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市場風險也大大增加，尤其是中國國內的供應商們，必須冒著可能掉腦袋的危險。這迫使這條已經進入地下狀態的產業鏈進行與時俱進的自我調整。最為顯著的，就是商人們拿起了槍桿子，結成武裝商團。
海禁政策引發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劇了傳統的海盜活動，一些海盜集團，也憑藉其軍事上的優勢，開始大力進入這一地下外貿網絡，向“武裝海商”方向發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明帝國稱為海盜或海賊。波濤之上，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槍桿子裏麵不光出政權，也出財富。 圖6
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斷、海盜不止（包括實際上以華人為主的所謂“倭寇”），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盜”這個詞，在中文的語境中，是個貶義詞，而對應的英文單詞“pirate”，卻在西方並不一定代表著貶義。弔詭的是，明清兩代中國“海盜”，所常用的旗幟，都是繪著神靈的色彩艷麗的旗幟，並非西方那種骷髏頭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幟。中國的所謂“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都是些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如此而已。
盡管隻是混口飯吃，但流落異國他鄉，謀生本就艱難，加上背靠著一個敵對的祖國，東南亞的華人早在朱元璋時代就發展出了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明史》記載，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國王就攻擊了“自稱元帥”的中國“海寇”張汝厚、林福，“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可見其實力相當龐大。這種在本土之外發展出來的武裝力量，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對外拓展生存空間的先鋒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都是如此，但是，中國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風中奪得皇位之後，實際上繼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隻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單純的“關門”，而是開門出擊，打擊海外的僑胞勢力，對一切可能危及帝國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雖遠必誅”。
這種從國際大視角進行“維穩”的思路，的確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縱”，但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一盤棋局
無論是出於什麽動機的合謀，鄭和與施進卿聯手做了一個“局”，為施進卿實現對舊港的完全控製掃平了最大的障礙。
與陳祖義同時在三佛齊稱雄的梁道明，就成為明成祖朱棣“國際化維穩”的試點之一，幸運地避免被當做“海盜”除去的命運。
朱棣登基之初，指揮孫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兒子及僕人，就將他們挾持回國。三年後，鄭和正在準備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帶著那兩名僕人，前往三佛齊，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撫。明朝派去的使節，是梁道明的廣東同鄉、“行人”譚勝受，及其屬下千戶楊信。圖8
“行人”是明代的官職，正八品，歸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對外職責主要是冊封藩屬國的國王，奉旨詔諭、弔祭、賞賜，護送藩屬國的使節回國等，對內則是在各地頒行詔敕、徵聘賢才、奉旨弔祭、獎勵官員、護送大臣等，或者在邊疆奉旨招撫、冊封土官、參與軍務、伴送使者、獎勵邊疆功臣等。“行人”級別雖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選拔德能兼備的幹部出任，與“中書”並稱“中行”，是升官的捷徑之一。
“行人”譚勝受的工作能力顯然很強。在明帝國一手硬（以其子為人質）、一手軟（派使節招撫）的工作下，梁道明順利地接受了招撫，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參拜。根據《明史》記載，梁道明進京“貢方物”後，“受賜而還”；但根據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貢後，滯留京城，並未回三佛齊，其權力暫時交給了副手施進卿，這就為不久後施進卿利用鄭和的力量消滅陳祖義打下了伏筆。
此時的三佛齊，原國王已被爪哇誘殺，填補權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還有陳祖義。梁、陳二人，各有擁立者。在鄭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陳二人分別派遣自己的兒子梁觀政、陳士良前來朝貢。根據《明史》的這一記載，似乎梁道明此時已經回到三佛齊，至於一年後的舊港之戰中，為何他並未出現，而是副手施進卿唱了主角，史書上沒有詳細交代，其或許再度來華、或許已經亡故，也或許正如同張燮的《東西洋考》所說，他壓根就沒回三佛齊，而是一直待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齊“山頭”，出現了梁、陳兩隻“老虎”，這顯然有些擁擠。從常理來說，一個分裂的藩屬更有利於中央進行分而治之。根據更為靠譜的鄭和助手馬歡的記載，陳祖義此人“甚是豪橫”，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豪橫”不僅是體現在對過往船隻的劫掠（那也是強者“徵稅”而已），也完全可能體現在對明帝國的態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聽話。
