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桂鬱先生開門下車，大聲地喝退他。我問是怎麽回事？王法文先生解釋說：“那是一個腦袋有毛病的傻子，啥也不懂，就知道要錢！”
三國文化與旅遊經濟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長劉蘊英女士的接見和宴請。她頻頻舉杯，一方麵歡迎我對涿州的訪問，一方麵希望我在以後的講學和寫作中多多宣傳涿州。她感慨地說：“如今是市場經濟，涿州也需要發展的機會啊！”
按照劉蘊英副市長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聯的兩位負責人陪同我參觀張飛廟和盧植故裏。其中一人，是剛剛上任的文聯主席。早晨8點35分，文聯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後驅車往東而去。
我感覺方向不對，問曰：“張飛廟不是在西南方向嗎？為什麽反向而行呢？”
文聯主席說：“不去張飛廟。那兒沒什麽好看的。”他解釋說，張飛廟和三義宮一樣，原來都是明清時期的建築，後來又同樣毀於“文化大革命”。現在的張飛廟，是當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鋼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築。還有一座所謂的張飛古井，其實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台，1993年遷移到張飛廟南側。我問井下是否有泉水？文聯主席說：“一座裝模做樣的井台而已，深度不過兩米，哪裏來的泉水呢？”
我又問曰：“張飛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嗎？”
回答說：“也早就沒有泉水啦！”
繼續問曰：“為什麽要遷移到張飛廟呢？”
回答說：“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遊資源，服務於市場經濟。”
我覺得文聯主席挺有意思，臉上永遠掛著不以為然的淺笑，說話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說話之間，汽車已經“西轅東轍”地駛出涿州市區，來到盧家場村。文聯主席說，這個地方就是傳說中的盧植故裏。2000年在這裏發現一處東漢遺址，經文物勘探發現同時期墓葬，認定為盧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明白：文聯主席為什麽不帶我去張飛廟，卻要帶我來瞻仰盧植墓呢？
盧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學問家，也是劉備少年時代的老師。漢靈帝時，盧植被征為博士，與蔡邕等人在東觀校定《五經》、補續《漢紀》，並撰有《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等著作和碑、誄、表、記若幹篇。董卓專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盧植仗義執言。盧植晚年隱居於上穀軍都山，臨終前囑咐兒子們從簡料理後事，勿用棺槨，僅以“附體單帛”埋葬於土穴。
我問曰：“當年發現墓葬時，裏麵有什麽文物嗎？”
回答說：“隻是一個土台子罷了，並沒有什麽文物。”
我不願意相信。後來打電話求證於劉桂鬱先生，也說並未發現文物。之所以把那個土台子認定為盧植墓，是因為盧氏後裔一代一代傳說至今。此外還有許多歷史文獻的描述可資證明，南北朝時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即有盧植墓的記述，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年間王寂有詩雲：“南台故址今頹然，漢盧植墓疑相傳。”明朝有蔣一葵所著《長安客話》記載：“涿州境東南有漢盧植墓，土人呼為南台。”
“附體單帛”而葬的土穴裏當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麵感到失望，一方麵也嘖嘖稱嘆。一座沒有任何隨葬物品的遺塚，居然能夠用口口相傳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後認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驚奇。
我們現在看到的盧植墓園，修建於2001年，座北向南，占地10畝，比起那座頹然的南台故址氣派多了。墓園前麵，是一座明清風格的影壁，高4.8米、寬19.8米。影壁對應的山門，則為仿唐建築，高約7米。山門以裏，有東西殿各三間，均為仿唐建築。東殿曰範陽堂，西殿曰敦睦堂，中軸線為甬路。甬路向北，是一座仿漢牌樓。牌樓高寬各約4米，北有台階到達封土處。封土高約3米，直徑9米，即為盧植墓。
盧植以後，涿州便成為天下盧氏的郡望。韓國第6任總統盧泰愚和第9任總統盧武鉉亦是盧氏後裔，盧植墓前即立有盧泰愚題字的石碑。我呆呆地看著，總覺得盧植墓裏麵有什麽秘密。
於是又問曰：“裏麵埋的什麽？”
文聯主席回答說：“盧植沒有任何遺物，估計裏麵是空的吧？”
戀戀不捨地離開盧植故裏，我決定去看看涿州影視城。1994年中央電視台為了拍攝《三國演義》，在那裏建造了一片占地500畝的漢朝景區，包括魏、蜀、吳三國街景，以及徐州城樓、許昌城樓、荊州城樓、宰相府、知府院和宏偉壯觀的銅雀台景點等等。在此之前，還有為拍攝《唐明皇》建造的150畝唐朝景區。經過10多年的經營，已經形成總占地麵積達2200畝的仿古建築群。那種煊赫的陣勢，遠遠超過三義宮、張飛廟和盧植的墓園。
