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朱棣剛剛奪得政權的時候，就發布了一個詔令：對“蕃國之人”，比較客氣，要求“各還本土，欲來朝者，當加賜資遣還”。而針對僑居海外的中國“流民”，則十分嚴厲：“中國之人逃匿在彼者，鹹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悛，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 (《明太宗實錄》) 圖2
這種“雖遠必誅”的強硬立場，曾在漢初出現過，但那是針對匈奴外敵的，所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如今，朱棣的“雖遠必誅”，其矛頭卻是指向海外同胞，並且，對待土著招撫為主、對待僑胞鎮壓為主。
嚴厲的追殺令，隻喚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了用腳投票，飄零海外。經過宋元兩代數百年的海外開拓，華人已經在東南亞建立了相當的政商勢力，而明代立國後的海禁政策，驅使更多的沿海居民投奔怒海，客觀上反而壯大了海外華人勢力。 圖18
其實，安土重遷的中國百姓，飄零海外也是無奈選擇，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正式頒布於洪武四年（1371）。此前，剛剛立國的明朝還繼承了元朝的政策，維持著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後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並且嚴禁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其原因，就在於朱元璋認為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導致沿海民眾經常出洋，長期脫離了政府的管轄和控製，是破壞大明國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大明律》規定：“凡將馬、牛、軍需、鐵器、銅錢、緞匹、紗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併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紋。因而走泄事情者斬。”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以農立國，不因富裕而生異心，不因遷徙而生動亂。他不僅頒布海禁，實際上也實行“陸禁”。根據大明律，任何人要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都必須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路引”）。路引上標明外出者的年齡籍貫，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門和歸來時間。而離鄉不回的“逸夫”，其刑罰就是死刑。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海禁的最初動機，是為了維護新政權的穩定。明朝建立時，倭寇在中國沿海肆虐，而當年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的方國珍殘部，大多下海。此後，又發生了所謂胡惟庸謀反案，寧波衛指揮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非以通商不便也”（《續文獻通考》）。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進一步收緊了海禁，“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 因引蠻夷為盜， 命禮部嚴禁絕之，違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窩，其見有者， 限以二月銷盡。”（《續文獻通考》）“上以海外諸夷多詐， 絕其往來， 唯琉球、真臘、退羅許人貢。”（《明太祖實錄》）政府同時並且鼓勵檢舉揭發，舉報者可獲得“犯人家資之半”，而隱匿不報者，也要嚴厲處置，掀起了海禁的群眾運動。
一刀切的政令，試圖以犧牲沿海的民生作為穩定的代價。東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實際上不可能依賴單純的農業。比如福建，“田不供食， 以海為生，以津舶為家者， 十而九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眾們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崗，原來的漁業、商業都被緊急“關停並轉”，政府卻又難以解決再就業的安置問題，這就逼迫沿海民眾麵臨陳勝、吳廣般的“進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選擇。
下崗轉型
政府的高壓，幾乎使“海盜”成為沿海民眾再就業的唯一出路，中國的“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
老百姓吃飯的問題，從來都比天還大，政府如果無法解決，民眾就會自行解決，這背後“看不見的手”，不光來自市場，更來自人類求生存的天賦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開， 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明經世丈編》）“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故民貧而盜愈起。……一旦戒嚴不得下水， 斷其生路， 若輩悉健有力， 勢不肯縛手困窮， 於是所在連結為寇， 潰裂以出。” (《東西洋考》)在海禁高壓之下，“海商”斷絕，“海盜”盛行，那是“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選擇。
