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答案揭曉，洪、應所謂“激烈舉動”或“激烈文章”，原來是要“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鈔、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以敗壞國民黨領袖聲譽，從而達到打擊國民黨的目的，而洪、應則可藉機向政府索取一筆巨款。洪述祖知道，採取這樣的“激烈舉動”，或做這樣的“激烈文章”，是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別叮囑應夔丞“閱後付丙”。[82]由“冬電”來看，應夔丞計劃這樣做的理由，是“東電所陳兩綱，其一已有把握，慮被利用”，也就是說擔心操弄憲法起草之舉反被國民黨方麵利用，因此，為保險起見，已向日本購買“孫黃宋劣史”等，輯印10萬冊，擬從橫濱發行，以損毀國民黨領袖聲譽，鞏固政府方麵支持者。應夔丞後來解釋說，這樣做是因為他看到國民黨影響越來越大，自己“無力防阻黨人”，因此欲“藉毀損其名譽，以杜一般社會之盲從，稍阻危機於一發”。[83]洪述祖則說，這樣做“不過欲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去之，以破其黨派專製之鬼蜮而已”。[84]但這樣一來，洪、應對付國民黨人的手法和內容就再次發生變化，由“文字鼓吹”與“金錢聯合”操弄憲法起草，轉為搜集所謂“劣史”，直接構陷國民黨領袖人物。
為了讓政府相信這樣做有其必要性，應夔丞在“冬電”中不惜虛構、誇大事實，乃至以危言聳動政府。比如，電文首句以“孫、黃、黎、宋運動極烈”一語，來描述當時這幾人“運動”正式大總統選舉的嚴峻形勢，但實際上黎元洪根本無意競選正式大總統。早在1912年8月，德國《柏林日報》駐北京記者薩決曼就曾問黎元洪：“來歲正式政府成立，誰人將為大總統？副總統亦有意於此乎？”黎曰：“否。餘不願為大總統。餘軍人也，餘願仍服舊職，此人所望於餘，餘自忖亦能勉強承乏。至大總統一職，餘友袁君將實膺之，餘將竭餘之全力以助。”[85]孫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無意競選正式大總統。就在“冬電”發出前幾天，即1月29日，孫中山在接見日本駐滬人員宗方小太郎時，還表示自己“斷不肯擔任總統”，又表示：“餘個人相信，袁乃最穩妥之人物，故第一期總統以舉彼為得策。”[86]在電末，應夔丞更以危詞聳動政府，稱：“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另外，電文謂“民黨忽主舉宋任總理”，同樣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來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電告章士釗，將於1月21日到武漢。[87]而黃興恰在宋教仁到武漢之前，辭去湖北鐵路督辦之職，緊接著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從武漢到達上海，這時孫中山已經到了日本。應夔丞發出“冬電”前一段時間，宋教仁與孫、黃等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並不在一處，國民黨不可能做出“忽主舉宋任總理”的決定。事實上，就在“冬電”發出前幾天，報紙仍然報導：“國民黨則種種主張不一，首以黃氏為大總統，否則以黎氏為大總統，以黃氏為副總統，而實權為黃氏所握；再次則以袁氏為大總統，以黃氏為國務總理；如形勢上有變更，萬不得已時，則以宋氏為國務總理，維持勢力。”[89]可見國民黨並未確定宋任總理。
為了藉機索款，應夔丞又絞盡腦汁編造了“已向日本購”得“孫黃宋劣史”等材料的曲折細節，向趙秉鈞報告說，他的計劃已經被孫中山知道了，孫中山要黃興遣“馬姓”到日本重資買毀，他所派購得“劣史”者一方麵向“馬姓”索要30萬元，另一方麵“陽許陰尼”，在獲得3萬元後，又電告第三方要挾“馬姓”，使得“馬姓”顧此失彼，“雖百倍其價”，終於沒能買毀“孫黃宋劣史”等。應又自誇，此事之所以能做得如此“變象萬千”，使孫中山等“無計設法，無從捉摸”，是因為他曾在南京政府供事，知道孫中山“除空言邀譽外，直是無一政策”，黃、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應在“冬電”中說，購得“劣史”者向“馬姓”索要30萬元，實際上就是暗示趙秉鈞，需要花30萬元才能得到“孫黃宋劣史”等。然而，從後來情況看，政府並沒有收到這些材料，事實上也根本沒有這些材料。應夔丞說“擬從橫濱發行”，其實是因為他心裏知道，根本沒有“劣史”可以購回國內，說“擬從橫濱發行”不過是要掩人耳目。正因為是虛構的，所以我們將會看到，洪、應合作的這篇“激烈文章”，不久以後就無法寫下去了。
