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兩位使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見到王直，並向他傳遞胡宗憲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上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對手下說：“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於是，他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日縱飲青樓，軍門間移之觀兵，因盛陳軍容，以陰懾其心”（《倭變事略》）。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當逮捕他的時候，王直“強項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倭變事略》）。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麵大員，他自己也陷身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隻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明代談遷《國榷》）。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隻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麵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麵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王直“雖係獄，其衣食臥具擬於職官。凡玩好之物，歌詠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娛其心，少有不懌，醫進湯藥以調護焉”（《倭變事略》）。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盡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隻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跡之外，他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第一桶金
“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隻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謝顧《擒獲汪直》）
按照謝顧的記錄，王直“於是遂起邪謀”。謝顧並沒有說明這段記載是否來自王直本人的口述，在王直被軟禁的2年中，以及更早前其母被連坐囚禁的時候，謝顧應當是有機會與王直及其家人當麵交流或參與審訊的。這種“天星入懷”的靈異把戲，與當年陳勝在魚肚子裏藏字條“大楚興、陳勝王”一樣，是中國的傳統遊戲。這種記載，由謝顧偽造的概率很低，倒是王直以此在自己的部眾麵前證明來歷不凡的可能性更大。
謝顧的回憶錄中，“王直”並不姓“王”，而是姓“汪”，汪直。但同時期人鄭若曾（《籌海圖編》）、田汝成（《王直傳》）在其著作中，都記載為“王直”，而且鄭若曾也是胡宗憲的幕僚，其《籌海圖編》更是不朽的海防名著。王直在其《自明疏》中也說：“帶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隸徽州府歙縣民”，似乎“王”、“汪”並用。清代張廷玉等編纂《明史》，採用的卻是“汪直”，這導致了後世在王直史料解讀上的困難。當代有專家推斷，“汪直”應該才是本名，一是汪姓乃徽州第一大姓，“十姓九汪”，二則當時王直當了“倭寇”，為免連累家族，極可能改姓為王。當然，也有人推測，王直改“汪”為“王”，是因為不屑與前朝臭名昭著的大太監汪直同名。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 。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對手下說：“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於是，他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日縱飲青樓，軍門間移之觀兵，因盛陳軍容，以陰懾其心”（《倭變事略》）。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當逮捕他的時候，王直“強項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倭變事略》）。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麵大員，他自己也陷身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隻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明代談遷《國榷》）。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隻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麵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麵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王直“雖係獄，其衣食臥具擬於職官。凡玩好之物，歌詠之什，罔不置之左右，以娛其心，少有不懌，醫進湯藥以調護焉”（《倭變事略》）。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盡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隻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跡之外，他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第一桶金
“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隻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
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謝顧《擒獲汪直》）
按照謝顧的記錄，王直“於是遂起邪謀”。謝顧並沒有說明這段記載是否來自王直本人的口述，在王直被軟禁的2年中，以及更早前其母被連坐囚禁的時候，謝顧應當是有機會與王直及其家人當麵交流或參與審訊的。這種“天星入懷”的靈異把戲，與當年陳勝在魚肚子裏藏字條“大楚興、陳勝王”一樣，是中國的傳統遊戲。這種記載，由謝顧偽造的概率很低，倒是王直以此在自己的部眾麵前證明來歷不凡的可能性更大。
謝顧的回憶錄中，“王直”並不姓“王”，而是姓“汪”，汪直。但同時期人鄭若曾（《籌海圖編》）、田汝成（《王直傳》）在其著作中，都記載為“王直”，而且鄭若曾也是胡宗憲的幕僚，其《籌海圖編》更是不朽的海防名著。王直在其《自明疏》中也說：“帶罪犯人王直，即汪五峰，直隸徽州府歙縣民”，似乎“王”、“汪”並用。清代張廷玉等編纂《明史》，採用的卻是“汪直”，這導致了後世在王直史料解讀上的困難。當代有專家推斷，“汪直”應該才是本名，一是汪姓乃徽州第一大姓，“十姓九汪”，二則當時王直當了“倭寇”，為免連累家族，極可能改姓為王。當然，也有人推測，王直改“汪”為“王”，是因為不屑與前朝臭名昭著的大太監汪直同名。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皆樂與之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