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冬電”，至公《刺宋案證據之研究》曾有一解釋，謂：
此電乃洪、應勾結，謀挾製宋黨，乃覓種種證據，其意蓋欲獻媚政府，為索款地步，以實行敲詐伎倆耳。臨時政府成立以來，袁氏曲意敷衍民黨，不獨袁、黎沆瀣一氣，無民黨可言，即彼孫、黃、宋諸人，政府亦復供應不暇。若使意見差池，亦豈必藉欺騙證據，始能控馭。此電在法律上、事實上皆為洪、應二人自動之意思，不能指為政府之發動也。[92]
這種解釋的第一層意思與“冬電”內容是相符的，第二層意思則意在為政府辯護，認為政府沒有構陷“孫黃宋”的動機，洪、應所謀劃“不能指為政府之發動”。然而，洪、應所謀劃能否“指為政府之發動”，還要看政府接到“冬電”後是何態度，倘若政府不許洪、應幹此勾當，則政府自然不能被視為發動者；倘若政府同意並催促洪、應實施計劃，則政府當然就成為事實上的發動者。這一點將在後麵討論。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2月1日、2日洪述祖致應夔丞函中“大題目”“激烈文章”“要緊文章”等語，當時及後來尚有多種解釋，但均不著邊際，不能成立。如《民立報》按語：“‘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雲雲，可知其謀殺之事，蓄心久已。”[93]《國民月刊》按語：“做一篇‘激烈文章’者，蓋謀殺偉人之初意也。鬼蜮伎倆，暗殺行為，已流露於茲矣。”[94]此二說皆失之主觀武斷。《中華民報》按語：“雲‘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雲雲，則可知其必為謀殺之舉。”[95]同樣係武斷之言。又說：“‘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即謀殺之意已示知於應犯之謂。”[96]則張冠李戴，將洪在趙前將“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誤為洪將“要緊文章”向應“略露一句”。近人陶菊隱、方祖燊、何澤福等也錯解其意為殺宋。如陶認為，“洪屢次打電報催應‘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動手的隱語”。[97]方認為，“‘激烈文章’，謂暗殺宋教仁”，“‘已略露一句’，洪謂已向袁、趙微露其暗殺計劃”。[98]何認為，“所謂‘緊要文章’，‘激烈舉動’，即指暗殺之事，這是袁世凱正式暗示要殺害宋教仁的開端”。[99]此外，袁世凱方麵之《大自由報》所登“冷眼先生”《宋案證據姑記錄》，在2月1日函後有按語道：“右證實洪要應之始，語內尚無一定主張，並未定將謀誰氏者。”[100]而事實是，洪、應早已密謀妥當，傾陷對象也早已確定。《時事新報》所登“超然百姓姚之鶴”文則雲：“按所謂‘大題目’者，不知何所指，周內派確指為必係謀殺之舉，愚雖不敢絕對贊成其說（蓋當時尚有別種謠言，安知非此輩所為），然此等宵小聚謀，何所不至，其必非正當行為，固可必也。惟未得確實憑證，不便硬坐耳。”[101]顯然也是貌似謹慎，實則不明就裏之談。
最有意思的是，刺宋案發生後，趙秉鈞發表自辯“勘電”，謂“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之語，係洪述祖“藉解散歡迎國會以恐嚇政府”，而“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之語，則為洪“以解散該團自任，以便其私圖。是時正滬上歡迎國會團發起之初，馬跡蛛絲，尚堪尋索。”[102]前句解釋尚有些許道理，因為洪、應二人所設計的“激烈文章”確有以危詞聳動政府之意，但“勘電”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樣的“激烈文章”恐嚇政府。後句雲洪“以解散該團自任，以便其私圖”雲雲，則掩蓋了解散歡迎國會團實由政府主導的事實，政府若不打算解散該團，又怎會派洪為特使南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大歷史學係所藏宋案密檔中，有一份《宋案證據政府逐條辨明書底稿》，[103]其中寫道：
