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中所謂“國民黨特派員某君”應即陸惠生，但該段細節與陸惠生所記略有不同，陸惠生謂英探入室拘捕，此段則謂應夔丞在樓下被捕。陸為親歷之人，因此應以其所記為準。
需要指出的是，《民權報》記者何海鳴在1917年所寫《金陵紀戰》中也曾提及宋案破獲情形，謂：“癸醜三月，宋漁父先生遭人暗殺，予介紹張秀泉及鄧某於陳英士處，為其發秘。於是，袁世凱之罪惡，乃大暴於天下。案破後，張、鄧以未得酬勞，有怨言。予因他事，亦不豫於心。”[70]據此，除陸惠生外，何海鳴也是從張秀泉及鄧文斌處獲得線索之人。從陸惠生所謂“張知此事之必與此案有涉也，因來告餘”雲雲來看，[71]張秀泉有可能是將線索分別報告給了陸惠生和何海鳴。當然，由於陸惠生是陳其美手下幹員，也不能排除陸惠生是在何海鳴將線索報告陳其美後，受陳其美指派出麵聯合張秀泉破案。[72]不過還要指出的是，陸惠生在『宋案破獲始末記』中隻字未提何海鳴及其他國民黨要人，其中原因或許可以用李定夷《洪述祖外傳》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他說：
破獲宋案者，《民權報》主筆何氏也。時記者共襄《民權》筆政，知之甚悉。何氏雖降於軍閥，不能始終民黨，然於宋案確有破獲之功，其手段之敏捷，比之名探，無多讓焉！當時以應黨林立，何雖破獲此案，民黨報紙相約堅守秘密，而何亦深居簡出，旋赴潯陽謁贛督李烈鈞，規劃起兵事，由是益無人知何與此案之關係矣。[73]
據此，何海鳴當時沒有露麵，主要是擔心遭到應黨暗算。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寫於1913年6月，其時宋案風潮尚未散去，文中隻字不提何海鳴、陳其美等人，或許也是這個原因。
除了張秀泉、鄧文斌提供的王阿法這條線索外，國民黨人能夠迅速鎖定應夔丞，還因為陳其美、黃郛等人在時任南京電報局總辦吳佩潢幫助下，通過檢查電報，發現應夔丞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往來密切，從而使案情獲得巨大突破。吳佩潢曾於1917年6月20日在上海公共公廨第六次預審洪述祖時作為證人上堂，證明宋案證據中之各種電報，“當時由伊經手檢查，確係應桂馨寄與洪述祖之密電”，並說：
我係本埠電報局畢業生，向在局中辦事。嗣於民國元年二月間，奉交通部命令，委任南京電報局總辦。迨宋案發生，由都督（即程德全——引者）委任檢查電報，是以來滬。[74]
另據黃膺白（郛）夫人沈亦雲回憶：
宋案破案的線索由於密電。吳承齋先生（佩潢）自清末即任職上海電報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時，上海尚未舉義前，為電報而認識他。他與英士先生為吳興同鄉，能看電碼不必翻而知其文，未出過國而英文英語都極好。宋案得電報中尋線索，亦由他先想著。一個幫會頭腦，做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亦辦過南京總統府成立時庶務的應桂馨，忽然與北京要人頻通密電，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應的家裏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證俱獲。教唆者為政府當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雖然置身革命，對不光明的殺人始終反對。[75]
