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劉備用仁義來贏得人心的說法，恐怕亦是現代人自以為是的想法。如果用仁義的麵孔來贏得人心，那還叫仁義嗎？那就成了一種假仁假義。換一句話說，那就是劉備在欺騙關羽和張飛。美國總統林肯有一句名言:“你可以短時間地欺騙所有人，也可以長時間地欺騙一個人，但絕不可能長時間地欺騙所有人。”如果劉備是一個假仁假義的騙子，那他怎麽可能長時間地欺騙所有人呢？而他的騙局居然可以如此巧妙，不僅可以騙過同時代的人，還能夠騙過1800年來無數研究三國歷史的學者，隻有聰明的現代人才能看破其中的玄機？
我告之於w先生說：“您既然是三義宮旅遊公司的總經理，怎麽可以用這些想當然的說法來玷汙劉備的令名呢？”
我的看法是：當漢室興隆時，劉備以漢室宗親自稱，或有炫耀身份之嫌疑；當漢室傾頹時，劉備表白自己漢室宗親的身份，反映的卻是他對於家國的熱愛、以及救困扶危的擔當和勇氣。抗日戰爭時期，吉鴻昌將軍在胸前佩戴“我是中國人”的銘牌，反映的也是這樣的熱愛、這樣的擔當、這樣的勇氣。
至於仁義，那是人類本來就有的善良天性——人之初，性本善，隻要人性沒有被暴力扭曲，沒有被罪惡玷汙，那種善良的品質就會在每個人身上閃爍出靚麗的光芒。劉備、關羽、張飛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因為那個黑暗的世態映襯了他們身上的仁義之光。
w先生聽了，不禁為之聳然而動容。
人間有滄桑
多年以來，經常有人問我：“從五四運動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九十年的時光，你怎麽還有這種擁劉反曹的封建思想呢？”一邊問，一邊還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故紙堆裏跑出來的怪物。
我會下意識地抖抖我的西服，然後反問：你所謂的封建思想究竟是什麽意思？難道擁劉反曹就是你所說的封建思想嗎？難道就因為劉備姓劉，我們就不能讚美他的仁義嗎？
這樣的質問和交談，能夠讓我們接近事情的真相。我們可以談到那時候的文化、那時候的政局、那時候的世態人心，並且與我們當前的社會形態聯繫起來。而我也會因為慷慨激昂，以至於無法掩飾談話的鋒芒。
王法文先生和劉桂鬱先生一直在傾聽。他們並不一定全然認同我的觀點，卻始終寬容地向我微笑著。在恰當的時候，他們談起了涿州和三義宮的歷史變遷。
涿州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年荊軻向秦王進獻的地圖，就是涿州的地圖。圖窮匕現，出現了荊軻刺殺秦王的悲壯場麵。那麽，秦王為什麽如此垂涎涿州的地圖呢？劉桂鬱先生回答說，因為涿州肥沃的原野和富饒的物產。
涿州及其周邊地區，即是歷史上所說的督亢，古來即有“小江南”的美喻。尤其是大邵村、小邵村、夾河村和馮村花園一帶，每到夏天，早稻吐穗，荷花盛開，四野飄香，景色甚是優美。民國時期，主編《涿州縣誌》的周存培有詩讚曰：“山光潑翠水托藍，獲稻分秧事事諳。十頃荷花萬株柳，卜居須住小江南。” 王法文先生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候春有“樓桑春社”、夏有“邵村花田”、秋有“督亢秋成”、 冬有“盤坡積雪”，真是人世間的天堂啊！直到197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考察涿州，還在讚嘆此處是“得天獨厚盛產水稻的好地方”。
如今，涿州地區水係縱橫、蒼翠欲滴的田園景象，正在成為一個遠去的記憶。隨著拒馬河、胡良河的斷流， 曾經充滿詩情畫意的“拒馬長虹”和“胡良曉月”也已經風光不再。放眼望去，再也看不到一塊池塘或者一條水溝，隻有滿眼灰濛濛的塵土。當地的居民隻能從地下采水飲用，據說在某些地方，直到70米以下才能打出水來。如果遇上幹旱，不要說什麽水稻，連小麥都沒有辦法成活。隻有在雨季，河道裏才有水流經過，但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王法文先生感嘆說：“從1973年到現在，僅僅過去了三十多年，怎麽會有這樣恍若隔世的變化呢？”
與這片土地同時發生變化的，還有歷經劫難的三義宮。“文化大革命”期間，三義宮被當作所謂的“四舊”u，遭到一群紅衛兵無情地破壞。金碧輝煌的殿堂被拆毀。紅鬆木雕的神像被焚燒。林立的碑碣被砸爛。還有那些三、四人合抱的古鬆古柏，因為發生武鬥死了人，也被鋸倒做了棺木。劉桂鬱先生1968年來到這裏，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殘垣斷壁連接著荒蕪破舊的山門，圍攏著好大一片瓦礫場。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為什麽要重建三義宮，也不知道三義宮是否真的能夠重建起來。明清時期的古建築換成了鋼筋混泥土結構，紅鬆木雕的神像也換成了泥胎彩繪，隻有當年那些參天的古鬆古柏無法替代，便按照《三國演義》中的描述種上桃樹。時值早春時節，那些桃樹剛剛發芽，仿佛一排排六、七歲的小學生在做午間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著稚嫩的枝椏。