方是團之發生，曾以團中名單及《宣言書》徑致國務院。是時政府莫名其妙，而鹹以該團影響統一甚大，聽之不可，幹涉之又有不能，而應、洪輩乃時以解散之責自任。而不知是團之發生，乃正應、洪輩所發生，欲陽以恫嚇政府，而陰則假以訛詐錢財也。政府不察，墮其術中，亦已傎矣。觀電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價值”及密電“索一數目”等語，即指《歡迎國會團宣言書》也。其假術售奸之情狀，已不必燃犀而可睹矣。[104]
當時報紙亦有將“激烈文章”解釋為《歡迎國會團宣言書》者，認為是洪、應合演的雙簧。如《時事新報》稱：“該團與應通氣，洪亦知之，故洪與應電謂須有‘激烈文章’，乃能索價，按其月日，正《歡迎團宣言書》發表前後之時也。”[105]《新紀元報》則謂：“上海歡迎國會團於二月中旬發表宣言書，應實陰與通謀，外麵故猖狂論，以警政府，裏麵令洪以調停為名，向政府索錢。所謂‘激烈文章’，所謂‘價值’，及所書月日合之，當時情狀絲毫不爽。”又雲：“所謂‘要緊文章’，即指歡迎國會團事，所謂‘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舉動’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歡迎國會團必有激烈舉動，不可不防，於是而下麵索款之言可以牽入。前後針鋒，遙遙相對，閱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實是，《歡迎國會團宣言書》早在1913年1月1日該團宣告成立時便已發表，而北大歷史學係所藏袁氏密檔中之《歡迎國會團第一次宣言書並駁書》又告訴我們，政府對於該團來歷其實是清楚的，因該宣言書後明明寫著發起人為何海鳴、尹仲材、李元箸、張漢英、江鎮三等，與應、洪並無關係。[107]政府辨明書卻說接到宣言書“莫名奇妙”，並說該團之發生“乃正應、洪輩所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書，可見政府一方麵故意隱瞞解散國會團之真相，另一方麵採取移花接木辦法，將構陷“孫黃宋”之“激烈文章”與《歡迎國會團宣言書》混為一談，並將構陷“孫黃宋”的責任完全推到洪、應身上。
此電乃洪、應勾結，謀挾製宋黨，乃覓種種證據，其意蓋欲獻媚政府，為索款地步，以實行敲詐伎倆耳。臨時政府成立以來，袁氏曲意敷衍民黨，不獨袁、黎沆瀣一氣，無民黨可言，即彼孫、黃、宋諸人，政府亦復供應不暇。若使意見差池，亦豈必藉欺騙證據，始能控馭。此電在法律上、事實上皆為洪、應二人自動之意思，不能指為政府之發動也。[92]
這種解釋的第一層意思與“冬電”內容是相符的，第二層意思則意在為政府辯護，認為政府沒有構陷“孫黃宋”的動機，洪、應所謀劃“不能指為政府之發動”。然而，洪、應所謀劃能否“指為政府之發動”，還要看政府接到“冬電”後是何態度，倘若政府不許洪、應幹此勾當，則政府自然不能被視為發動者；倘若政府同意並催促洪、應實施計劃，則政府當然就成為事實上的發動者。這一點將在後麵討論。
需要說明的是，關於2月1日、2日洪述祖致應夔丞函中“大題目”“激烈文章”“要緊文章”等語，當時及後來尚有多種解釋，但均不著邊際，不能成立。如《民立報》按語：“‘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雲雲，可知其謀殺之事，蓄心久已。”[93]《國民月刊》按語：“做一篇‘激烈文章’者，蓋謀殺偉人之初意也。鬼蜮伎倆，暗殺行為，已流露於茲矣。”[94]此二說皆失之主觀武斷。《中華民報》按語：“雲‘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雲雲，則可知其必為謀殺之舉。”[95]同樣係武斷之言。又說：“‘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即謀殺之意已示知於應犯之謂。”[96]則張冠李戴，將洪在趙前將“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誤為洪將“要緊文章”向應“略露一句”。