從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國冊封了梁道明，卻似乎並沒有冊封陳祖義——雖然他也遣子入貢。在梁、陳之間，明帝國選擇了梁，如此，剿滅陳祖義也就順理成章了。
海禁政策引發的走私牛市行情，也加劇了傳統的海盜活動，一些海盜集團，也憑藉其軍事上的優勢，開始大力進入這一地下外貿網絡，向“武裝海商”方向發展。海禁政策的直接結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海上武裝集團，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被明帝國稱為海盜或海賊。波濤之上，本來就是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社會，槍桿子裏麵不光出政權，也出財富。 圖6
明代二百多年，海患不斷、海盜不止（包括實際上以華人為主的所謂“倭寇”），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的海禁政策一手刺激而成的。“海盜”這個詞，在中文的語境中，是個貶義詞，而對應的英文單詞“pirate”，卻在西方並不一定代表著貶義。弔詭的是，明清兩代中國“海盜”，所常用的旗幟，都是繪著神靈的色彩艷麗的旗幟，並非西方那種骷髏頭加利刃、代表死亡的黑色旗幟。中國的所謂“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都是些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如此而已。
盡管隻是混口飯吃，但流落異國他鄉，謀生本就艱難，加上背靠著一個敵對的祖國，東南亞的華人早在朱元璋時代就發展出了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明史》記載，在1373年（洪武六年），占城（今越南中部）國王就攻擊了“自稱元帥”的中國“海寇”張汝厚、林福，“賊魁溺死，獲其舟二十艘，蘇木七萬斤”，可見其實力相當龐大。這種在本土之外發展出來的武裝力量，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民族對外拓展生存空間的先鋒乃至主力。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都是如此，但是，中國卻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條路。
明成祖朱棣在血雨腥風中奪得皇位之後，實際上繼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海禁政策，隻是手法上翻新，不是單純的“關門”，而是開門出擊，打擊海外的僑胞勢力，對一切可能危及帝國及其本人地位的力量，“雖遠必誅”。
這種從國際大視角進行“維穩”的思路，的確表明了朱棣的“英明天縱”，但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卻未必是好事。
一盤棋局
無論是出於什麽動機的合謀，鄭和與施進卿聯手做了一個“局”，為施進卿實現對舊港的完全控製掃平了最大的障礙。
與陳祖義同時在三佛齊稱雄的梁道明，就成為明成祖朱棣“國際化維穩”的試點之一，幸運地避免被當做“海盜”除去的命運。
朱棣登基之初，指揮孫鉉出使南洋， 遇到了梁道明的兒子及僕人，就將他們挾持回國。三年後，鄭和正在準備下西洋，朱棣就派人帶著那兩名僕人，前往三佛齊，要求梁道明接受招撫。明朝派去的使節，是梁道明的廣東同鄉、“行人”譚勝受，及其屬下千戶楊信。圖8
“行人”是明代的官職，正八品，歸中央的“行人司”主管，行人的對外職責主要是冊封藩屬國的國王，奉旨詔諭、弔祭、賞賜，護送藩屬國的使節回國等，對內則是在各地頒行詔敕、徵聘賢才、奉旨弔祭、獎勵官員、護送大臣等，或者在邊疆奉旨招撫、冊封土官、參與軍務、伴送使者、獎勵邊疆功臣等。“行人”級別雖然不高，但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朝廷多選拔德能兼備的幹部出任，與“中書”並稱“中行”，是升官的捷徑之一。
“行人”譚勝受的工作能力顯然很強。在明帝國一手硬（以其子為人質）、一手軟（派使節招撫）的工作下，梁道明順利地接受了招撫，在其大臣陪同下，入朝參拜。根據《明史》記載，梁道明進京“貢方物”後，“受賜而還”；但根據明代張燮的《東西洋考》，梁道明到京朝貢後，滯留京城，並未回三佛齊，其權力暫時交給了副手施進卿，這就為不久後施進卿利用鄭和的力量消滅陳祖義打下了伏筆。
此時的三佛齊，原國王已被爪哇誘殺，填補權力真空的，除了梁道明之外，還有陳祖義。梁、陳二人，各有擁立者。在鄭和下西洋的前一年，梁、陳二人分別派遣自己的兒子梁觀政、陳士良前來朝貢。根據《明史》的這一記載，似乎梁道明此時已經回到三佛齊，至於一年後的舊港之戰中，為何他並未出現，而是副手施進卿唱了主角，史書上沒有詳細交代，其或許再度來華、或許已經亡故，也或許正如同張燮的《東西洋考》所說，他壓根就沒回三佛齊，而是一直待在南京。
在小小的三佛齊“山頭”，出現了梁、陳兩隻“老虎”，這顯然有些擁擠。從常理來說，一個分裂的藩屬更有利於中央進行分而治之。根據更為靠譜的鄭和助手馬歡的記載，陳祖義此人“甚是豪橫”，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豪橫”不僅是體現在對過往船隻的劫掠（那也是強者“徵稅”而已），也完全可能體現在對明帝國的態度上，令不行、禁不止，不聽話。
從有限的史料上看，明帝國冊封了梁道明，卻似乎並沒有冊封陳祖義——雖然他也遣子入貢。在梁、陳之間，明帝國選擇了梁，如此，剿滅陳祖義也就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