道義無今古，人間有滄桑，我們感慨著，渾然不覺時間的逝去。當我們從三義宮出來，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鍾的光景。按照計劃，應該去張飛廟的，看看天色已晚，隻能改到明天去。
剛走不遠，一位衣衫髒亂的少年突如其來地撲到車頭上，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我告之於w先生說：“您既然是三義宮旅遊公司的總經理，怎麽可以用這些想當然的說法來玷汙劉備的令名呢？”
我的看法是：當漢室興隆時，劉備以漢室宗親自稱，或有炫耀身份之嫌疑；當漢室傾頹時，劉備表白自己漢室宗親的身份，反映的卻是他對於家國的熱愛、以及救困扶危的擔當和勇氣。抗日戰爭時期，吉鴻昌將軍在胸前佩戴“我是中國人”的銘牌，反映的也是這樣的熱愛、這樣的擔當、這樣的勇氣。
至於仁義，那是人類本來就有的善良天性——人之初，性本善，隻要人性沒有被暴力扭曲，沒有被罪惡玷汙，那種善良的品質就會在每個人身上閃爍出靚麗的光芒。劉備、關羽、張飛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因為那個黑暗的世態映襯了他們身上的仁義之光。
w先生聽了，不禁為之聳然而動容。
人間有滄桑
多年以來，經常有人問我：“從五四運動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九十年的時光，你怎麽還有這種擁劉反曹的封建思想呢？”一邊問，一邊還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好像我是故紙堆裏跑出來的怪物。
我會下意識地抖抖我的西服，然後反問：你所謂的封建思想究竟是什麽意思？難道擁劉反曹就是你所說的封建思想嗎？難道就因為劉備姓劉，我們就不能讚美他的仁義嗎？
這樣的質問和交談，能夠讓我們接近事情的真相。我們可以談到那時候的文化、那時候的政局、那時候的世態人心，並且與我們當前的社會形態聯繫起來。而我也會因為慷慨激昂，以至於無法掩飾談話的鋒芒。
王法文先生和劉桂鬱先生一直在傾聽。他們並不一定全然認同我的觀點，卻始終寬容地向我微笑著。在恰當的時候，他們談起了涿州和三義宮的歷史變遷。
涿州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當年荊軻向秦王進獻的地圖，就是涿州的地圖。圖窮匕現，出現了荊軻刺殺秦王的悲壯場麵。那麽，秦王為什麽如此垂涎涿州的地圖呢？劉桂鬱先生回答說，因為涿州肥沃的原野和富饒的物產。
涿州及其周邊地區，即是歷史上所說的督亢，古來即有“小江南”的美喻。尤其是大邵村、小邵村、夾河村和馮村花園一帶，每到夏天，早稻吐穗，荷花盛開，四野飄香，景色甚是優美。民國時期，主編《涿州縣誌》的周存培有詩讚曰：“山光潑翠水托藍，獲稻分秧事事諳。十頃荷花萬株柳，卜居須住小江南。” 王法文先生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候春有“樓桑春社”、夏有“邵村花田”、秋有“督亢秋成”、 冬有“盤坡積雪”，真是人世間的天堂啊！直到197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考察涿州，還在讚嘆此處是“得天獨厚盛產水稻的好地方”。
如今，涿州地區水係縱橫、蒼翠欲滴的田園景象，正在成為一個遠去的記憶。隨著拒馬河、胡良河的斷流， 曾經充滿詩情畫意的“拒馬長虹”和“胡良曉月”也已經風光不再。放眼望去，再也看不到一塊池塘或者一條水溝，隻有滿眼灰濛濛的塵土。當地的居民隻能從地下采水飲用，據說在某些地方，直到70米以下才能打出水來。如果遇上幹旱，不要說什麽水稻，連小麥都沒有辦法成活。隻有在雨季，河道裏才有水流經過，但很快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王法文先生感嘆說：“從1973年到現在，僅僅過去了三十多年，怎麽會有這樣恍若隔世的變化呢？”
與這片土地同時發生變化的，還有歷經劫難的三義宮。“文化大革命”期間，三義宮被當作所謂的“四舊”u，遭到一群紅衛兵無情地破壞。金碧輝煌的殿堂被拆毀。紅鬆木雕的神像被焚燒。林立的碑碣被砸爛。還有那些三、四人合抱的古鬆古柏，因為發生武鬥死了人，也被鋸倒做了棺木。劉桂鬱先生1968年來到這裏，看到的是一道低矮的殘垣斷壁連接著荒蕪破舊的山門，圍攏著好大一片瓦礫場。
我不知道涿州市政府為什麽要重建三義宮，也不知道三義宮是否真的能夠重建起來。明清時期的古建築換成了鋼筋混泥土結構，紅鬆木雕的神像也換成了泥胎彩繪，隻有當年那些參天的古鬆古柏無法替代，便按照《三國演義》中的描述種上桃樹。時值早春時節，那些桃樹剛剛發芽，仿佛一排排六、七歲的小學生在做午間操似的，向天空中伸展著稚嫩的枝椏。
道義無今古，人間有滄桑，我們感慨著，渾然不覺時間的逝去。當我們從三義宮出來，已經是下午四五點鍾的光景。按照計劃，應該去張飛廟的，看看天色已晚，隻能改到明天去。
剛走不遠，一位衣衫髒亂的少年突如其來地撲到車頭上，攔住了我們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