊港之戰後成為三佛齊的實際統治者，並在其死後將權力傳給了其女施二姐。舊港之戰，施進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與南京之間——確切地說，他與鄭和之間——究竟達成了什麽樣的默契呢？
根據荷蘭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寶壟華人編年史》，在施進卿與鄭和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共同點：他們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三寶壟華人編年史》說，“舊港（三佛齊）自古以來就是來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盜的巢穴” 。舊港之戰前，已經有一些華人信奉了伊斯蘭教。華人社區本就派係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況更為複雜。在完全可能的種種衝突中，作為穆斯林的鄭和，也完全可能根據自己的信仰選擇支持哪一方。
如果說，舊港之戰中，鄭和與施進卿因宗教信仰而結成同盟關係還隻是一種推測的話，歷史的演進卻證明了：陳祖義伏誅後，施進卿被任命為舊港宣慰使，“舊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島上第一個哈納菲(hanafi)教派的華人穆斯林社區”（《三寶壟華人編年史》）。隨後，伊斯蘭教在南洋華人社區廣為流傳，最終國家分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是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藪門受戒待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醜異，猱頭赤腳，祟信鬼敎，佛書言鬼國其中，即此地也。”（《瀛涯勝覽》）
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在七下西洋的過程中，鄭和不遺餘力地大力推行伊斯蘭教，影響至今——盡管在中國國內的各種紀念中，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個問題。
具體到殲滅陳祖義的舊港之戰，我們完全可以假設：無論是出於什麽動機的合謀，鄭和與施進卿聯手做了一個“局”，憑藉鄭和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施進卿實現對舊港的完全控製掃平了最大的障礙。陳祖義是否真是“海盜”並不重要，他總歸是需要背負一個罪名的。
關於梁道明的結局，史書上並沒有任何記載。如果其果然滯留中國不歸，富貴一生，倒是一個“急流勇退”的明智選擇。將他調開，或許也是施進卿及鄭和大棋局中的一著？
太監出洋
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但是，鄭和下西洋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早已是海洋大國。從技術能力的角度來看，完全具備了建立“日不落帝國”的基礎。
早在北宋時期的《萍洲可談》（作者朱彧，成書於1119年）中，就記載了指南針在中國航海中的廣泛運用：“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 1124年，在許兢所寫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同樣記載了：“惟視星鬥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早在公元3世紀前後，中國人在發現磁石能夠吸鐵的同時，還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並製造了“司南”，廣泛運用於陸上測量。而歐洲直到千年之後，才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宋代還出現了“針路”圖，即航線圖，結合指南針的使用，詳細標註航路的情況，也稱為“針經”、“針譜”或 “針策”。到了元代，指南針成為中國航海的主要導航方式，不論晝夜晴陰都用。
宋代，中國的造船技術和生產能力雄視世界，大型海船載重量高達10000-12000石(500-600噸)， 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甚至出現了載重約1000噸的“神舟”。中國海船，實際上成為全球海洋上最為活躍的部分。元代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記載，從印度洋去中國多乘中國船，中國船分大、中、小三種，大船有四層，設備齊全，可載上千人。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之後，海洋貿易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南宋成為實際上的海洋大國。根據元初的記載，僅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就有143個（《大德南海誌》）。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於1349年成書的《島夷誌略》， 則記載了200多個國家，其中的99個是他本人“身以遊覽，耳目所親見”。