突然之間，我明白了文聯主席的不以為然：原來那些所謂的三國遺存，大多與涿州影視城一樣，不過是一些仿古建築而已。
想起一隻海螺
涿州是一座歷史名城，有著相當豐富的文物資源，包括從新石器時期到商、周、漢、唐、遼、元各個朝代的遺址與地下出土文物。但它的地麵建築，被“文化大革命”破壞得厲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1978年和1982年，還發生過涿州縣委（當時行政地名為涿縣）出賣、拆毀古建築的惡性事件，直到被時任河北省副省長的王東寧先生發現並派人製止。1995年6月，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劃歸涿州市旅遊文物局領導，形成利用歷史文物和仿古建築為旅遊經濟服務的業態。
三國文化與旅遊經濟
晚上很意外地受到涿州市副市長劉蘊英女士的接見和宴請。她頻頻舉杯，一方麵歡迎我對涿州的訪問，一方麵希望我在以後的講學和寫作中多多宣傳涿州。她感慨地說：“如今是市場經濟，涿州也需要發展的機會啊！”
按照劉蘊英副市長的安排，次日由涿州市文聯的兩位負責人陪同我參觀張飛廟和盧植故裏。其中一人，是剛剛上任的文聯主席。早晨8點35分，文聯主席和他的同事接到我，然後驅車往東而去。
我感覺方向不對，問曰：“張飛廟不是在西南方向嗎？為什麽反向而行呢？”
文聯主席說：“不去張飛廟。那兒沒什麽好看的。”他解釋說，張飛廟和三義宮一樣，原來都是明清時期的建築，後來又同樣毀於“文化大革命”。現在的張飛廟，是當地的村民在1993年用鋼筋水泥修建的仿古建築。還有一座所謂的張飛古井，其實是1984年由文物保管所重修的一座井台，1993年遷移到張飛廟南側。我問井下是否有泉水？文聯主席說：“一座裝模做樣的井台而已，深度不過兩米，哪裏來的泉水呢？”
我又問曰：“張飛古井的原址有泉水嗎？”
回答說：“也早就沒有泉水啦！”
繼續問曰：“為什麽要遷移到張飛廟呢？”
回答說：“為了合理配置和利用旅遊資源，服務於市場經濟。”
我覺得文聯主席挺有意思，臉上永遠掛著不以為然的淺笑，說話也很率直，甚至很有些冷幽默。說話之間，汽車已經“西轅東轍”地駛出涿州市區，來到盧家場村。文聯主席說，這個地方就是傳說中的盧植故裏。2000年在這裏發現一處東漢遺址，經文物勘探發現同時期墓葬，認定為盧植墓。直到今天我也沒弄明白：文聯主席為什麽不帶我去張飛廟，卻要帶我來瞻仰盧植墓呢？
盧植是一位德厚流光的大學問家，也是劉備少年時代的老師。漢靈帝時，盧植被征為博士，與蔡邕等人在東觀校定《五經》、補續《漢紀》，並撰有《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等著作和碑、誄、表、記若幹篇。董卓專政，肆虐朝廷，人皆敢怒而不敢言，惟有盧植仗義執言。盧植晚年隱居於上穀軍都山，臨終前囑咐兒子們從簡料理後事，勿用棺槨，僅以“附體單帛”埋葬於土穴。
我問曰：“當年發現墓葬時，裏麵有什麽文物嗎？”
回答說：“隻是一個土台子罷了，並沒有什麽文物。”
我不願意相信。後來打電話求證於劉桂鬱先生，也說並未發現文物。之所以把那個土台子認定為盧植墓，是因為盧氏後裔一代一代傳說至今。此外還有許多歷史文獻的描述可資證明，南北朝時期酈道元的《水經注》中即有盧植墓的記述，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年間王寂有詩雲：“南台故址今頹然，漢盧植墓疑相傳。”明朝有蔣一葵所著《長安客話》記載：“涿州境東南有漢盧植墓，土人呼為南台。”
“附體單帛”而葬的土穴裏當然找不到文物。我一方麵感到失望，一方麵也嘖嘖稱嘆。一座沒有任何隨葬物品的遺塚，居然能夠用口口相傳的方式，在1800多年以後認定它的主人，真是令人拍案驚奇。
我們現在看到的盧植墓園，修建於2001年，座北向南，占地10畝，比起那座頹然的南台故址氣派多了。墓園前麵，是一座明清風格的影壁，高4.8米、寬19.8米。影壁對應的山門，則為仿唐建築，高約7米。山門以裏，有東西殿各三間，均為仿唐建築。東殿曰範陽堂，西殿曰敦睦堂，中軸線為甬路。甬路向北，是一座仿漢牌樓。牌樓高寬各約4米，北有台階到達封土處。封土高約3米，直徑9米，即為盧植墓。
盧植以後，涿州便成為天下盧氏的郡望。韓國第6任總統盧泰愚和第9任總統盧武鉉亦是盧氏後裔，盧植墓前即立有盧泰愚題字的石碑。我呆呆地看著，總覺得盧植墓裏麵有什麽秘密。
於是又問曰：“裏麵埋的什麽？”
文聯主席回答說：“盧植沒有任何遺物，估計裏麵是空的吧？”
戀戀不捨地離開盧植故裏，我決定去看看涿州影視城。1994年中央電視台為了拍攝《三國演義》，在那裏建造了一片占地500畝的漢朝景區，包括魏、蜀、吳三國街景，以及徐州城樓、許昌城樓、荊州城樓、宰相府、知府院和宏偉壯觀的銅雀台景點等等。在此之前，還有為拍攝《唐明皇》建造的150畝唐朝景區。經過10多年的經營，已經形成總占地麵積達2200畝的仿古建築群。那種煊赫的陣勢，遠遠超過三義宮、張飛廟和盧植的墓園。
突然之間，我明白了文聯主席的不以為然：原來那些所謂的三國遺存，大多與涿州影視城一樣，不過是一些仿古建築而已。
想起一隻海螺
涿州是一座歷史名城，有著相當豐富的文物資源，包括從新石器時期到商、周、漢、唐、遼、元各個朝代的遺址與地下出土文物。但它的地麵建築，被“文化大革命”破壞得厲害。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1978年和1982年，還發生過涿州縣委（當時行政地名為涿縣）出賣、拆毀古建築的惡性事件，直到被時任河北省副省長的王東寧先生發現並派人製止。1995年6月，涿州市文物保管所劃歸涿州市旅遊文物局領導，形成利用歷史文物和仿古建築為旅遊經濟服務的業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