陳果夫在《陳英士先生與二次革命》一文中也曾講到吳佩潢在破獲宋案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英士先生聽得外麵謠言說是他刺殺宋先生的話以後，便找了吳佩潢來。吳是替英士先生做情報工作的，在上海當電報局局長。袁和上海方麵往來電報，我們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吳佩潢的功。宋案能在三小時（應為三天——引者）內破案，也就因為在電報中找出線索，那幾個人有電報，那些人有關係，所以一索即得，否則是不易破案的。[76]
此段記述有兩點不夠確切，一是吳佩潢當時是南京電報局總辦，而非上海電報局局長，二是吳佩潢是受江蘇都督程德全委派到上海來檢查電報的，到上海後方配合陳其美等破案。
正是因為有張秀泉、鄧文斌提供的線索，和電報局發現的證據，陳其美、陸惠生等才很快將應夔丞鎖定，並證實主使之人來自北京，也就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應夔丞入捕房後，“百般運動，到處造謠”。[77]其人家資頗厚，因此很快便延定羅禮士、愛理斯等四名律師為其辯護，並自恃“為渠運動之人甚夥，毫無畏怯之態”。[78]被捕當日（3月24日）下午，公共公堂特開特別公堂研訊，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師詰問王阿法，並令應夔丞向王阿法盤詰，因王阿法前後所供情節略有不符，且見證未齊，判定應夔丞帶回捕房，王阿法交保候質。[79]3月25日午後，羅禮士至總巡捕房向應夔丞探問情由，應夔丞聲稱：“平日與宋教仁毫無嫌隙，並無唆使行刺，亦無暗殺政客思想，宋教仁為何人行刺，均屬不知……至販古董人出為證人，更屬不合。餘買字畫果曾有之，至王阿發等平素均不往來，亦不認識。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機密事，豈肯泄露於人，而武士英更不知為何許人也。”[80]3月31日下午進行第一次預審，由公廨正會審官關炯之會同英副領事康君及公廨秘書員楊君列座會訊。捕房代表律師侃克、政府代表律師德雷斯、被告代表律師愛理斯等均到。因愛理斯要求改期研訊，應夔丞與武士英在公堂均未開口。[81]此後，如前文所述，一方麵應夔丞寫信向內務部次長言敦源求助，另一方麵應夔丞黨徒唆使武士英翻供，故4月4日第二次預審時，武士英突然改口，否認認識應夔丞，稱殺宋係其一人所為。4月5日第三次預審主要是原被告律師相互辯駁，原被告律師與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相互問答，以及閉門審查從應宅所獲證物。[82]4月7日第四次預審，一是由被告律師沃沛詢問總捕頭卜羅斯搜查證據等事，二是沃沛對證物內容之辯駁，三是再傳王阿法上堂，由原告律師侃克詢問，王阿法明確指認應夔丞囑其刺殺者為宋教仁。[83]4月9日午後第五次預審，應夔丞接受其所聘律師愛理斯訊問，回答其身份及過往經歷。[84]4月11日第六次預審，應夔丞繼續接受愛理斯及康副領事等詢問，稱自己與宋教仁“在南京政府時見過麵，僅頷首而已”，又稱武士英是被人引至其家的，暗殺前與武並不相識，自己得知武殺宋後，設法用好話穩住武士英，正準備到南京向程都督報告。又否認自己曾叫王阿法殺人。公堂就所搜獲電報向應詢問，應“答詞甚支吾”，否認“燬宋酬勛”之“宋”為宋教仁。[85]此次預審涉及武士英部分，應夔丞基本上是按照4月3日寫給言敦源的求救信中提前設計好的腳本回答。而在公廨外，應夔丞律師又試圖按照給言敦源信中所設想的辦法，運動領事團出麵幹預，力求給應夔丞脫罪。[86]4月12日第七次預審，被告律師沃沛將宋案說成“國事”性質，提出“移交時決不能交與反對黨之公堂，恐不能有公道之辦法”；代表中國政府之德雷斯律師反駁稱，被告律師所說表明“被告代表已承認，堂上已將證據證實在被告身上”；捕房代表律師侃克則謂：“本律師預備暗殺案一切預審，現已預審清楚，不論有無政治關係，及被告之職任如何，然而終屬暗殺。”隨即，公堂正審官關炯之援筆判定：“預審明確，案係發生車站，應即商明領事團，移交中國內地法庭，歸案訊辦。”[87]