海禁並沒有斷絕海上貿易，隻是將它們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國的對外貿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如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橫。立麵理、引導並獲得稅賦的產業 插一槓，人為地減少了對國際市場的供給。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一下子全球緊缺，但是海外市場對“中國製造”的強勁需求卻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國商品的“經銷”——確切地說是“走私”——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牛市奔騰。
這種“雖遠必誅”的強硬立場，曾在漢初出現過，但那是針對匈奴外敵的，所謂“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如今，朱棣的“雖遠必誅”，其矛頭卻是指向海外同胞，並且，對待土著招撫為主、對待僑胞鎮壓為主。
嚴厲的追殺令，隻喚回了800多海外流民，更多的人依然選擇了用腳投票，飄零海外。經過宋元兩代數百年的海外開拓，華人已經在東南亞建立了相當的政商勢力，而明代立國後的海禁政策，驅使更多的沿海居民投奔怒海，客觀上反而壯大了海外華人勢力。 圖18
其實，安土重遷的中國百姓，飄零海外也是無奈選擇，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嚴厲海禁政策，正式頒布於洪武四年（1371）。此前，剛剛立國的明朝還繼承了元朝的政策，維持著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後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並且嚴禁一切私人海外貿易。其原因，就在於朱元璋認為貿易、尤其是海外貿易，導致沿海民眾經常出洋，長期脫離了政府的管轄和控製，是破壞大明國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大明律》規定：“凡將馬、牛、軍需、鐵器、銅錢、緞匹、紗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貨船車併入官……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紋。因而走泄事情者斬。”
朱元璋的宏偉理想，是將全國變成一個大村莊，以農立國，不因富裕而生異心，不因遷徙而生動亂。他不僅頒布海禁，實際上也實行“陸禁”。根據大明律，任何人要離開自己的戶口所在地，都必須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路引”）。路引上標明外出者的年齡籍貫，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門和歸來時間。而離鄉不回的“逸夫”，其刑罰就是死刑。全國民眾都被捆綁在戶口和土地的枷鎖下，大明國其實就是一個大型勞改農場。
海禁的最初動機，是為了維護新政權的穩定。明朝建立時，倭寇在中國沿海肆虐，而當年與朱元璋爭奪天下的方國珍殘部，大多下海。此後，又發生了所謂胡惟庸謀反案，寧波衛指揮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因此，明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非以通商不便也”（《續文獻通考》）。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進一步收緊了海禁，“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香貨， 因引蠻夷為盜， 命禮部嚴禁絕之，違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窩，其見有者， 限以二月銷盡。”（《續文獻通考》）“上以海外諸夷多詐， 絕其往來， 唯琉球、真臘、退羅許人貢。”（《明太祖實錄》）政府同時並且鼓勵檢舉揭發，舉報者可獲得“犯人家資之半”，而隱匿不報者，也要嚴厲處置，掀起了海禁的群眾運動。
一刀切的政令，試圖以犧牲沿海的民生作為穩定的代價。東南沿海往往地少人多，實際上不可能依賴單純的農業。比如福建，“田不供食， 以海為生，以津舶為家者， 十而九也。” （《天下郡國利病書》）
民眾們祖祖輩輩靠海吃海，突然“被”政策性下崗，原來的漁業、商業都被緊急“關停並轉”，政府卻又難以解決再就業的安置問題，這就逼迫沿海民眾麵臨陳勝、吳廣般的“進亦死、退亦死”的囚徒選擇。
下崗轉型
政府的高壓，幾乎使“海盜”成為沿海民眾再就業的唯一出路，中國的“海盜”們，寫在旗幟上的都是謙卑的祈求，平安、溫飽，草根階級最為渺小而瑣碎的“夢想”。
老百姓吃飯的問題，從來都比天還大，政府如果無法解決，民眾就會自行解決，這背後“看不見的手”，不光來自市場，更來自人類求生存的天賦本能。“私通者， 商也。官市不開， 私市不止，自然之勢也。”（《明經世丈編》）“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故民貧而盜愈起。……一旦戒嚴不得下水， 斷其生路， 若輩悉健有力， 勢不肯縛手困窮， 於是所在連結為寇， 潰裂以出。” (《東西洋考》)在海禁高壓之下，“海商”斷絕，“海盜”盛行，那是“以海為田”的沿海居民的唯一選擇。
海禁並沒有斷絕海上貿易，隻是將它們逼入了地下而已。
中國的對外貿易，原先主要依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調節，如今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橫。立麵理、引導並獲得稅賦的產業 插一槓，人為地減少了對國際市場的供給。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一下子全球緊缺，但是海外市場對“中國製造”的強勁需求卻依然存在，因此使中國商品的“經銷”——確切地說是“走私”——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牛市奔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