在洪、應的構陷計劃中，還有一點須格外注意，即該計劃的詆毀對象雖然包括孫、黃、宋三人，但很顯然，孫、黃隻是陪襯，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標。這是因為，同盟會於1912年8月改組為國民黨主要是在宋教仁積極努力下完成的，其後孫中山以主要精力從事於“社會事業”，黃興亦一度擔任湖北鐵路督辦。唯有宋教仁仍以主要精力從事政治運動，大力宣講其政黨內閣主張，並為國會選舉奔走呼號，輿論至有“在革命時代，宋實不如孫、黃，而在政黨時代，雖孫、黃實不如宋也”之說。[90]應夔丞特別告訴趙秉鈞“民黨忽主舉宋任總理”，其用心之險惡暴露無遺。在應夔丞看來，宋教仁是趙秉鈞保住總理位置的最大威脅，因此他不惜虛構事實，特別提出此點，欲以此來激刺趙秉鈞。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導致宋教仁成為應、洪陷害的主要目標，即宋教仁於1913年1月下旬到達武漢後，欲行“以黎製袁”之計，一度與黃興極力運動黎元洪出選正式大總統，而由國民黨人出任總理，掌握實權。但黎元洪最終拒絕，並將內情“和盤托出，盡情以電告袁總統，並自陳述衷情，甚不欲為總統”，導致宋教仁的計劃失敗。[91]“冬電”所謂“孫、黃、黎、宋運動極烈”，部分含義似即指此，而所謂“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雲雲，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樣，宋教仁此時已經被洪、應視為“出頭鳥”，其後來成為被刺目標，實在此構陷計劃當中已露出端倪。
為了讓政府相信這樣做有其必要性，應夔丞在“冬電”中不惜虛構、誇大事實，乃至以危言聳動政府。比如，電文首句以“孫、黃、黎、宋運動極烈”一語，來描述當時這幾人“運動”正式大總統選舉的嚴峻形勢，但實際上黎元洪根本無意競選正式大總統。早在1912年8月，德國《柏林日報》駐北京記者薩決曼就曾問黎元洪：“來歲正式政府成立，誰人將為大總統？副總統亦有意於此乎？”黎曰：“否。餘不願為大總統。餘軍人也，餘願仍服舊職，此人所望於餘，餘自忖亦能勉強承乏。至大總統一職，餘友袁君將實膺之，餘將竭餘之全力以助。”[85]孫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無意競選正式大總統。就在“冬電”發出前幾天，即1月29日，孫中山在接見日本駐滬人員宗方小太郎時，還表示自己“斷不肯擔任總統”，又表示：“餘個人相信，袁乃最穩妥之人物，故第一期總統以舉彼為得策。”[86]在電末，應夔丞更以危詞聳動政府，稱：“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另外，電文謂“民黨忽主舉宋任總理”，同樣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來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電告章士釗，將於1月21日到武漢。[87]而黃興恰在宋教仁到武漢之前，辭去湖北鐵路督辦之職，緊接著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從武漢到達上海，這時孫中山已經到了日本。應夔丞發出“冬電”前一段時間，宋教仁與孫、黃等國民黨主要領導人並不在一處，國民黨不可能做出“忽主舉宋任總理”的決定。事實上，就在“冬電”發出前幾天，報紙仍然報導：“國民黨則種種主張不一，首以黃氏為大總統，否則以黎氏為大總統，以黃氏為副總統，而實權為黃氏所握；再次則以袁氏為大總統，以黃氏為國務總理；如形勢上有變更，萬不得已時，則以宋氏為國務總理，維持勢力。”[89]可見國民黨並未確定宋任總理。
為了藉機索款，應夔丞又絞盡腦汁編造了“已向日本購”得“孫黃宋劣史”等材料的曲折細節，向趙秉鈞報告說，他的計劃已經被孫中山知道了，孫中山要黃興遣“馬姓”到日本重資買毀，他所派購得“劣史”者一方麵向“馬姓”索要30萬元，另一方麵“陽許陰尼”，在獲得3萬元後，又電告第三方要挾“馬姓”，使得“馬姓”顧此失彼，“雖百倍其價”，終於沒能買毀“孫黃宋劣史”等。應又自誇，此事之所以能做得如此“變象萬千”，使孫中山等“無計設法，無從捉摸”，是因為他曾在南京政府供事，知道孫中山“除空言邀譽外，直是無一政策”，黃、宋就更不值得一提了。應在“冬電”中說，購得“劣史”者向“馬姓”索要30萬元，實際上就是暗示趙秉鈞，需要花30萬元才能得到“孫黃宋劣史”等。然而，從後來情況看，政府並沒有收到這些材料，事實上也根本沒有這些材料。應夔丞說“擬從橫濱發行”，其實是因為他心裏知道，根本沒有“劣史”可以購回國內，說“擬從橫濱發行”不過是要掩人耳目。正因為是虛構的，所以我們將會看到，洪、應合作的這篇“激烈文章”，不久以後就無法寫下去了。
在洪、應的構陷計劃中，還有一點須格外注意，即該計劃的詆毀對象雖然包括孫、黃、宋三人，但很顯然，孫、黃隻是陪襯，宋教仁才是主要目標。這是因為，同盟會於1912年8月改組為國民黨主要是在宋教仁積極努力下完成的，其後孫中山以主要精力從事於“社會事業”，黃興亦一度擔任湖北鐵路督辦。唯有宋教仁仍以主要精力從事政治運動，大力宣講其政黨內閣主張，並為國會選舉奔走呼號，輿論至有“在革命時代，宋實不如孫、黃，而在政黨時代，雖孫、黃實不如宋也”之說。[90]應夔丞特別告訴趙秉鈞“民黨忽主舉宋任總理”，其用心之險惡暴露無遺。在應夔丞看來，宋教仁是趙秉鈞保住總理位置的最大威脅，因此他不惜虛構事實，特別提出此點，欲以此來激刺趙秉鈞。當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導致宋教仁成為應、洪陷害的主要目標，即宋教仁於1913年1月下旬到達武漢後，欲行“以黎製袁”之計，一度與黃興極力運動黎元洪出選正式大總統，而由國民黨人出任總理，掌握實權。但黎元洪最終拒絕，並將內情“和盤托出，盡情以電告袁總統，並自陳述衷情，甚不欲為總統”，導致宋教仁的計劃失敗。[91]“冬電”所謂“孫、黃、黎、宋運動極烈”，部分含義似即指此，而所謂“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雲雲，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樣，宋教仁此時已經被洪、應視為“出頭鳥”，其後來成為被刺目標，實在此構陷計劃當中已露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