需要指出的是，《民權報》記者何海鳴在1917年所寫《金陵紀戰》中也曾提及宋案破獲情形，謂：“癸醜三月，宋漁父先生遭人暗殺，予介紹張秀泉及鄧某於陳英士處，為其發秘。於是，袁世凱之罪惡，乃大暴於天下。案破後，張、鄧以未得酬勞，有怨言。予因他事，亦不豫於心。”[70]據此，除陸惠生外，何海鳴也是從張秀泉及鄧文斌處獲得線索之人。從陸惠生所謂“張知此事之必與此案有涉也，因來告餘”雲雲來看，[71]張秀泉有可能是將線索分別報告給了陸惠生和何海鳴。當然，由於陸惠生是陳其美手下幹員，也不能排除陸惠生是在何海鳴將線索報告陳其美後，受陳其美指派出麵聯合張秀泉破案。[72]不過還要指出的是，陸惠生在『宋案破獲始末記』中隻字未提何海鳴及其他國民黨要人，其中原因或許可以用李定夷《洪述祖外傳》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他說：
破獲宋案者，《民權報》主筆何氏也。時記者共襄《民權》筆政，知之甚悉。何氏雖降於軍閥，不能始終民黨，然於宋案確有破獲之功，其手段之敏捷，比之名探，無多讓焉！當時以應黨林立，何雖破獲此案，民黨報紙相約堅守秘密，而何亦深居簡出，旋赴潯陽謁贛督李烈鈞，規劃起兵事，由是益無人知何與此案之關係矣。[73]
據此，何海鳴當時沒有露麵，主要是擔心遭到應黨暗算。陸惠生『宋案破獲始末記』寫於1913年6月，其時宋案風潮尚未散去，文中隻字不提何海鳴、陳其美等人，或許也是這個原因。
除了張秀泉、鄧文斌提供的王阿法這條線索外，國民黨人能夠迅速鎖定應夔丞，還因為陳其美、黃郛等人在時任南京電報局總辦吳佩潢幫助下，通過檢查電報，發現應夔丞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往來密切，從而使案情獲得巨大突破。吳佩潢曾於1917年6月20日在上海公共公廨第六次預審洪述祖時作為證人上堂，證明宋案證據中之各種電報，“當時由伊經手檢查，確係應桂馨寄與洪述祖之密電”，並說：
我係本埠電報局畢業生，向在局中辦事。嗣於民國元年二月間，奉交通部命令，委任南京電報局總辦。迨宋案發生，由都督（即程德全——引者）委任檢查電報，是以來滬。[74]
另據黃膺白（郛）夫人沈亦雲回憶：
宋案破案的線索由於密電。吳承齋先生（佩潢）自清末即任職上海電報局，膺白在辛亥革命時，上海尚未舉義前，為電報而認識他。他與英士先生為吳興同鄉，能看電碼不必翻而知其文，未出過國而英文英語都極好。宋案得電報中尋線索，亦由他先想著。一個幫會頭腦，做過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亦辦過南京總統府成立時庶務的應桂馨，忽然與北京要人頻通密電，事有可疑。租界巡捕房在應的家裏查出密本，真相大白，人證俱獲。教唆者為政府當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我們雖然置身革命，對不光明的殺人始終反對。[75]
陳果夫在《陳英士先生與二次革命》一文中也曾講到吳佩潢在破獲宋案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英士先生聽得外麵謠言說是他刺殺宋先生的話以後，便找了吳佩潢來。吳是替英士先生做情報工作的，在上海當電報局局長。袁和上海方麵往來電報，我們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吳佩潢的功。宋案能在三小時（應為三天——引者）內破案，也就因為在電報中找出線索，那幾個人有電報，那些人有關係，所以一索即得，否則是不易破案的。[76]