近人陶菊隱、方祖燊、何澤福等也錯解其意為殺宋。如陶認為，“洪屢次打電報催應‘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動手的隱語”。[97]方認為，“‘激烈文章’，謂暗殺宋教仁”，“‘已略露一句’，洪謂已向袁、趙微露其暗殺計劃”。[98]何認為，“所謂‘緊要文章’，‘激烈舉動’，即指暗殺之事，這是袁世凱正式暗示要殺害宋教仁的開端”。[99]此外，袁世凱方麵之《大自由報》所登“冷眼先生”《宋案證據姑記錄》，在2月1日函後有按語道：“右證實洪要應之始，語內尚無一定主張，並未定將謀誰氏者。”[100]而事實是，洪、應早已密謀妥當，傾陷對象也早已確定。《時事新報》所登“超然百姓姚之鶴”文則雲：“按所謂‘大題目’者，不知何所指，周內派確指為必係謀殺之舉，愚雖不敢絕對贊成其說（蓋當時尚有別種謠言，安知非此輩所為），然此等宵小聚謀，何所不至，其必非正當行為，固可必也。惟未得確實憑證，不便硬坐耳。”[101]顯然也是貌似謹慎，實則不明就裏之談。
最有意思的是，刺宋案發生後，趙秉鈞發表自辯“勘電”，謂“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之語，係洪述祖“藉解散歡迎國會以恐嚇政府”，而“須於題前逕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之語，則為洪“以解散該團自任，以便其私圖。是時正滬上歡迎國會團發起之初，馬跡蛛絲，尚堪尋索。”[102]前句解釋尚有些許道理，因為洪、應二人所設計的“激烈文章”確有以危詞聳動政府之意，但“勘電”故意不提洪述祖以怎樣的“激烈文章”恐嚇政府。後句雲洪“以解散該團自任，以便其私圖”雲雲，則掩蓋了解散歡迎國會團實由政府主導的事實，政府若不打算解散該團，又怎會派洪為特使南下？更有意思的是，在北大歷史學係所藏宋案密檔中，有一份《宋案證據政府逐條辨明書底稿》，[103]其中寫道：
方是團之發生，曾以團中名單及《宣言書》徑致國務院。是時政府莫名其妙，而鹹以該團影響統一甚大，聽之不可，幹涉之又有不能，而應、洪輩乃時以解散之責自任。而不知是團之發生，乃正應、洪輩所發生，欲陽以恫嚇政府，而陰則假以訛詐錢財也。政府不察，墮其術中，亦已傎矣。觀電文中做“激烈文章”“方有價值”及密電“索一數目”等語，即指《歡迎國會團宣言書》也。其假術售奸之情狀，已不必燃犀而可睹矣。[104]
當時報紙亦有將“激烈文章”解釋為《歡迎國會團宣言書》者，認為是洪、應合演的雙簧。如《時事新報》稱：“該團與應通氣，洪亦知之，故洪與應電謂須有‘激烈文章’，乃能索價，按其月日，正《歡迎團宣言書》發表前後之時也。”[105]《新紀元報》則謂：“上海歡迎國會團於二月中旬發表宣言書，應實陰與通謀，外麵故猖狂論，以警政府，裏麵令洪以調停為名，向政府索錢。所謂‘激烈文章’，所謂‘價值’，及所書月日合之，當時情狀絲毫不爽。”又雲：“所謂‘要緊文章’，即指歡迎國會團事，所謂‘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舉動’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歡迎國會團必有激烈舉動，不可不防，於是而下麵索款之言可以牽入。前後針鋒，遙遙相對，閱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實是，《歡迎國會團宣言書》早在1913年1月1日該團宣告成立時便已發表，而北大歷史學係所藏袁氏密檔中之《歡迎國會團第一次宣言書並駁書》又告訴我們，政府對於該團來歷其實是清楚的，因該宣言書後明明寫著發起人為何海鳴、尹仲材、李元箸、張漢英、江鎮三等，與應、洪並無關係。[107]政府辨明書卻說接到宣言書“莫名奇妙”，並說該團之發生“乃正應、洪輩所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書，可見政府一方麵故意隱瞞解散國會團之真相，另一方麵採取移花接木辦法，將構陷“孫黃宋”之“激烈文章”與《歡迎國會團宣言書》混為一談，並將構陷“孫黃宋”的責任完全推到洪、應身上。