宋、元兩代政府，都積極推行海上貿易，鼓勵華商向大洋進軍，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泉州巨商蒲壽庚之婿“佛蓮”，“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後，遺產中僅珍珠就有130石（《癸辛雜識》）。另一位泉州商人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夷堅誌》）。泉州綱首（商船領隊）朱紡，遠航三佛齊，“曾不期年，獲利百倍”。 福建“南安丘發林從航海起家，至其孫三世，均稱百萬”。 泉州海商王元懋，“嚐隨海舶詣占城國，國王嘉其兼通蕃漢書，延為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緡”。在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達到80萬緡以上，約占南宋朝廷年財政收入的1/50，泉州與廣州兩地“市舶司”的年收入達到了200萬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關於施進卿，正史所提供的材料並不多，隻記錄他也是廣東人，並在舊港之戰後成為三佛齊的實際統治者，並在其死後將權力傳給了其女施二姐。舊港之戰，施進卿才是最大的受益者。他與南京之間——確切地說，他與鄭和之間——究竟達成了什麽樣的默契呢？
根據荷蘭殖民者所保存、整理的《三寶壟華人編年史》，在施進卿與鄭和之間，有一個巨大的共同點：他們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
《三寶壟華人編年史》說，“舊港（三佛齊）自古以來就是來自福建的非穆斯林海盜的巢穴” 。舊港之戰前，已經有一些華人信奉了伊斯蘭教。華人社區本就派係林立，如今再加上宗教的因素，情況更為複雜。在完全可能的種種衝突中，作為穆斯林的鄭和，也完全可能根據自己的信仰選擇支持哪一方。
如果說，舊港之戰中，鄭和與施進卿因宗教信仰而結成同盟關係還隻是一種推測的話，歷史的演進卻證明了：陳祖義伏誅後，施進卿被任命為舊港宣慰使，“舊港就建立起了印尼群島上第一個哈納菲(hanafi)教派的華人穆斯林社區”（《三寶壟華人編年史》）。隨後，伊斯蘭教在南洋華人社區廣為流傳，最終國家分為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衣食諸事皆清致；一等唐人，皆是廣東、漳、泉等處人竄居是地，食用亦美潔，多有從回回藪門受戒待齋者；一等土人，形貌甚醜異，猱頭赤腳，祟信鬼敎，佛書言鬼國其中，即此地也。”（《瀛涯勝覽》）
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在七下西洋的過程中，鄭和不遺餘力地大力推行伊斯蘭教，影響至今——盡管在中國國內的各種紀念中，有意無意地迴避了這個問題。
具體到殲滅陳祖義的舊港之戰，我們完全可以假設：無論是出於什麽動機的合謀，鄭和與施進卿聯手做了一個“局”，憑藉鄭和強大的軍事力量，為施進卿實現對舊港的完全控製掃平了最大的障礙。陳祖義是否真是“海盜”並不重要，他總歸是需要背負一個罪名的。
關於梁道明的結局，史書上並沒有任何記載。如果其果然滯留中國不歸，富貴一生，倒是一個“急流勇退”的明智選擇。將他調開，或許也是施進卿及鄭和大棋局中的一著？
太監出洋
假以時日，東南亞地區將完全可能實現“王化”，成為中國進軍全球的橋頭堡和基地。但是，鄭和下西洋從根本上剷除了中華勢力在海洋上的擴張……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早已是海洋大國。從技術能力的角度來看，完全具備了建立“日不落帝國”的基礎。
早在北宋時期的《萍洲可談》（作者朱彧，成書於1119年）中，就記載了指南針在中國航海中的廣泛運用：“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 1124年，在許兢所寫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中同樣記載了：“惟視星鬥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早在公元3世紀前後，中國人在發現磁石能夠吸鐵的同時，還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並製造了“司南”，廣泛運用於陸上測量。而歐洲直到千年之後，才發現了磁石的指向性。宋代還出現了“針路”圖，即航線圖，結合指南針的使用，詳細標註航路的情況，也稱為“針經”、“針譜”或 “針策”。到了元代，指南針成為中國航海的主要導航方式，不論晝夜晴陰都用。
宋代，中國的造船技術和生產能力雄視世界，大型海船載重量高達10000-12000石(500-600噸)， 同時還可搭載500-600人，甚至出現了載重約1000噸的“神舟”。中國海船，實際上成為全球海洋上最為活躍的部分。元代來華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記載，從印度洋去中國多乘中國船，中國船分大、中、小三種，大船有四層，設備齊全，可載上千人。
靖康之變、宋室南渡之後，海洋貿易成為國家的支柱產業，南宋成為實際上的海洋大國。根據元初的記載，僅與廣州通商的海外國家和地區就有143個（《大德南海誌》）。而元代航海家汪大淵於1349年成書的《島夷誌略》， 則記載了200多個國家，其中的99個是他本人“身以遊覽，耳目所親見”。
宋、元兩代政府，都積極推行海上貿易，鼓勵華商向大洋進軍，僅泉州一地，商人“夜以小舟載銅錢十餘萬緡入洋”（《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泉州巨商蒲壽庚之婿“佛蓮”，“其家富甚，凡發海舶八十艘”，他去世後，遺產中僅珍珠就有130石（《癸辛雜識》）。另一位泉州商人楊客，“為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夷堅誌》）。泉州綱首（商船領隊）朱紡，遠航三佛齊，“曾不期年，獲利百倍”。 福建“南安丘發林從航海起家，至其孫三世，均稱百萬”。 泉州海商王元懋，“嚐隨海舶詣占城國，國王嘉其兼通蕃漢書，延為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緡”。在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僅泉州一地“市舶司”的年收入就達到80萬緡以上，約占南宋朝廷年財政收入的1/50，泉州與廣州兩地“市舶司”的年收入達到了200萬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