此段記述有兩點不夠確切，一是吳佩潢當時是南京電報局總辦，而非上海電報局局長，二是吳佩潢是受江蘇都督程德全委派到上海來檢查電報的，到上海後方配合陳其美等破案。
正是因為有張秀泉、鄧文斌提供的線索，和電報局發現的證據，陳其美、陸惠生等才很快將應夔丞鎖定，並證實主使之人來自北京，也就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
應夔丞入捕房後，“百般運動，到處造謠”。[77]其人家資頗厚，因此很快便延定羅禮士、愛理斯等四名律師為其辯護，並自恃“為渠運動之人甚夥，毫無畏怯之態”。[78]被捕當日（3月24日）下午，公共公堂特開特別公堂研訊，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師詰問王阿法，並令應夔丞向王阿法盤詰，因王阿法前後所供情節略有不符，且見證未齊，判定應夔丞帶回捕房，王阿法交保候質。[79]3月25日午後，羅禮士至總巡捕房向應夔丞探問情由，應夔丞聲稱：“平日與宋教仁毫無嫌隙，並無唆使行刺，亦無暗殺政客思想，宋教仁為何人行刺，均屬不知……至販古董人出為證人，更屬不合。餘買字畫果曾有之，至王阿發等平素均不往來，亦不認識。如果心存行刺，此等機密事，豈肯泄露於人，而武士英更不知為何許人也。”[80]3月31日下午進行第一次預審，由公廨正會審官關炯之會同英副領事康君及公廨秘書員楊君列座會訊。捕房代表律師侃克、政府代表律師德雷斯、被告代表律師愛理斯等均到。因愛理斯要求改期研訊，應夔丞與武士英在公堂均未開口。[81]此後，如前文所述，一方麵應夔丞寫信向內務部次長言敦源求助，另一方麵應夔丞黨徒唆使武士英翻供，故4月4日第二次預審時，武士英突然改口，否認認識應夔丞，稱殺宋係其一人所為。4月5日第三次預審主要是原被告律師相互辯駁，原被告律師與西探總目安姆斯脫郎相互問答，以及閉門審查從應宅所獲證物。[82]4月7日第四次預審，一是由被告律師沃沛詢問總捕頭卜羅斯搜查證據等事，二是沃沛對證物內容之辯駁，三是再傳王阿法上堂，由原告律師侃克詢問，王阿法明確指認應夔丞囑其刺殺者為宋教仁。[83]4月9日午後第五次預審，應夔丞接受其所聘律師愛理斯訊問，回答其身份及過往經歷。[84]4月11日第六次預審，應夔丞繼續接受愛理斯及康副領事等詢問，稱自己與宋教仁“在南京政府時見過麵，僅頷首而已”，又稱武士英是被人引至其家的，暗殺前與武並不相識，自己得知武殺宋後，設法用好話穩住武士英，正準備到南京向程都督報告。又否認自己曾叫王阿法殺人。公堂就所搜獲電報向應詢問，應“答詞甚支吾”，否認“燬宋酬勛”之“宋”為宋教仁。[85]此次預審涉及武士英部分，應夔丞基本上是按照4月3日寫給言敦源的求救信中提前設計好的腳本回答。而在公廨外，應夔丞律師又試圖按照給言敦源信中所設想的辦法，運動領事團出麵幹預，力求給應夔丞脫罪。[86]4月12日第七次預審，被告律師沃沛將宋案說成“國事”性質，提出“移交時決不能交與反對黨之公堂，恐不能有公道之辦法”；代表中國政府之德雷斯律師反駁稱，被告律師所說表明“被告代表已承認，堂上已將證據證實在被告身上”；捕房代表律師侃克則謂：“本律師預備暗殺案一切預審，現已預審清楚，不論有無政治關係，及被告之職任如何，然而終屬暗殺。”隨即，公堂正審官關炯之援筆判定：“預審明確，案係發生車站，應即商明領事團，移交中國內地法庭，歸案訊辦。”[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